從戰略與作戰層次檢視中共海軍實力
Beyond Hardware and Technology: The Intangibles of China’s Naval Power
作者：庫拉納(Gurpreet S. Khurana) 印度海軍上校、譯者：劉宗翰少校
取材自2017年6月海軍主義(The Navalist)網站，本文已獲原作者授權翻譯，
參考網址：http://thenavalist.com
壹、前言
在過去二十年間，世人已目睹中共海軍驚人的成長能力。中共崛起成為全球強權已增強其政軍自信，勢力範圍更擴及至遠洋地區。接下來，導致區域軍力平衡的轉變，亞太區域興起一股不安全感，並擴散到更廣泛的印太地區。這種現象伴隨而來的是全球戰略家、學術人員及政策制定者莫不關注中共在印太及其他地區的海上兵力投射成長潛力。
關於此點，許多分析家到目前為止都著重根據中共海軍現有軍力與兵力投射層面，以及相關硬體進展與技術進程，進行軍力平衡檢視；雖然不是大部分，而是某些特定人士關注在西太平洋區域所發生的衝突。無可否認地，檢視這些實體因素能提供攸關中共海軍潛在軍力的重要指標。然而，軍事能力並非僅考慮硬體與技術面而已。
意圖、目標及戰略，傳統、作戰經驗及軍種協同，以及演訓、維保觀念的趨勢等，都是評估中共海軍的無形因素，也將決定中共海軍作戰實力中成為要角。最根本無形的特徵是「準則」：一整套信念與原則可窺見於三個層面：軍事戰略，作戰(戰區/戰役層級)及戰術，而這些無形因素也支配著所有海上軍力。鑑此，本文從軍事戰略、作戰等兩個層面來檢視中共海軍的無形軍力。
貳、軍事戰略層面
一、海軍準則的轉型
中共海軍準則是一套國家海軍信念與思想，說明海軍部隊將維護攸關海上領域的國家利益與目標，主要在於捍衛國家安全層面的軍事與非軍事威脅但也還有其他的目的。此等準則通常歷經相對長時間的演進，同時經過反覆論證並根據週延的國家戰略基礎衍生而來。但是以中共為例，傳統上是一個陸權國，所以其海軍準則向來是有些變形的。在當代史上，中共海軍在短時期內就發生前所未見的變化。
在這個過程中，中共向來透明化不足，使外界對其軍事準則難以有更深入的瞭解。不過，如果吾人追尋其準則發展軌跡及主要面向，可清楚發現兩個特點。首先，為了對抗侵犯主權的潛在敵人，中共對敵情威脅特別敏感，也迫使中共在軍事準則發展上難以駛入「快車道」，尤其是海軍準則。其次，中共海軍準則的形成，明顯是受到要獲取與美國並駕的G2強權象徵地位影響，也受到西方海上強權的競爭感趨使，意在振奮中共自卑感情結、甚至是充滿復仇心理。由於中共海軍在戰略層面演進的本質是迅速的，其準則在傳統概念上並無法被視為是「成熟的」，癥結點主要在於發展的速度。自1980年代以來，中共海軍準則發展的軌跡就清楚凸顯此一現象。
二、1980年代
在1980年代中期前，美國與蘇聯視對方是真正的潛在敵人。於此同時，憑藉廣大領土與人口數量之優勢，中共的「人民戰爭」準則尋求「戰略縱深」。到了1980年代中期，由於冷戰的核子僵局與諸如1982年的福克蘭群島戰爭衝突，中共意識到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不高；鑑此，重新定位其軍事準則，從「人民戰爭」轉變成打一場傳統「局部與有限戰爭」。這導致海軍準則從靜態的「近岸防禦」轉變成「積極近海防禦」。「積極防禦」乙詞汲取自中共在作戰與戰術層級的最新攻勢行動軍事準則，同時保持在戰略層級的守勢姿態。在運用層面的解釋上，「積極防禦」必須要排除中共周邊以外的威脅，也轉化成戰略縱深以外的需求，而不只是誘敵深入主權領土而已。「縱深」的衡量並未被審慎界定，原因在於中共想要逐漸強化縱深的定義，在配合其軍事能力的同時，希冀逐漸能影響更遠距離的作戰行動。同樣在海軍的用語上，「近海」也是動態可調整的。
三、1990年代
在1990年代初期，由於蘇聯解體進一步降低重大戰爭的可能性，而使中共在軍事準則轉而針對有限戰爭。然而，對比美國的第一次波灣戰爭，更凸顯出中共在作戰技術上的孱弱。據此，在1993年北京當局公布名為《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的國家軍事戰略，內容強調裝備發展與獲得，制度與組織改革等軍事現代化，並提出「在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的概念。(後來在2004年，此概念修正為「打贏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
中共於是在技術上進行強化，在1990年代的初期，中共海軍開始進行國內自製的第二代船艦建造，在數量上呈現遠超過蘇聯時期所製造的船艦(在1980年代以前建造)，但這些船艦配備落後的武器系統且時常發生機械故障。值得注意之處，就是中共自製新一代商級核子攻擊潛艦。
不過，中共的軍事準則仍然在陸海空各領域出現過時情況。就在1996年臺海危機之後，中共開始認清楚事實，該危機事件成為中共更新準則的重要關鍵點，尤其是在確保海上邊界安全方面。1999年中共頒布了新的機密戰役指導文件，稱為《聯合戰役綱要》，同時還頒發屬於各個軍種的戰鬥條令，以突顯各軍種的作戰構想。
於此同時，中共加速其海軍船艦平臺的技術升級。到了1990年代末期，中共開始建造模組化設計的第三代海軍船艦，諸如旅海級驅逐艦與江衛級護衛艦，而這些軍艦的研發是以1990年代早期第二代船艦為基礎，當時船艦具有許多建造上的缺點與設計瑕疵。因此在1999年，中共海軍也開始引進俄羅斯的現代級驅逐艦，以及具有潛射能力的宋級自主攻擊潛艦。
四、2000年代
在2000年代初期，中共已經累積相當自信成為世界主要強權，同時也瞭解海權的重要性在於能維持地位長久不墜。在一份文獻中寫到：直到十七世紀，全球經濟都是由陸權國所掌控。其後，隨著海上貿易逐漸取代以陸上為主的經濟，世界經濟的所在地逐漸轉向西方，促成歐洲的繁榮，接著是美洲。例如西班牙、荷蘭及英國，以及後來的美國掌握了海權，便逐漸興盛且成為全球的霸權國家。儘管中共擁有先天的經濟實力，但是海上事件的影響是其弱點也是主要困境，且並未隨著時間而克服此一難題。不過，時至今日，中共崛起已經引起全球的目光聚焦於亞洲，為了從事經濟互動往來，中共將需要持續發展與海上實力相關的作為。
不久之後，中共的政治領導階層開始進行精神動員，藉由喚醒長期遭人遺忘，曾在十五世紀鄭和所代表的航海傳統，驅使年輕人建立中國式海權。這導致中共海軍準則的重大轉型。在2004年，中共中央軍委會頒布修訂版的《軍事戰略方針》。當時強調中共戰略仍是在於西太平洋的傳統軍事安全，而且未來也是如此，並開始發展「藍水海軍」的實力，俾維護其不斷擴張的經濟利益。如同上述同一份文獻中提及：「誠然，對比於向陸上事件施展影響力，發展有效的海權並不是件易事。這需要逐漸突破第一島鏈的範圍，以開創中共的戰略縱深，不過這種作為將引起美國及其他沿岸不友善國家的軍事反對」。
擁有一支有效的藍水海軍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任務，尤其對傳統上是陸權的中共而言更是如此，主要有下列兩項原因：
第一，對於遠距離兵力投射，包含投射軟實力以擴展國家影響力，以及之後的實際兵力投射，也就是當需要維護其重大海外利益之際。
第二，為了提升戰略縱深。這是國家領土安全最立即迫切需求，就長遠來看，對於確保中共重大海上與海外利益而言，至關重要。
中共於是開始採取一致的措施以強化其海軍實力，甚至還將中共海軍命名為「戰略軍種」。在2003至2004年，中共海軍開始擔任較高決策的角色，諸如張定發上將(連同其相同位階的空軍與二砲部隊指揮官)首度成為中央軍委會的成員。大約於此同時，中共開始改造其海警，以更有利管理其廣大的海上領土主張，並派遣海軍兵力進行遠海任務。在2000年代中期，中共海軍開始引進遠洋船艦，諸如052B/C型驅逐艦與054型護衛艦，以及元級潛艦，於此同時，中共的「珍珠鏈」地緣戰略意圖，也顯露在印度洋區域。然而，在這段期間並沒有確切證據顯示中共將在印度洋區域發展海外軍事基地。在2008年12月，中共海軍在亞丁灣進行反海盜任務，這是其首度進軍印度洋，並可以推斷這是中共將在印度洋區域進行永久駐軍的前兆。
五、2010年代
在2010年代，中共藍水海軍作為已變得愈來愈明顯，包含確保在西太平洋以外的海外利益。例如，在2010年，中共海軍開始進行年度人道援助任務，安慰級(AH866)和平方舟醫療船(岱山島號)於2010年派遣至南亞、2011年至拉丁美洲、2013年至非洲。在2011年，中共從利比亞撤離大約3萬6,000名國民，主要是經由海路，同時也派遣戰艦隨行。2014年2月，中共海軍進行前所未見的軍力展示，當船艦航行通過巽他海峽時，還在澳洲的聖誕島外海進行海上軍演，並經由龍目海峽返回南海。往後幾年，在相同地方也都進行類似的兩場盛大演習。
習近平於2013年推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願景，強化了中共海軍所提倡的「軍隊追隨貿易」(flag follows trade)。據此，2015年5月出版的《中國的軍事戰略》國防白皮書，是中共首度以官方方式闡述軍事戰略，內文首度指出中共海軍的任務在於「公海防護」。這凸顯中共海軍從「近海防禦」向「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結合」轉型，俾確保中共的遠洋利益。毫無疑問地，這些利益中最重要的是中共橫跨印度洋的能源「生命線」，這形成了其「戰略弱點」，深怕遭美國或印度封鎖。所以保護海上交通線是中共海軍在印度洋任務中最重要的項目之一，同時強化中共在印度洋長久兵力駐留的遠航能力。
六、準則的雙重性：海上拒止與制海
中共海軍普遍奉行的軍事戰略為「積極近海防禦並結合遠海護衛」，已迫使將自身塑造出能同時執行海上拒止與海上控制，這種兩邊都要適用的方式，也就弱化了其海軍準則。中共主要戰略倡議是建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縱深，以對抗潛在敵人，而中共的對手持續在科技領域大幅領先，且美軍的軍事科技實力曾在1990年代證實遠遠領先各國。在海上軍事領域，這種倡議轉化成適合己身的「海上拒止」概念(不對稱整體戰略的一環)，該概念持續為中共海軍準則的主要途徑。誠如中共2015年第九份國防白皮書《中國的軍事戰略》指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然而，自1980年代初期以來，中共海軍一直致力於發展「制海」(sea control)概念，意圖發展航空母艦。中共許多文獻皆明顯提及此一議題，美國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上將及其「制海權」(command of the sea)的這種概念，著實影響中共所作所為。在1985年，澳洲的墨爾本號航空母艦被當成廢鐵賣給中國大陸，而中共當時欲以此方式檢視其航艦設計圖。當時這個購買案是由中共海軍所提出，但是並沒有獲得太多政治階層的支持。在經過20年的時間，中共內部反覆檢討，政治階層官員在2000年代中期決定支持航艦海軍，俾符合中共崛起的真正「強權」地位。後續一直進展到當前遼寧號航艦的成軍，成為中共首艘航艦，接下來還將建造後續的航艦。
不過，由於中共的地緣戰略設定，所以中共航艦取向、制海型的準則難以適用於戰略與作戰領域。一艘航空母艦在中共領海周邊航行時，將形成一個重大弱點目標，還會遭受到周邊國家空軍基地的鎖定。中共航艦也需要其他船艦的護衛，以對抗美、日、韓及越南，甚或是澳洲與印度等國家，渠等先進潛艦所構成的迅速增長威脅。一艘航艦將更容易受到水面下的威脅，試想西太平洋水域適合潛艦作戰，原因在於其相對深度不高，混合溫度梯度及鹽分等因素。不斷攀升的潛艦威脅對中共航艦遂行反潛戰而言，是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更何況中共海軍一直都尚未具備有效的反潛作戰能力。操作一艘航艦也需要提升防護力及增加後勤的可用資源，可是卻不一定能擁有同等的作戰優勢。再者，擁有一艘航艦雖然在軍事能力上象徵更上一層樓，但也逐漸引起中共周邊鄰國的擔憂，這對中共想要擴及其區域影響力以符合更廣大的國家戰略目標而言，反而是適得其反。
然而，中共仍致力維持其海上拒止與航艦取向的制海策略，近海地區對中共的國家利益至關重要。即使中共將採用制海以達成其在西太平洋的目標，但還是會審慎地將制海深略運用於陸基戰機上，同時提高在南海諸島的空中駐留能力。中共在南海諸島的填海造陸，對此一準則起了無法估量的作用。
建立航艦特遣部隊的作戰能力將能確保制海，卻也需要相當長的孕育期(數十年)，中共明白這是一個長遠的目標。再者，發展航空母艦對中共在印度洋投射兵力至關重要，更何況中共海軍也持續以馬漢主義建軍備戰。不過，中共在發展航艦取向的制海型準則上是未臻成熟，並在戰略領域上形成矛盾。北京當局無可否認其在西太平洋的立即挑戰對象是美國及其盟邦，須認真以待。因此，除非中共優先挹注資金於航艦發展上，否則幾無可能達到全球兵力投射的願景。中共採取航艦取向的制海，主要是受到象徵主義和競爭因素影響，甚至也包含復仇心態。當象徵主義戰勝實質需求時，將危及理性思考，結果就是在中共戰略規劃層面上產生許多予盾無法解決，海軍兵力的發展也連帶受到影響。
最後，一昧仿效美軍將使中共誤信美軍所釋放出的戰略訊息。例如在2017年1月，美海軍頒布名為《重返制海》(Return to Sea Control)的水面兵力戰略。在表面上，這個標題誤導中共相信美國已經過檢討要來對付它。然而，如果再深究其箇中奧義，美海軍從未真正脫離其制海準則的運用。對任何海軍專家而言，制海對執行各個水面任務以對抗軍事對手，實屬不可或缺且無庸置疑。後冷戰時代，即使美國海軍戰略的重點轉向近岸，但準則上的要義仍然是「制海」，僅從「中洋制海」轉變成「近洋制海」。然而，受到民族主義情感的驅使，中共媒體報導美海軍做了準則上的檢討，並把中共自製遼寧艦的作戰方式拿來做比較。這種趨勢將有可能增加中共在追求制海型準則上做出錯誤決策的機率，終將導致其建立未來海軍準則的希望落空。
參、作戰層次
一、作戰規劃與作戰藝術
孫子兵法是闡述作戰藝術的最古老經典，也是中共的軍事作戰理論，由於共軍理論的發展處於封閉的環境，這也導致中共與他國在根本的軍事準則論述與概念上，產生實質的不同。中國人以不同方式來表示作戰藝術，這對非中國分析家而言，是難以理解的。例如，在中國世界中並沒有適切的文字可直接相對應「準則」(Doctrine)乙詞，反而是許多文獻探討「作戰理論」，並藉由「軍事學」連結到「作戰實踐」。
教義上不同之處的最佳案例，體現在兩種戰略棋盤遊戲上，中國的圍棋與西方的西洋棋，最能解釋中國與西方思想之殊異。在下西洋棋時，藉由單一棋步的遭遇，對弈者旨在將敵人國王「將死」(Checkmate)，指西洋棋的專業術語為目的(作戰重心)。與之相反的圍棋，本質上是包圍遊戲，涉及對廣大網格線的多種戰法，旨在完全包圍棋盤上的廣大區域，而非針對敵人首領。鑑此，中國圍棋以陸上戰役為取向，必須奪取領土，所以與西洋棋不同。另一方面，西洋棋比較趨近於海軍戰役，並非意在佔領海域，除非是在兩棲戰役期間的狀況下，軍事目標則是位於內陸。
此外，中西方的作戰思想在「作戰謀略」上也有細微差別。「謀略」是孫子兵法的基石，也是中國圍棋遊戲的要領，關鍵重點就是在戰役初期，避實擊虛。在中國的作戰思想中，唯有藉由消耗戰，方能在戰事末期達成決定性勝利。反之，在西方世界，如同西洋棋遊戲所示，「謀略」是整個戰役期間的關鍵，尤其是作戰目標通常不會涉及奪取領土。此一不同之處可能源自於中西方歷史文化的差異。然而，西方軍事家已從血跡斑斑的歷史教訓中，習得經驗教訓，企圖避免在所有代價上「耗損」自身兵力，而中共認知到其實力在於武器平臺與人力資源的數量優勢，因為其有能力補充戰損的兵力。
因此，中共作戰理論大都是為了陸上戰役而演化，並利用兵力上的數量優勢。其後，中共藉由仿效主要海軍強國的實務經驗，將之用於海戰的作戰設計。基本上，中共海軍的作戰教則與那些西方海軍國家並無不同。從大方向的觀察而言，這種不同點或許是由下列兩項原因造成：
第一，對中共海軍欲採行西方作戰準則而言，概念與語言的差異向來是一個主要挑戰。對照於他國強權海軍，這已經導致中共海軍作戰藝術處於「發展停滯」階段。
第二，當中共與他國海軍同樣進行管理學上所稱的SWOT分析(優勢、劣勢、機會、威脅)，中共的推論方式通常在實質上不同於西方國家海軍，因此中共海軍需要一個截然不同的途徑。例如，中共的實際科技比不上西太平洋的潛在敵國，導致中共必須運用數量優勢與諸如反艦彈道飛彈、潛艦及飛彈快艇等不對稱戰力。
二、跨軍種功能性整合/聯合
自中共興起成為一個民族國家以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聯合軍種規劃/作戰一直是未實質存在於中共的武裝部隊。這是因為中共以陸權國家之姿自居，而地面作戰為主的思維出現在中共的軍事作戰準則，導致中共陸軍握有掌控權。相形之下，中共海軍與空軍便成為陸軍掌控之下的旁系，不僅是在用語上，而且也包含功能性辭彙。中共陸軍與空軍的功能性整合/聯合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但是其與海軍的協同合作就被認為不必要，原因在於海軍是處於完全不同的領域，因此需要自己處理本身的海上安全議題。為了要在海岸線避開敵人的兩棲突擊，中共在1950年代發展海軍陸戰隊，這進一步減少中共海軍與陸軍的功能性整合需求。
在1990年代中期，中共的戰略方針是「打贏高科技條件下局部戰爭」，當時執行的「戰區概念」是一旦發生戰爭所有的陸、海、空軍部隊將從不同軍區集結成軍，直接受某一軍區所成立總部的指揮與管制，接著便重新組成一個戰區。作戰指揮權的行使由戰區單一的指揮官掌握。然而，回顧當時「戰區概念」存在兩大問題。
第一，在「戰區概念」中並不存在一個永久性組織。在平時，共軍持續與七大軍區的指管組織往來，而各軍區則分別代表中共的七個地理區域。
第二，雖然「戰區概念」確實符合海上衝突之因應，諸如在臺海發生衝突的想定，不過該概念是基於七大軍區，也將重點置於打一場以陸地為主的戰爭。
在1999年，為迎頭趕上西方的國防架構，在美軍1995年版的《聯合作戰後勤保障綱要》公布後，中共也頒布其首部《聯合戰役綱要》。然而，這種作為仍有缺陷。當時中共「聯合」乙詞的原義意味著一致行動，而非真正的聯合或是整合，也就是說兩個或更多的軍種單位在戰術層級共同行動，而不是在作戰層級進行聯合作戰或是整合。在2004年，中共在軍事上提出了「一體化聯合作戰」新詞彙，意在彌補這個缺陷。「一體化聯合作戰」描述了西方防衛兵力是架構於戰區層級的聯合規劃與作戰。此一概念正式整合至中共2009年的《軍事訓練與考核大綱》。從那時候起，中共開始在國防白皮書的內容強調「整合」的概念。即便如此，跨軍種整合一直都是表面上的象徵大於實質意涵，甚至還存在當前共軍所執行的戰術演習上。
在2015年12月，中共以「戰區指揮概念」取代先前的「戰區概念」，也就是以五大戰區取代七大軍區。組織重整凸顯北京當局理解為了要有效進行海上作戰，跨軍種作戰之整合是必然的。據此，中共海軍東海艦隊與南海艦隊分別隸屬於東部戰區與南部戰區。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波組織重整，中共海軍中將袁譽柏出任南部戰區司令員，成為首位非陸軍軍官指揮軍區或戰區的司令官。
不久之後，中共在2016年達成名符其實的聯合國防規劃，進行重大組織調整，從共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分別更名為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政治工作部、後勤保障部、裝備發展部，從屬關係由共軍變為中央軍委，體現「軍委管總」。此波軍事改革造就出下列兩項職能：
第一，新成立的陸軍領導職能機構(陸軍司令部)，位階類似於海軍、空軍司令部及火箭軍部(前身為二砲部隊)。
第二，聯合參謀部負責共軍的整體政策與戰略規劃。
四大總部的名稱走入歷史，所有聯參式的功能全部直接歸中央軍委會掌管，而且先前所未有的個別陸軍司令部也應運而生。
中共2015至2016年的各項作為確實引人注目，這將會使共軍在西太平洋區域的聯戰效能開始轉型。然而，凡此種種作為也需要花費數年時間才能「就定位」，達成所望之目標。此外，重大的挑戰也將接踵而來，尤其是關於中共海軍在海上衝突的作戰效能。
首先，雖然共軍致力於整合，但是中共陸軍在歷史上向來是掌管其他軍種，這也將使這種聯合作為的工作更為困難。某些共軍軍官仍存在「大步兵主義」總管其他軍種的思維，這也影響聯合作戰與訓練的發展。
其次，在2017年3月，中共宣布要擴大海軍陸戰隊的規模，從現有的2萬名員額增加為10萬名兵力。北京當局認為此一兵力提升，對提供海軍整合的前進部署、海外快速反應能力等至關重要，諸如目前的非洲吉布地與巴基斯坦瓜達爾港。重要的是，這意味著中共意在模仿主要西方國家的兵力規劃。然而，擴大海陸部隊的規模，將削弱中共海軍與其他武裝部隊整合的動機與作為，更無法提升軍種間的協同，俾因應西太平洋的戰役。
三、海軍作戰後勤
過去數年來，由於缺乏跨軍種的功能性整合，已經大幅影響中共海軍在西太平洋區域的聯合作戰後勤。直到最近，海上後勤對中共海軍執行任務而言，仍然存在空窗期，這可歸納為以下三個主要原因：
第一，中共海軍向來被迫要維持高度的「作戰/後勤兵力比」(teeth-to-tail)，並藉由反干預戰略(anti-intervention strategy)，以對抗在西太平洋區域軍力更強大的敵人。這導致強調作戰艦船的發展，同時也多少影響了後勤支援。
第二，中共海軍傳統上的艦上後勤概念，主要是提供燃料、食物及水。不過對於海軍部隊在海外維持長時間的駐留，這其實是未臻完善的，而且還有必要提供技術，以及諸如備用零件、武器彈藥等其他支援。
第三，中共海軍艦艇士兵向來缺乏長時間海外部署的經驗，這也影響在部署期間該如何定期維持輪機與裝備運作的專業能力。
2008年12月，中共開始在亞丁灣執行反海盜任務，這段期間凸顯中共海軍在海上後勤的空窗期。最迫切的問題在於後勤船艦的低妥善率。直到2011年中，由於老舊的後勤船艦狀態不佳，中共海軍不得不派遣兩艘最新的後勤船艦微山湖號與千島湖號補給艦以接替後續任務，更由於補給艦的任務頻繁，導致裝備與人員都受到相當大的壓力。
然而，在很短的時間內，中共海軍就對亞丁灣的作戰後勤進行轉型。同樣是在2011年年中，微山湖號與千島湖號補給艦所受的壓力也由新一批的後勤船艦來共同分擔，首先是青海湖號，接著是太湖號與巢湖號補給艦。到了2014年年底，中共海軍已經能隨心所欲地運用後來成軍的7艘後勤船艦。
在中共的傳統概念中，其仰賴諸如像「中國海洋海運集團有限公司」的國營企業，以提供支持海軍在遭過危險時所需要的遠距離作業，例如像是後勤支援與戰略性海運。在2015年，北京頒布了一系列的新方針，俾利所有商規船隻能符合轉為作戰艦的標準。在亞丁灣的任務中，中共曾考慮派遣這些船隻以提供後勤支援。然而，北京有可能是瞭解高度專業化的本質與海上作戰後勤的要求，所以就放棄了這個選項。此外，若賦予這些船隻任務，將會影響她們的主要商業用途，倒頭來還會影響中共的經濟，而中共海軍當前存在之目的，就是要支持「各項經濟活動」，而不是要犧牲經濟來成就海軍。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2015年的《中國的軍事戰略》國防白皮書中強調，要藉由「戰略預置」，來「維持」海軍船艦的前進部署。這意味著中共可能會在海外尋找可用之設施，或是在印度洋沿岸國家建立完整的軍事基地，甚至是採用美軍「海上基地」的概念。而據消息指出，為了發展該概念，中共有可能建造大型「機動登陸船艦」，類似於美國遠征軍所使用的船艦載臺。對於中共意圖在印度洋及以外地區進行遠距離兵力投射，這些趨勢都是後續重要觀察指標。
肆、譯後語
中共海軍自建軍以來，其海上戰略歷經三個時期的演變：「近岸防禦」、「近海防禦」、「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結合」，而海上戰略演變無非是為了要維護國家生存與利益、推行國家政策、建立戰略嚇阻。一如美國海軍戰略學者馬漢所言，一國的偉大在於能否控制海洋，海軍的目標除了打勝仗，也在於和平時期保護貿易航線，控制交通咽喉。而馬漢的海權理論也影響中共海軍的發展。
始於2002年的「珍珠鏈戰略」、2008年的亞丁灣護航、2012年成軍的遼寧號航艦等作為，都是海上戰略的一環。然而，中共海軍軍力拓展至海外，到底是威脅？還是世界的契機？若從利益的角度而言，當中共海軍戰略布局危及到他國的海洋利益時，威脅論就免不了甚囂塵上。若從合作共贏的角度而言，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肯為世界做出貢獻，其他國家也相對受益。只不過這兩種立場的爭論依舊不會停歇。
由於所處的國內外環境不斷改變，中共也調整了傳統陸權國的心態，並對周邊的海上主權維護日益強勢，不管是東海的釣魚臺爭端，還是在南海諸島的議題上，可說是態度強硬、寸步不讓，甚至還將這些界定為中共的「核心利益」。中共認為唯有強大的海上力量，才能有效捍衛海上主權，而且在2012年中共海軍就已確立在周邊海域進行常態化戰備巡邏機制。隨著「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提出，在維護海路經貿方面，中共海軍的角色只會愈來愈重要。
近幾年來，中共雖然在造艦上被形容為「下水餃」，新式艦船不斷成軍。但是與其相對應的人員訓練、戰艦編隊、新舊裝備換裝、聯合作戰及後勤補保等，都需要從漫長的實踐過程中，不斷累積經驗，修正不足之處。然而，中共海軍最大致命傷，仍舊是缺乏實戰經驗。儘管有上述的問題，但實情是中共海軍的觸角已擴及至遠洋地區，而且逐漸常態化，例如中共截至2017年為止，已經在亞丁灣派出第26批的護航編隊；首座的吉布地海外軍事基地已於2017年7月落成，成為中共正式的海外補給點；又例如2015年「中」俄首次在地中海進行聯合演習等。
相信由習近平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同時，也加入了「海洋強國」的夢想，而這個夢想並非不切實際，只是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後續發展仍待時間來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