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觀點中的存在艦隊概念
作者：哈頓道夫(John B. Hattendorf)
譯者：袁仲一、翟文中
資料來源：John. B. Hattendorf,”Fleet in Being”,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Winter 2014,Vol.67,pp.43-61.
提 要：
一、存在艦隊概念由來已久，這個名詞由於定義含糊不清，加上長期以來無人對其進行深入研究，致使海軍歷史學家與戰略學者往往以不同的含意來運用這個名詞。
二、存在艦隊係劣勢海軍對抗優勢海軍的一種手段，柯白認為海軍艦隊採取防禦態勢時，運用存在艦隊概念係爭奪制海權的一種正當手段，美國戰略學者羅辛斯基認同柯白這種論點。
三、馬漢認為存在艦隊及其嚇阻效應經常被過度地誇大，他認為當年英國能阻止法國的入侵，不是存在艦隊概念運用成功，而是法國將領的軟弱與不作為所致，或是因為法國運輸工具尚未備便。
四、海軍歷史經驗顯示，存在艦隊是在處理特定情形使用的一種高風險戰略，其僅可使用在資源受限且威脅分布在不同地理區域的條件下，而能將其擴展成一般性戰略適用於各種不同情況。
關鍵詞：
壹、前言
存在艦隊(fleet in being)係一個經常令人感到困擾的名詞，海軍歷史學家與戰略家往往以不同的含意來使用這個名詞。存在艦隊一詞最早出現在1690年的俾赤岬(Beachy Head)海戰，這是九年戰爭(Nine Years’War)期間的一次海軍戰鬥。當時英國海軍上將賀伯特(Arthur Herbert；即托林頓伯爵)即使用存在艦隊一詞，為其拒不迎戰法國艦隊的行動進行開脫。後世評論者指出，在90年後的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由於當時皇家海軍處於類似之劣勢，因此若干英國海軍軍官持有相同想法，這使得存在艦隊的概念進一步地擴展。為了謹慎探討這個議題，我們有必要對兩個不同領域進行考量。首先，係海軍戰略思維中有關存在艦隊概念的發展；其次，為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於英國皇家海軍內種種應運而生的概念。
貳、海軍歷史上的存在艦隊概念
做為一個戰略性概念，存在艦隊成為海軍戰略家討論的焦點發生於1891年，這歸因當年柯隆布中將(Philip Colomb)出版了《海軍作戰》(Naval Warfare)一書。在這本著作中，柯隆布提出這個說法最早源起於海軍上將托林頓伯爵在英國國會的演說中，他以存在艦隊做為解釋其在俾赤岬戰鬥中採取相關行動所依據的理由。在1690年6月30日至7月10日那次戰鬥中，托維爾伯爵(Comte de Tourville)以75艘戰列艦組成的法國艦隊，擊敗了由托林頓指揮下總數56艘軍艦的英、荷聯合艦隊。當托林頓被傳喚至國會，對這次戰敗做出說明時，據說他曾宣稱道：「依往常經驗，多數人皆憂心法國將會入侵英國，但是我卻一直持有另一種看法，大院在座的幾位議員可以為證，因為我向來皆認為，祇要英國艦隊存在，法國人就不敢做此嘗試」。
有關引用存在艦隊這個名詞存在著若干真實性問題，因為此一用語並未出現在托林頓演說當時的手稿紀錄中：它所以為人周知，僅因一本聲稱為演說內容而未具名的小冊子，其係在1710年出版，距事件發生時間已有20年之久。出版商在這本小冊子的序言寫道：「下面演講內容為余無意中所得，欣喜於其中內容所涉之歷史公案；亟思若公諸於世，必可令讀者諸君欣喜莫名」。儘管如此，這些話或許足以使一個心存懷疑的歷史學家認為其中帶有虛構的色彩。姑且不論托林頓1690年是否用過這個名詞，但從那時開始它的確地成為一個人們沿用至今已有300餘年的名詞。
在海軍戰略學家中，柯隆布是英語系世界裡，首個提出將存在艦隊概念視為一般性戰略原則的人，而他的觀點也在如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與柯白(Sir Julian Corbett)等著名戰略作家之間，發展成一種在此問題上不同的意見或辯論。在這之後的海軍戰略作者，諸如李奇蒙(Herbert Richmond)、卡斯特(Raoul Castex)、羅辛斯基(Herbert Rosinski)與提爾(Geoffrey Till)等人，他們也曾對前人的想法進行評論並在其中加入了各自的看法。
柯隆布有鑑於其在1891年所提概念引起的爭議，八年後在其著作修訂第三版中，他試圖澄清自己的觀點：「托林頓伯爵自己對存在艦隊原則的定義，他所持的觀點並不是以絕對劣勢兵力來監視敵艦隊，雖然它是一種劣勢，卻不致於使艦隊在有利情勢出現時，無法對敵實施邀擊，如果真是那樣，那根本就是癱瘓的艦隊」。關於柯隆布早先對俾赤岬戰鬥的看法，人們也提出若干的批評。儘管前述那種令人費解的說法係針對批評並用來說明其觀點，然而他認為這個普遍性原則應該再進一步地擴大解釋：「對於一個挾威而來，乘勝進行海上或沿岸攻擊的敵艦隊來說，一支存在艦隊即使其力不足恃、居於劣勢，且隔絕於泰晤士河沙壩之後，它仍然可成為一種足以癱瘓敵艦隊行動的監視力量」。柯隆布在同一著作各處不斷陳述這個概念，他指出：「就海軍作戰而言，一支存在艦隊相當於陸軍作戰中的救援部隊」。也就是說，為了擔負保衛國土之責，一支艦隊能夠並亟願對來犯敵軍進行攻擊。
馬漢在其著作《納爾遜上將傳》一書中，曾對柯隆布的存在艦隊概念進行了嚴厲批判。他在這本書中談到1794年納爾遜於科西嘉島(Corsica)卡爾維(Calvi)進行的登陸行動，馬漢宣稱納爾遜的這次行動顯示出存在艦隊概念的弱點。倘若納爾遜處於圖維爾的位置，馬漢認為他不會將英國的艦隊兵力，當成一個會對登陸起任何嚇阻作用的存在艦隊。
對於馬漢的看法，柯隆布回應認為他誤解了存在艦隊的觀念。他辯解道，在1898年美國與西班牙戰爭期間，馬漢擔任美國戰爭委員會(U.S. War Board)委員一職，他就曾涉及在一件存在艦隊潛在效益運用歷史的極端案例之中。當時，西班牙海軍以塞韋拉(Pascual Cervera)上將所率兵力為存在艦隊，曾一度嚇阻了美軍奪佔古巴聖地牙哥(Santiago de Cuba)的行動。然而，馬漢對這個例子卻隻字未提。他引用了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的一個例子，他指出在雅典遠征敘拉古(Syracuse)期間，敘拉古人將其劣勢艦隊移至塔林頓(Tarentum)的事例。馬漢說：「敘拉古一時的安全說明了存在艦隊的影響力；而其在塔林頓陷落後降服，亦證明了這支存在艦隊能力有限，依定義它是劣勢的」。馬漢感覺「實際上，關於存在艦隊及其嚇阻效用被過份誇大的論點，係假定戰爭能夠且將在無風險狀況下進行」。因此，「能阻止法國入侵英格蘭的不是英荷兩國海軍組成的存在艦隊，而是托維爾本身的軟弱與不作為所致，或是由於法國運輸工具尚未備便」。由於強調普遍性的觀點，馬漢提及「當一個陸上據點無法藉由防禦工事或陸軍部隊提供防衛而祇能以艦隊進行防禦時，這支艦隊將無力集中或自由移動從而對敵人施予強力打擊」。
柯白對存在艦隊持有不同的立場，他認為海軍艦隊採取防禦態勢時，運用存在艦隊概念是爭奪制海權的一種正當手段。他認為由於對存在艦隊一詞形成背景的誤解，加上日後將其侷限於嚇阻一支兩棲登陸部隊的概念上，使這個戰略概念的完整重要性晦暗不明。柯白寫道：「所以，對於一個海洋強國，海軍的防禦手段不過就是保持艦隊的積極活躍地存在－不僅僅是存活而已，而是主動有活力的存在」。根據柯白詮釋，托林頓伯爵的意圖係在採取防禦態勢，並在其將己方分散兵力鞏固前防止敵人獲得任何成果，如此方能在與圖維爾進行艦隊戰鬥中穩操勝算。柯白解釋道：「由托林頓伯爵策劃執行的存在艦隊概念應不致超出下述範圍：在敵人將全般性制海權視為其攻擊目標的重要海域，你可運用艦隊採取防禦態勢，使敵人無法取得制海權，迴避納爾遜所謂的全面戰鬥，並且抓住每一個機會進行反擊」。柯白認為當時批評托林頓伯爵的人，還有那些後來引用這個歷史案例發展戰略原則的人，他們並未真正地明瞭運用存在艦隊在海上以及與敵接戰的意義。
其後的評論家持續討論此一議題，但對涉及的概念性問題並未獲得任何實質進展。卡斯特上將偏向馬漢而非柯白的論點，他認為柯隆布的論點言過其實，而柯白則是一個毫無經驗的老百姓，他無情苛刻地批判後者是一個「忽略戰爭現實的空想戰略家」。與此相反，李奇蒙上將則沿襲了柯白的觀點，並於存在艦隊的概念中添加了自己想法。「托林頓伯爵的想法非常簡單」，李奇蒙如此地寫道：「祇要擁有一支主動積極的艦隊，備便抓住從法國手中溜過的機會，並會合在西方的英國艦隊，儘管托維爾的艦隊在數量上擁有優勢，其亦可能無法投入在一場主要的作戰」。李奇蒙並指出，一支劣勢艦隊無法阻止襲擊，亦無法成為絕對或完全的保護兵力，其祇能短暫地維持此一態勢。然而，當一支優勢敵艦隊需要取得快速與決定性勝利時，將使劣勢艦隊完全失去能力，從而執行入侵或追求其他更重大目標，劣勢艦隊僅能產生短暫嚇阻效果。對兵力劣勢者言，它需避免作戰，直至情況轉趨有利己方，如英國在1690年戰爭中採取的避戰情況般，一直持續至俾赤岬戰鬥後兩年(1692)，還包括其後兵力處於劣勢時亦採相同作為。
下一世代的海軍戰略思想家羅辛斯基(Herbert Rosinski)，一位德裔美籍學者，他於1930年代開始從事海洋戰略思想家的比較研究，而他僅完成對馬漢部分的分析研究。羅辛斯基在其著作指出，馬漢完全認同柯白的「爭奪制海權的說法，就算試圖奪取，也僅能透過活躍的行動與旺盛的攻勢精神予以達成」。羅辛斯基接著以肯定的口氣表示：「因此，令人吃驚的是，我們發現馬漢在其著作中強烈地反對存在艦隊概念，當正確理解他的想法後，它所代表的正是那種以警戒及隨時攻擊的態勢，緊緊咬住敵人側腹」。在仔細檢證馬漢論點後，羅辛斯基在結論時認為馬漢把托林頓伯爵消極撤退的行為，視為藉由被動退卻用來保全兵力的舉措－這與托林頓伯爵採取攻勢性防禦的實際企圖，可說大相逕庭。有人或許會再補充說馬漢所理解的，正與1690年當時的英國國王威廉三世、女王瑪麗二世與議會的看法近似，這種看法導致托林頓伯爵遭到罷黜、被囚禁於倫敦塔並且接受司法審訊。
雖然海軍歷史家與戰略家試圖將存在艦隊當做抽象戰略性概念來研究，而研究威廉三世在位時期與1688年革命之後的歷史學者們，都知道賀伯特上將(托林頓伯爵)何以未依令與法國艦隊作戰，或許還有其他原因。例如歷史學者巴克斯特(Stephen B. Baxter)概述了這些可能性：「托林頓抱怨議會受到指示或許怨恨內閣會議的種種命令，他也可能已身陷一場幾乎摧毀英國海軍戰力的政治口角之中，他可能一直嫉妒荷蘭，他可能一直是懦夫或是賣國賊」。畢竟，這種類似情形已非首次發生，如1688年達特茅斯爵士(Lord Dartmouth)所領軍的英國艦隊沒有成功阻止威廉三世入侵英格蘭的前例，仍然留在人們腦海記憶之中。
由於存在艦隊概念在相關海軍作戰選項範圍裡，其運用並非十分地嚴謹，因此使得這個議題更加複雜難懂。為了瞭解存在艦隊在20與21世紀海軍議題討論中的意義，提爾從觀念中提出四種不同作戰形態用以說明其概念，範圍則由適度攻勢到被動防禦等等：
一、藉暫時性的迴避決戰，而取得某種程度的制海權。
二、在迴避與優勢敵人進行決定性戰鬥時，藉由攻擊敵人商船等作為，取得積極性戰略利得。
三、運用持續性的騷擾與避戰等作為，使優勢的敵人無法自由運用海洋。
四、遂行所設計的作戰行動，確保一支弱勢艦隊與強勢敵人對峙時得以存活。
歷史學家維登(Jerker Widen)最近對此提出評論，他對於正確地詮釋存在艦隊觀念，這四項行動共同構成了一個潛在性問題。他認為第四項行動僅為確保艦隊的存活，這不是存在艦隊的合理形式，其需要對優勢敵人保持一個具主動而足以威脅其行動的力量。第二與第三項行動彼此十分地類似，其可合併成為柯白提出的爭奪制海權的替代選項—即次要反擊(Minor Counterattacks)。基於理論探討目的，維登建議應將爭奪狀態的制海權與次要反擊兩者，在觀念上予以明確區隔。對於存在艦隊，維登認為它是弱勢海軍採取的一種防禦嚇阻戰略，而次要反擊則在防禦性戰略中構成了一種有限形式的攻勢行動。惟在實際運用上，維登認為該兩者係屬一個單一戰略中的兩個不同要素。
參、美國革命的海軍戰爭
著名的英國海軍歷史學家與戰略學者柯白，他在著作《海洋戰略的若干原則》(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一書中指出，美國獨立戰爭為存在艦隊觀念的意義與運用，提供了一個更進一步的證據。
在獨立戰爭的最初三年(1775至1777年)，英國運用其陸軍與海軍資源試圖快速地終結在北美洲的叛亂，但是這項企圖最終仍告失敗。在這段期間內，英國僅建造了少量軍艦。隨著法國在1778年參戰，皇家海軍開始進行造艦計畫，試圖恢復作戰艦船在數量與噸位上的優勢。英國海軍用了數年時間，才重新取回這項優勢的地位。
1778年，法國不僅加入美國獨立戰爭，同時並派遣一支由戴斯汀(Comte d’Estaing)指揮的海軍戰隊前往北美洲，其後這支戰隊曾至西印度群島執行巡弋任務。在倫敦的英國政府至此修改了其戰略優先順序，將焦點置於本土防禦與保護西印度群島的殖民地，而非處理情勢危殆的北美殖民地問題。然而，這項政策在內閣受到批評，其中尤以殖民地大臣熱爾曼勳爵(Lord George Germain)為然，他不時地帶頭致力改變政府部會的最初意圖。由於這項問題及其他因素影響的結果，1778年英法兩國都錯失了機會，面對著大西洋彼岸的北美及西印度群島情勢發展，兩國祇能望洋興嘆。
1778年，法國海軍曾有機會達到某種堪與英國海軍匹敵的程度，甚至可藉由聯合土倫(Toulon)和布列斯特(Brest)的戰隊與英國海軍進行決戰，從而在歐洲水域取得局部的優勢。法國不但未如此做，卻派戴斯汀將土倫的戰隊兵力部署至北美洲。此際，英國不但未能運用海軍兵力找尋法國艦隊進行決戰，反而派遣海軍中將拜倫(John Byron)率領20艘艦船橫越大西洋，追擊戴斯汀所率領的法國艦隊。其後的一年半期間，這兩支艦隊在北美洲甚至西印度群島水域均未取得任何戰略效果，雙方曾在前述兩個水域作戰，但是這些戰鬥均無決定性的作用。在此同時，英法兩國海軍在歐洲水域進行了戰爭中的首場主要戰鬥。1778年7月27日，一支由戴歐威利爾斯(Comte d’Orvilliers)領軍的法國艦隊與一相當數量的英國艦隊遭遇，雙方進行了首次烏桑特海戰(Battle of Ushant)，然而這場戰鬥對雙方也是不具任何決定性。
接著秋冬兩季期間，由於一起爭執，幾乎使英國與皇家海軍更形渙散，無法專心致力作戰。這起爭執主因係烏桑特戰鬥的兩位指揮官對其作戰時的接戰行動發生爭辯，這兩位高階海軍將領是帕利澤(Sir Hugh Palliser)中將與其上司凱佩爾(Honorable Augustus Keppel)上將。這樁個人與專業的爭論，最後導致兩人接受軍事法庭審訊。在英國國會中，兩位將軍各自支持者的惡意爭辯竟然搞出了一個反政府勢力。
緊接而來的，1779年春皇家海軍為了發起一個嶄新戰役，開始尋找一位資深而有經驗的將官來擔任海峽艦隊(Channel Fleet)司令官，這位將軍必須是驍勇善戰的政府支持者。在這些可能候選人士中，似乎無人符合標準。最後，這個職務落在哈迪(Charles Hardy)上將身上，他是一位資深海軍將領，在政治上亦不會引發太多爭議，祇是這位將軍已多年未擔任海上職務。雖然，哈迪是以個性溫厚著稱，但在當時分裂不和的氛圍下，許多軍官拒絕在其麾下服務。為了力挺哈迪，海軍部轉而起用一些似乎具有潛力但未經試煉的軍官，其中兩位上校被晉升為少將，並授予隸屬海峽艦隊下的指揮職務。另外，海軍內部公認深思熟慮的改革派與戰術創新者－凱佩菲爾特(Richard Kempenfelt)上校被任命為哈迪的艦隊首席上校，這個位置可被視為當代艦隊參謀長職務的先驅。
1779年春，當英國海峽艦隊準備出海執行任務時，由於短缺水手因此無法按照預定時程進行，其主因來自徵募的水手罹患了傳染性疾病。在此同時，對於英國領袖來說，海上戰略態勢已經變得日趨明朗。當年2月，送抵倫敦的情報指出，西班牙已在直布羅陀(Gibraltar)周遭進行軍事準備。當年3月，倫敦方面得知西班牙在埃爾費羅爾(El Ferrol)艤裝戰艦，據聞法國在布列斯特集結了33艘戰艦。最初，英國觀察家並不瞭解這些報告完整的重要性。花了若干時間研究後，英國認為西班牙正由做為英法間中立調解者的立場，轉而變成積極支持法國對抗英國。英國可能需要花費更長時間才瞭解到：法國與西班牙結盟，雙方協議以戰略性作法，由後者圍攻直布羅陀，以及兩國計畫透過兩棲突擊方式攻擊英格蘭部分地區；俾在未來和平談判時迫使英國將直布羅陀讓予西班牙。因此，西班牙參戰澈底改變了英國的戰略態勢。
1779年7月左右，英國官方已獲悉一支優勢的法西海軍兵力正航向英倫海峽，一直要到這支兵力實際出現在不列顛群島(British Isles)外海，英國才開始採取行動。其間，英國海軍資深官員們對此迫在眉睫的情況意見分歧。若干人士認為，這支兵力不過是一支大而無當的艦隊，應該不會在戰鬥中成為真正的威脅。事實上，英方一直到8月中旬前，都不會真正地發現這支為數63艘的法西艦隊進入英吉利海峽；到那時將有3萬人的部隊在法國等候入侵英格蘭。在此其間，凱佩菲爾特上校與哈迪上將正在旗艦「勝利號」(HMS Victory)上，伴隨而行的係總數39艘戰列艦的海峽艦隊部分兵力。1779年7月27日，凱佩菲爾特在寫給海軍主計長密爾頓上校(Charles Middleton)的信中，提及其面對的戰略態勢：
我必須說，我們幾乎完全仰賴這支艦隊。這場仗是一場以劣勢對抗優勢的艦隊戰鬥，因此最佳的戰技與手段係對抗敵人計畫所必須；留心觀察並抓住採取行動的有利機會，並在敵人虛弱無力部分竭盡全力取得優勢；倘若當時沒有任何機會，應在敵人附近徘徊並且使其進退失據；防止敵人試圖執行任何作戰行動，除以身涉險外別無選擇；迫使敵人對我方的攻擊，除了招架之外無法進行還擊。
結果，前揭行動加上法西艦隊的補給崩潰與水手健康狀況不佳，還有一些不可預期事務所帶來的影響，最終使法西艦隊的攻英企圖無法獲得成功。
在美國獨立戰爭仍持續地進行期間，由於英法兩國對陣的艦隊兵力規模旗鼓相當，故一直到1781年間，雙方都未在戰略上有重大的斬獲。就在當年，英國成功地減緩海軍材料輸入法國與西班牙海軍的速度，這些物品包括木材、松脂、鐵礦與銅礦，因此法西兩國海軍必須付出較高成本始能取得這些物資；否則，英國對敵國進行封鎖的效果就極其有限。可是，封鎖措施也的確為英國在歐洲水域帶來一個新的敵人。結果，一支英國海軍戰隊與荷蘭的艦隊在多格灘(Dogger Bank)附近水域發生了戰鬥。儘管英荷雙方都揚言在這場戰鬥中獲得了勝利(雖然在戰術上不具決定性)，但多格灘卻成為英國的一場戰略性勝利，因為在戰爭的後續期間，荷蘭的艦隊不敢出海與英國海軍進行戰鬥。1781年，法西聯合艦隊重返英吉利海峽，其實力之大超過皇家海軍的海峽艦隊，使得英國海軍不敢輕攖其鋒。
1781年9月，格拉斯(comte de Grasse)率領的法國艦隊成功奪取並保有維吉尼亞外海的局部制海權，控制了乞沙比克岬(Chesapeake Capes)海域和岬內的海灣，進而阻止了英軍對約克鎮(Yorktown)岸上部隊的救援；對英國造成戰爭中的戰略危機。最後，鎮守該地的康沃利斯(Lord Cornwallis)將軍投降，這起戰敗導致英國內閣垮台，取而代之的是一個信誓承諾結束戰爭的政府。然而，戰爭還得持續一段時間才會真正結束。
面對如此情勢，英國海軍部的第一海軍大臣桑威奇勛爵(Lord Sandwich)和其專業顧問們，包括密爾頓上校、馬爾格雷夫上校(Lord Mulgrave)與凱佩菲爾特少將(其於1780年晉升為少將，當時係英國海軍海峽艦隊西方戰隊司令)，他們提出了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嶄新戰略。在此時點，不列顛在戰爭爆發後所啟動的造艦計畫，正開始改變法西聯合艦隊與不列顛海軍艦隊間的兵力戰略平衡。1775年，波旁王朝(Bourbon)海軍在主力艦上擁有對英國海軍25％的數量優勢，到了1780年時，這種數量優勢上升至最高點的44％。從1780年到1785年，法國在主力艦數量上的優勢降至最低點的17％。即令如此，數量優勢無法反映出艦隊戰備狀況的差異。隨著法國海軍艦隊規模擴大，其在人力與資金上面對著日甚一日的種種困難。儘管如此，就此一整體態勢而言，英國海峽艦隊的兵力和其西印度群島艦隊的規模相去甚遠。英國內閣審慎考量後做出了一個戰略選擇，其試圖在西印度群島而非歐洲水域追求一次軍事勝利。1782年4月12日，羅德尼(Sir George Rodney)在聖提斯(Saintes)擊敗了法將格拉斯，成功地阻止牙買加落入法國人的手中，這次勝利或可說明前述戰略選擇的基本考量。然而，這場勝利雖具可觀的精神效應，卻非令人震驚而足以結束戰爭的戰略勝利。採取此一高風險戰略，將暴露出英國本土更多的致命弱點。
儘管政府部會將戰略優先置於西印度群島之上，並縮減在東大西洋與北海的海軍兵力，但是皇家海軍在本土水域負有一項非常重要的使命－做為一支無力執行主要艦隊作戰的劣勢存在艦隊。更重要地，英國政府的決策意味著皇家海軍將無法以足夠數量的大型作戰艦來保有其對英吉利海峽西面出口的控制。就傳統而言，在這重要的海軍戰略位置部署兵力，在作用上具有多重目的，其中包括保護英國貿易、攻擊敵人貿易、防止敵人入侵以及嚇阻法國艦隊離開布列斯班出港執行各項海外任務等等。此時，與荷蘭交戰必須對其海岸進行封鎖，用以防止該國艦隊進入大海。其間，英國在北海的艦艇可對海峽東側航道進行封鎖，並攔截載運違禁海軍物品前往法國的商船。此外，當英國與西班牙交戰時，需對西班牙的各個港口進行封鎖，且當西國對直布羅陀進行包圍時，英國海軍必須運送補給品對其提供援助。前述各項任務須在迴避主要與決定性艦隊作戰的情況下完成，皇家海軍必須依北海與海峽兩處狀況需要，藉調整與派遣所需兵力以及維持艦對艦戰鬥能力優勢等兩種方式，從戰術層次來解決這個難題。
至於存在艦隊在概括性與戰略層次面向，1782年元月凱佩菲爾特接獲海軍部命令擔任海峽艦隊西方戰隊司令時，曾就理論面解釋他對這個議題的觀點。相較托林頓對存在艦隊的簡短陳述，凱佩菲爾特的想法如柯白爵士所考量者，其所代表的是「發展成熟的存在艦隊概念」，顯示此概念在托林頓提出說明的90年後，如何在英國海軍思想中發展成熟：
當敵人的海上兵力優於己方，而我方又有許多遙遠的殖民地需要保護時，將我方艦船做最佳部署將是一件困難的事。
當我們瞭解敵人的企圖時，為使行動有效，必須在敵人企圖成功時對我傷害最大之處，竭盡全力在那些部分維持對敵優勢。
如果我們艦隊過於分散，以致在所有地方均處於劣勢的話，那麼敵人的企圖在各處均有機會成功。
在本土水域面對敵人時，如果無法組成一個兵力充足的戰隊，不如將該戰隊兵力再予減少，可能更為適宜；如此我們或可在其他各處取得優勢。
當我方處於劣勢時，而僅有一個觀察戰隊用以警戒並注意敵人的行動，這種戰隊應僅由雙層甲板艦船組成。至於(回答這個問題)，這個戰隊必須具備的優勢是(其航行能力比敵人佳；否則在某些情形下他們或可能被迫採取作戰或拋棄其中航速較慢的艦船)。
一個快速戰隊用於護航、牽制敵方大型艦隊，是極為有用而且便利的。因為其可用於防止敵艦隊分成(幾個戰隊)用於攔截己方商船(或是用於其他目的)；或是防止敵艦隊將其艦船展開(及延伸)於寬廣海域遂行任務。(如此的戰隊將永遠在手邊備便)，當敵艦因為狂風、濃霧或其他原因而意外分散時，可運用快速戰隊伺機從中擷取利益。這支戰隊可以攔截補給並且蒐集情報。總之，這樣的一支戰隊可用於制衡及限制敵人的行動，因而防止其在各個面向對我造成傷害。
當敵人艦隊接近英吉利海峽時，我認為這支戰隊的最佳作法係防止其繼續西行，這對保護我方船舶進入海峽較有利，並非一定要迫其入港以及對其進行攔截阻擋(這支戰隊亦可依狀況便宜行事，在行動上可隨意地接近敵人，或是與其保持距離)。
當敵人認識到英國的企圖是在北海部署一支強大的戰隊用以維持其航道暢道，確保本土與北海外的商船安全返國。我們可假定敵人會由其大艦隊中抽調比西方戰隊多的艦船，數量足以使西方戰隊居於劣勢而僅能勉強地抵抗，並與荷蘭聯手促成軍力平衡傾向敵人(敵人可能看穿我們的企圖，而有時間在夏季裡防範我方的行動，使之無法產生預期效應；另一方面，敵人或可能計畫以他們的大艦隊進行其他圖謀，如此也可能使其分心而不會注意到我們的計畫)。
我認為敵人此時對我方有兩項重大的不利企圖，其一，佔領我方擁有的西印度群島；其二，不僅在本土水域對我方的商船進行攔截，且傾向以(其艦隊的優勢)對不列顛地區發起難以因應的大規模攻擊；而我個人推測敵人攻擊將指向我們最敏感的地區，其可能是倫敦或是樸茨茅斯(Portsmouth)。從航行面向來判斷，我想應為後者。
敵人知道我方無法以現有兵力在兩處水域防禦其攻擊，若我方在其中一處運用足夠兵力防禦並挫敗其企圖，則我們必然得放棄防禦另一處，使其暴露於敵人攻擊企圖之下；故敵人推斷其兩個攻擊企圖之一有可能獲得成功，這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或許(或已經)派遣一支如此的戰隊至西印度群島，用以挫敗敵人在該處的企圖，然而在英國本土附近的水域，我認為應盡全力在海上維持弱勢兵力，將防禦敵人攻擊的任務託付給我們的地面部隊。
由於我們現有艦船底殼已經全部鑲有銅片，它們通常處於備便狀態，因此敵人的艦隊於戰役結束後返回港口時，通常是在初秋。我們卻可在冬季月份裡，任意地派遣適當數量艦船至西印度群島執行攻勢性或防禦性任務，並使他們再度返回本土後，有足夠時間準備執行本土水域夏季任務。
由於他們艦船的航程通常短了許多；採取這種讓單艦悄悄出港的作法具有很多優點，其可隱匿我們的企圖。
在凱佩菲爾特兩份草稿的首份裡，密爾頓寫下了簡短註記，對存在艦隊的理由做了澄清，其後這段說明併入寄給桑威奇勛爵備忘錄的最後版本之中：「有些地方必須讓它揭露，目前顯示的，大不列顛與愛爾蘭較有能力防衛本土而非海外殖民地，在今年，敵人可能無法察覺我們在北海的目的，我們理當善加利用這段時間」。
就柯白爵士的看法而論，在凱佩菲爾特草擬備忘錄的幾週前，他已用實際行動證明了存在艦隊概念的正面效果，其幾乎是「以最正面而且有說服力的方式」證明了這個理論。1781年12月12日，在烏桑特西南53里格(Leagues；約等於159浬，294公里)處，凱佩菲爾特指揮的西方戰隊與法將基申(Comte de Guichen)護航的百艘帆船船隊遭遇，這支船隊由法國布列斯特出發，載有軍事補給品與增援部隊，將前往東印度與西印度群島執行補給任務。當發現法國護航艦隊出現於水面且處於下風狀態時，凱佩菲爾特試圖切斷運輸船隊與護航艦隊間的連繫。就此目的而言，他獲得了相當程度成功，凱佩菲爾特避免與法國進行一場主要接戰，他從法國百艘帆船中捕獲了9艘運輸船。翌日，他又捕獲了其他5艘落隊的運輸船。
凱佩菲爾特的行動招來了諸多的批評，包括英王喬治三世、胡德(Samuel Hood)少將與羅德尼上將，他們認為其應跟隨法國戰隊並捕獲更多運輸船，甚至應該追往西印度群島，翻轉該地的海軍軍力平衡而非返回港口。就戰術層次言，凱佩菲爾特巧妙地運用一支劣勢艦隊，使敵人的優勢艦隊困窘不安，並於其護航艦隊在場情況下，擄獲敵方船隊的補給船，這些戰果引人注目，惟其戰略效應不大。與該船隊航次相關的戰略效應是聖誕節期間的天氣所造成的，在凱佩爾菲特返回斯皮特黑德(Spithead)五天後，一個強烈風暴迫使法國船隊的多數船隻返港，並使其餘船隻無法按照計畫前往預定目的地。
在11月下旬，凱佩爾菲特行動的消息伴隨英國陸軍在約克鎮投降(與皇家海軍救援失敗)的新聞傳到了倫敦，首相諾斯勛爵(Lord North)在下議院因為海軍對這次行動處理失當而遭到了嚴重政治抨擊。在凱佩爾菲特向桑威奇提出備忘錄後的11天，英國議會投票通過要求「對這場戰爭期間皇家海軍失利原因進行調查，而特別以1781年的情事為然」。1782年3月20日，一系列的首波決議與指控迫使首相諾斯勳爵下台，同時桑威奇也從英國海軍大臣一職卸任。在辯論過程中，一位年輕的反對黨政治家法克斯(Charles James Fox)指出，政府過去採行的戰略恰與其所應採行者背道而馳。法克斯認為，由於海軍資源有限，其兵力應當在歐洲水域集中，從敵人根源處對其進行控制，同時進行本土防禦任務；海軍卻將主要戰隊部署至遙遠的海域，從而使本土暴露在敵人威脅之下。
凱佩菲爾特與密爾頓的想法，顯示渠等主張的防禦性與存在艦隊戰略係植基於許多不同的因素，這與1781年末與1982年初的戰略態勢背景有關。就戰術與作戰層次而論，他們的想法是隨著逐漸意識到敵人的兵力不如過去般強大，在作戰中甚少聯合運用等因素有所改變。當他們提出更大膽的行動方案時，仰賴的係前揭趨勢－本身海軍兵力在不同作戰區間不受拘束進行戰略機動的能力；詭計花招；敵方無法推測我方的行動並加以進行反制；艦船水下船體包銅形成的(微小)科技優勢以及採用大口徑短砲等等。在聖提斯戰鬥期間，這種新式砲械被證明具有相當的價值。
就戰略層次而言，凱佩菲爾特與密爾頓主張運用此概念時，皇家海軍需放棄傳統上做為英國國防第一線的角色，應將國土防衛交由在灘岸的陸軍與民兵組織負責。此外，英國海軍尚須假設其在風、天氣的限制與海軍兵力作戰效率不佳等制約因素上所受影響均較敵人為低。同時，皇家海軍必須捨棄過去戰爭中已證實可行以及在後續戰爭可再度奏效的一個戰略概念－維持在歐洲水域的海軍優勢，防止法國與西班牙海軍艦船部署至海外基地，在根源上排除或減少(如法克斯在國會中所主張的)海外屬地所受的威脅。
前述討論，不應誤導讀者以為18與19世紀時，英國海軍普遍理解或討論存在艦隊的相關概念。凱佩菲爾特上將的確是一位與眾不同的海軍軍官，其個人看法並不能普遍地反映當時英國海軍軍官團的思維。在1891年柯隆布提出存在艦隊概念，使其成為一個廣為討論的一般性戰略觀念之前，我們所知唯一討論此觀念的案例就是本文前述凱佩菲爾特的例子與文件。在1690年俾赤岬戰鬥與美國革命戰爭兩個例子中，英國海軍運用存在艦隊觀念導致了嚴重的政治反彈，相關人士都為此負起了重大責任。1690年時，艦隊司令受到嚴重的指責，1782年時則是執政內閣。就皇家海軍使用存在艦隊概念來說，其不是一個戰爭致勝戰略，而只是一個拖延策略，抑或一個拉長海上戰爭用以達成其他目標的手段。在俾赤岬戰鬥中，存在艦隊的策略能夠成功是由於敵人的無能，以及更廣的戰爭環境中其他各種因素所致。不過，美國革命戰爭期間，在英國本土水域採行存在艦隊戰略，使皇家海軍得以強化西印度群度羅德尼艦隊的戰力，遂能在1782年4月9日至12日的聖提斯戰鬥中贏得最後勝利。
在美國革命戰爭的最後階段，凱佩菲爾特與密爾頓曾就存在艦隊概念進行了討論。對於托林頓僅在一個句子裡暗示的概念，他們所討論的內容確實代表對此概念仔細推敲的過程。他們詳盡的概念也不只限於原始概念的擴大，也表達出比柯隆布還有其他評論家們更多與更精準的意涵。做為一個戰略層次問題，敵人無法完全忽視那種展現出威脅作用且散布在不同地理區域的海軍艦隊。在這種戰略態勢背景下，即使在非常有限的時間內，一支主動具攻擊性的存在艦隊是有能力在一特定水域，發揮短暫嚇阻作用；同時維持艦隊的士氣與作戰技能，並能爭取時間使兵力得以向另一威脅較大水域集中。在前文討論的歷史經驗中所顯示的是，存在艦隊是在處理特定情形使用的一種高風險戰略，其僅可使用在資源受限且威脅分布在不同地理區域的條件下，我們不能將其擴展成一般性戰略並將其適用於普遍性的海軍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