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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國家角色轉換與外交戰略
The Transformation of Japanese National Role and Foreign Strategy
劉宗翰 少校 Zong-Han,Liou
提　　要：
太平洋戰爭戰敗後的日本，在麥克阿瑟主導的盟軍總部改造下，和平憲法與吉田主義的富國輕兵路線卸除了日本武裝，接著成立了有名無實的自衛隊，日本當時以受保護者之姿，受美國的保護傘庇護。然而，冷戰結束後，由於國際環境改變，日本積極對國際和平做出貢獻，並透過不斷立法與修法，極力扮演好美國的忠實夥伴，全力支持美國的對外戰爭，這段時期的周邊安全情勢不同於以往，日本發覺由於受到憲法的限制，自衛隊無法有效提供安全作為。自安倍晉三執政以來，日本實施一系列的國家改革，日本已轉換了國家角色，甚至有成為領導者之姿。至於安倍的外交戰略旨在建立多邊關係，希冀以權力平衡方式，追求自身在國際體系的安全地位。總言之，日本外交戰略的經營，將取決於安倍經濟學的成敗及國內民意的支持度。
關鍵詞：安倍晉三、安倍主義、國家角色、外交戰略
Abstract
After the failure of Pacific War, the Constitution of Japan and Yoshida Doctrine removed the arm of Japan under the rebuild of the General Headquarters. The character of Japanese troop became the Self-Defense Forces. Japan became a protected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protective umbrella. However, after the end of Cold War, because of the change of security environment, Japan actively contributed the peac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evised and set the laws to support the oversea military a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period, Japan found that it couldn’t provide the effective efforts when situations in areas surrounding Japan, due to the limits of the Constitution of Japan. Japan had changed its national role, might be a leading country since Abe conduct a series of reforms. Abe’s foreign strategy aimed at building multiple relation, expected to pursuit the security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through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sum, Abe’s foreign strategy would succeed or not, depend on the Abenomics and the public opinion. 
Keywords:Shinzo Abe, Abe Doctrine, National Role, Foreign Strategy
壹、前言
日本的國家角色地位在近十年來已然發生改變，而二度執政的安倍晉三可說是幕後最大的推手，日本自戰敗以來，「專守防衛」是國家最高的戰略指導原則。然而，集體自衛權的解除，等於是改變「專守防衛」的作為，取而代之的策略就是安倍所提倡的「積極和平主義」，而這個主義下也隱藏著軍事實力的建構1。在日本的守勢戰略下，美國扮演矛，日本自衛隊扮演盾是一直不變的原則，兩國同盟的主從地位也是顯而易見，而在第三版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簽定後，日本化被動為主動，形成日美軍事一體化，其後的新安保法案通關後，更是進一步強化了新指針的法理依據。日本已脫離太平洋戰爭後的國家角色定位，正在走向強大的日本。
在國際舞臺上，吾人可以觀察到日本正轉變自身的角色定位，開始追求所謂的「正常國家」，希冀擁有不受制約的軍事力量，從盟邦的小兄弟逐漸走向獨立自主，也轉變對自己國家的身分認同與地位，正如「角色理論」所述，國家行為者在國際舞臺上扮演怎樣的角色，就會產生相對應的行為。日本外交戰略的轉變除了可透過「國家角色概念」2來理解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戰略的本質是透過諸般手段而達成其目的，而大多數學者也欣然同意戰略規劃是建構於現實主義的觀點之下。鑑於日本的國家角色逐漸轉變，因此檢視當前日本外交戰略的布局，將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議題。
2006年安倍晉三首次執政後，便與時任日本外相的麻生太郎提出「自由與繁榮之弧」的外交政策，日本應跟同樣具有尊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市場經濟等基本普世價值的國家，一同進行合作，其目的意在抗衡中共3。2012年安倍二度執政後，又提出「安全保障鑽石構想」，在外交戰略上提出日本將聯合美國、澳洲與印度組成一張如鑽石般強硬的守護網，用以防堵中共，更直指中共逐漸將南海變成「北京湖」，也提及中共軍事現代化及其在東海作為已引起日本的安全顧慮4。再者，安倍在國內的改革上，諸如成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審議通過「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草案、主張普天間基地遷移，以及建立動態的防衛力量等，皆說明了日本採取防衛措施，追求著安全極大化，運用權力平衡，以維持自身在體系中的位置，這也符合結構現實主義的論述5。
本文以「國家角色概念」解釋日本走向正常國家的角色轉換，並透過結構現實主義來檢視日本的外交戰略布局，企圖以雙理論視野來檢視日本的國家角色轉換與外交戰略，並試圖推論其未來的發展方向。
貳、從吉田主義到安倍主義
從吉田主義到安倍主義的轉變，吾人可以透過霍斯蒂(Holsti)的角色理論概念來理解，其說明國家領導人對國家角色的認知產生變化後，領導人會採取根據國家角色地位所相對應的國家角色行為，此行為包含對世界的態度、決定、反應、作用和對外承諾的總體規律6。
吉田主義是日本在戰後走向「富國輕兵」的關鍵，其強調日本需要一個務實與低姿態的外交戰略，儘量減少介入國際政治，當時日本視日美同盟為國家最高的安全保障，寄託於美國的保護傘下，日本僅擁有「專守防衛」的基礎防衛力，和平憲法和吉田主義卸除了日本的武裝，這也表示國家的防衛力量受到高度侷限，不過日本卻能集中資源致力發展經濟，重新建立與東亞鄰國的經濟及外交關係7。當時日本便走上「非正常國家」之路，也因此將自己定位在「受保護者」(Protectee)的角色。
時任首相的吉田茂在1951年時與美國簽訂《日美安保條約》，當時的理念是將日本的安全負擔轉移給美國，以換取經濟的發展，而此策略也確實奏效，日本在1960年時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然中共於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但卻限制了日本的外交彈性8，影響所及日本常被外界戲稱搭美國的安全免費便車者(Free-Rider)。日本的年度國防預算長年來一直限縮在GDP的1％以下，無法有效強化攻勢的軍事實力，這也是美國所不樂見的，因為若日本遭到攻擊時，美國則有義務協防日本，而一個去除武裝的日本將造成美國極大的安全負擔9。再者，美國高呼重返亞太後，日本若無法解除武裝的枷鎖，美國要推行亞洲版的集體防衛制度，或是亞洲版小北約，而這關鍵性的一步，終將無法跨出。
日本外交戰略隨著國際情勢的改變逐漸由內向轉為外向，每隔一段時間就完成修法與立法，尤其是美國自90年代以來大打霸權戰爭時，日本正一步步擴大安全的範圍。波斯灣戰爭結束後，日本在1992年通過了《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合作法》，自衛隊首次派赴至柬埔寨參與聯合國主導的維和任務。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小泉政府以美國的911事件、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事件為由，大力支持美軍，接連推動國會通過了《反恐怖特別措施法》(2001年10月)、《有事相關三法案》(2003年5月)、《緊急事態七法案》(2004年6月)、《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別措施法》(2003年7月)等，確立了一個完整的戰爭因應法制體系，日本已經變相行使集體自衛權，有了向海外派兵的依據10。這個時候的日本自衛隊可說是美國「忠實的盟友」(Faithful Ally)，雖然無法參與戰鬥行動，但經由對國際和平穩定貢獻的認知，逐漸轉換自身的國家角色。
日美的安保體系原本就存在著美國的「瓶蓋作用」，防止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道路，日美同盟的起源主要也是為因應冷戰局面的權宜之計，此作為也將日本拉入美國的遠東防衛體系之中，隨著《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共計四次的修訂中，吾人可看出日本的國家角色逐漸轉變，日本從屬美國的情況也在第四次修訂後，正式走入歷史。日美安保體系的一再擴大，先前就被中共學者指陳，「瓶蓋」的功用已不復存在，反而成為孵化日本發展傳統高科技軍力的「蛋殼」11。
《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第一版於1978年問世，當時處於冷戰時期，美國是為了防堵蘇聯及因應日本遭到蘇聯的武力攻擊，在防衛角色與任務分擔上，「美矛日盾」是這個指針的核心精神。1997年是第二次版本，由於冷戰結束後，蘇聯威脅消失，而外部環境發生了的1994年北韓核武危機、1996年臺海危機，因此日美針對日本周邊地區有事時加強防衛合作。2015年是第三次版本，日本自衛隊將從「平時」、「戰時」，甚至到「灰色地帶」事態等都對美軍展開「無縫接軌」的合作與支援，以及全政府的(whole of government)處理方式，此途徑也意味著日美同盟不再侷限於國防部與國務院的2+2模式，甚至還包含其他相關的部門。日美合作也因此從區域轉變成全球範圍的相互支援12。「美日防衛合作指針3.0版」的修訂，意味著日本已經走出國門，成為區域領導者不無可能，甚至有學者預測，日美同盟未來將轉變為「雙聯霸權」13。
再者，自冷戰結束後，日本在國際舞臺上也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諸如1986年時，日本負擔聯合國的會費是全球第二位，1989年日本的政府開發援助(ODA)經費總額已上升至世界第一位。在這段期間內，日本政界的新保守主義逐漸成形，新保守主義者明顯親美，採取敵視中國大陸的立場與態度。在2000年至2009年，日本先後五位首相(森喜朗、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都是服膺此一路線。新保守主義者大多是戰後出生的政治家、新聞記者及知識分子，渠等沒有經歷過戰爭前後的經驗，並在日本最富裕的期間成長，因此新保守主義者往往採取二元化的思考方式，認為戰前日本是理想完美的，戰後日本則是不好、不理想的，而安倍晉三的著作《邁向美麗之國》就是一個最佳例子14。
安倍晉三於2012年再度執政，而2013年就被日本稱為是「軍事富國元年」，安倍政府制訂了所謂的「安保三箭」：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新《防衛計畫大綱》、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畫，接著成立日本版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特定秘密保護法》、解除集體自衛權等作為，短短幾年內就完成了戰後日本安全戰略的重大轉變。安倍的釋憲強軍與美化歷史觀點的作為形成了政治右傾的路線，推動國家正常化也造成國家角色的改變，日本未來將能介入周邊國家的衝突，此舉也引起周邊國家，諸如中共與南韓的憂慮15。總言之，從安倍上任以來的諸般作為中可以歸納出其戰略布局的特點：一、謀求海洋大國的戰略布局，以確立日本的國際地位，二、圍堵中共的價值觀外交，三、注重實利的經濟外交，對內推行安倍經濟學，對外積極向東盟國家拓展經濟外交16，四、借用美國經常使用的「威脅平衡」策略，對內可收安撫民心之效，從而追求強大的軍事實力。
儘管日本官方並未明確使用「安倍主義」乙詞，但外界對有關安倍的外交戰略方面，仍然習慣冠上「安倍主義」乙詞，這也凸顯出安倍晉三的個人色彩濃厚，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最有爭議的事件不外乎安倍在2013年時參訪靖國神社，尤其引起中共與南韓的不滿。整起事件中值得探討的是，安倍是否真認為日本當時的戰爭領導人，諸如東條英機、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等甲級戰犯，在戰爭期間做了錯事？答案或許能從安倍在2006年出版的《邁向美麗之國》乙書中可獲得答案，安倍認為日本戰時的領導人承受了最大責任，並指出當時大部分的公眾強力支持軍方，而且主要報紙皆支持戰爭的狂熱，諸如，「我們應該堅決奮戰」等標題。另外，書中也質疑，那些甲級戰犯被控違反和平與人道是否具合法性，再者，日本國內法並未視東條英機等為罪犯，況且日本在戰後仍持續支付賠償金17。安倍除了參拜靖國神社外，為戰犯翻案，扭曲和美化侵略戰爭，以及修改教科書和基本法等作為，基本上已經引起諸多的爭議，這也造成日本和周邊國家的關係不佳。
安倍的意識形態立場與目標深受其外祖父岸信介的影響，且有諸多相似之處，安倍意在使日本成為資本主義強權，恢復其在國際地位的自主權，同時重視日美同盟，認為中共與北韓是安全上的顧慮18。東京大學的國際政治學系教授Kiichi Fujiwara表示，安倍及其幕僚具有一種受害者心態，渠等相信日本遭到誣衊，某些人一直道日本的不是19。基於此意識形態，當安倍宣布要「重新取回」日本的主動權，建立一個強大日本的同時，某些人士評論安倍是一位修正主義者、政治右傾化、鷹派的外交戰略或許就不足為奇了。
安倍主義的外交政策基調可區分為以下三項：第一，強化日美同盟，積極配合美國再平衡政策，成為美國在亞太的安全基石。安倍從「中」日釣魚臺主權爭議的交手經驗中，發現當中共單獨面對日本的片面行動，其反制行為及軍事行動比較激烈，但若是日美共同行為，中國大陸則顯得比較克制。第二，拉攏亞洲國家支持圍堵中共，以建構自由與繁榮之弧。日本企圖仿效美國再平衡戰略，拉攏與中共有領土爭端的東南亞國家，以制衡中共在南海的填海造陸行動，諸如在日越關係上，雙方確定了海上自衛隊與越南海軍的聯合軍演、開始有關軍備及技術合作的談判、日本支援越南運用部隊技術以提升國防能力等；在日菲關係上，日本與菲律賓簽訂提供防衛裝備和技術的框架協議20。第三，對「中」關係採政經分離模式，重啟「中」日高層對話。自安倍執政以來，「中」日雙方在2010年「中」日釣魚臺爭端、2012年釣魚臺國有化事件，以及中共在2013年年底片面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等事件上鬧的相當不愉快，但檯面下的經貿往來依然存在，雖然說因為政治氛圍的緊張導致彼此間的安全對話機制曾一度中斷，但事件過後雙方的機制依然存續，諸如2014年的第2次高事務層級海洋協商會議，2015年的第4次「中」日海上聯絡機制及第13次的「中」日安全對話21。在「中」日高層對話方面，2014年的APEC峰會召開前夕，「中」日雙方達成四點共識同意開啟對話，努力構建政治互信，不過「中」日雙方卻充滿算計，在文字上較勁，爭論是誰做出了讓步，顯示出雙方互信不足22。由此可見，日本對「中」採取政經分離的戰略，並採軟硬兼施、兩手策略的手段。
參、從基礎防衛力至聯合機動防衛力
日本《防衛計畫大綱》在1976年首次提出，在2010年底，日本內閣進行第四次的《防衛計畫大綱》修訂(第二次在1995年、第三次在2004年)，其中2010年的《防衛計畫大綱》揚棄了「基礎防衛力」轉變成「機動防衛力」。所謂「基礎防衛力」是基於冷戰時的防衛構想，是以蘇聯為假想敵，為抵禦其進攻而在北海道及全國各地均衡地按需求部署了陸軍部隊及重型火砲，避免日本地區出現兵力真空。「機動防衛力」則打破此種均衡部署方式，意在防範恐怖襲擊和侵占離島，特別重視部隊的機動性和快速反應能力，旨在透過靈活有效的防衛力來防禦周邊的威脅23。此大綱也指出中共威脅論及北韓飛彈的威脅，使日本更有理由扈從美國，因此也產生「中」日之間的矛盾情結。
在2013年《防衛計畫大綱》中提出了「機動防衛力」的更新版本，也就是「聯合機動防衛力」，其戰略概念係統整三軍的功能，發展無縫與高機動性，以因應各種緊急事件的能力，特別強化長期因應灰色事態(介於正規戰與武力對峙)的能力，並充分掌握各國軍事動向與周邊海空域常態性監視活動，先期發覺各種衝突徵兆，以達成有效嚇阻、預防衝突的戰略目標24。此大綱的戰略規劃已讓日本擁有了聯合作戰及先制打擊能力。
日本的五年期國防計畫(2014-2018年度)與2013年《防衛計畫大綱》可說是相輔的戰略規劃，在五年期規劃中指出，日本將購買17架鶚式(Osprey)斜旋翼機與3架全球鷹無人機，以因應中共在東海的進出並監控釣魚臺(日本稱尖閣諸島)周邊的空域，陸上自衛隊將採購52輛與美陸戰隊同型號的兩棲突擊車，同時要求減少戰車的數量，改以99式的八輪機動車輛來代替，其比戰車擁有更佳的公路機動性，空中自衛隊將買28架F-35戰機25，4架早期預警機，以及3架空中加油運輸機26。日本三軍軍力雖然並沒有在量上增加，但是質上的精進是顯而易見的，另外，日本的海空武力皆向美國採購，間接強化了彼此在情監偵能力上的共通性，更能有效因應諸如中共與北韓等周邊不穩定的安全因素。
安倍晉三自2012年再度執政後，逐漸增加國防預算，以修補自2003年最高峰以來逐年下降的趨勢，在國防經費上，安倍政府在2014會計年度挹注4.88兆日圓予防衛省。較諸前年增加了2.8％，在2015年度挹注4.96兆日圓，而在2016會計年度，防衛省要求增加至5.2兆日圓的預算，是有史以來最高的金額。整體而言，安倍終止了日本過去十年來委靡不振的國防經費。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國防經費似乎還沒突破1％的GDP門檻，這項數據也可當成吾人日後觀察日本整軍備戰的指標27。
再者，日本國防經費的提升與西南方的釣魚臺爭端有關，日本的防衛白皮書指出，中共船艦與飛機在釣魚臺相關海域從事危險活動，並從事一連串的海上入侵行為，是為迫使日本上談判桌與之談判，而日本的因應之道就是強化自身國防力量，規劃各離島的軍事部署。日本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在2014年初指出，日本將派100名自衛隊與雷達部隊至最西端的與那國島，還規劃派遣550名自衛隊至日本南方島鏈上的奄美大島，在2019年時希冀擁有如美國一般的兩棲突擊能力，以控制遠方的領土28。另外，中共崛起形成美國實力相對的下降，造成日本對美國安全承諾的信心不足，並對美國的霸權地位產生質疑，這些都是日本極力追求安全的外部因素，而且在安倍政府的國防政策改革下，日本未來將從被動防禦轉變成主動出擊。
肆、日本的外交戰略
一、日美關係
2009年是近十年來日美同盟出現失衡的一年，因為日本政治出現政黨輪替，民主黨擊敗自1955年以來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取得執政權，而在日本政治史上自民黨僅有兩次失去執政，第一次失去執政是在1993年因為經濟衰退及醜聞影響，第二次是在2009年，直到2012年再度奪回政權。自民黨有別於以往自90年代以來大都採一面倒向美國的外交政策。鳩山首相、岡田外相雖然主張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但是強調要建立對等的相互信賴關係，並經常提及修訂日美地位協定、重新檢討日美基地的問題，因此外界認為民主黨比自民黨採取更為自主的路線29。簡言之，鳩山首相就是希望能推動對等的日美關係、等距離的日美「中」關係，以及調整駐日美軍基地等課題30。
日本的政治宿命論似乎訴說著以下的事實，自小泉以後的日本首相，從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鳩山由紀夫、菅直人、野田佳彥等，皆是任職不滿一年或一年多就下臺，巧合的是，當日美同盟一出現危機時，日本國內政治的內閣首長就產生更迭，讓人無暇顧及政策的推行。自2012年安倍晉三再次執政後，依目前的政治局勢而言，其任期應該還是會繼續下去，而日美同盟的關係在安倍執政下，也獲得明顯的提升。安倍是首位戰後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的首相，在2015年「希望的同盟」演說中，安倍力挺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支持美國為首的TPP經貿體系，也說明日本的外交戰略：藉著安保法制與自衛隊的改革，並對世界和平與穩定承擔更多責任之名，並與南韓、澳洲、印度及東協各國增強合作關係31。
日本重視日美同盟的原因其實不外乎安全與經濟因素，在安全層面上，中共海軍常態性進出東海，危及日本對釣魚臺的管轄權，令日本憂心不已，而釣魚臺事件在美國的安全承諾下，美方表示根據美日安保條約第5條規定，日本管轄下的領土受武裝攻擊，美方有義務共同防衛。換言之，如果中共企圖以武力奪取釣魚臺，則美國有協防的義務，日本透過美國可以對中共產生制衡，因此強化日美同盟似乎就成為必要的政策。然而，在美方的算計上，在釣魚臺上表態支持日本，其實也是具目的性，因為日本好不容易上任的首相是親美路線，自然不能錯失此一良機，尤其是美國還需透過盟邦的力量，以維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霸權地位，另外，當日本欲解除集體自衛權與通過安保法案時，在國內鬧得沸沸揚揚，美國卻正面表示支持，相互照應或許就是一個最佳寫照。
在2012年美國的國防戰略指導，名為《維持美國領導地位：21世紀的優先要務》的報告中釋放出一個訊息，美國正式結束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的戰爭原則，轉變成只要求美軍具備打贏一場大規模常規戰爭的能力32。這也凸顯出美國的緊縮戰略，美國國力衰退的現象，因此拉攏志同道合的盟友至關重要，尤其是日本與美國的同盟淵源之深，可追溯至美國在二戰後在遠東的戰略部署：舊金山安全體系的成員之一。持平而論，美國對日本的擔憂在於，現實主義面貌下的好安倍，意在使日本成為一個經濟強國，全力支持美國的政策；國家主義面貌下的壞安倍，意在成為修正主義者、美化日本的過往歷史，以及完全脫離戰後體制的枷鎖，這也是日本周邊鄰國所擔憂的33。
日美同盟關係的強化因素，其實是架構於「威脅」因素，美國高舉威脅平衡的論述，極力拉攏盟邦制衡中共，而日本則透過中共與北韓的威脅，一方面對內安撫廣大的民意反對日本修改戰後體制，另一方面遂行安倍主義下的強大日本戰略目標。此外，美國對於強化與日本關係，美國也使出軟實力：人道援助/災害救濟，在2011年的311大地震與海嘯，重創了日本數個城市，將近1萬6,000人死亡，後來福島的第一核電廠也發生了核能外洩事件。美國歐巴馬政府隨即發動名為「友誼行動」(Operation Tomodachi)的災害協助，投入將近2萬4,000名美軍、189架飛機、24艘船艦，9,000萬美元等資源及金錢，在這一段期間，日美雙方密切合作，並迅速重啟遭海嘯淹沒的仙臺國際機場，使援助物資與人力能進到災區。當時根據皮優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當時日本公眾對美國的印象大幅好轉，甚至達到85％34。
日美關係在安倍執政下日益緊密之際，不過彼此之間仍有分歧尚待處理，首先是普天間基地遷移至邊野古一案，新接任的沖繩知事翁長雄志取消了前任的決策，撤銷新基地的建設許可，演變到最後日本中央與地方政府互告，直至2016年2月時，日本法院提出調解案，包括中央政府停止邊野古施工作業、雙方重新磋商等35。另外，在日本國內而言，始終存在著反美的導火線，就是美軍士兵的不良個案，在1995年駐沖繩美軍士兵強姦日本少女一事，曾在日本引起反美軍基地的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正當事件隨著時間消逝，逐漸不被人注意之際，在2016年3月13日，沖繩美軍基地一名海軍士兵涉嫌強姦一名日本女子，遭警方逮捕，而這起案件也被媒體評論成重新燃起沖繩民眾對駐日美軍的「舊恨」36。
日美同盟雖然在安倍執政下獲得強化，但是兩者間的關係仍有一層隔閡，那就是美國相對國力的下降，引發了日本對其安全承諾的疑慮。再者，美國欲拉攏日本之際，日本國內民意取向的重要性也應審慎評估。
二、日「中」關係
日「中」關係在鳩山由紀夫於2009年當選首相後，曾經度過了一段短暫的蜜月期。鳩山首相的新戰略思維就是推動日、「中」、韓東北亞三國為核心，東協加三自由貿易協定為藍本，以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為手段，形成一個東亞共同體，最後希望能夠達成統一貨幣之最終目的，同時希望以十年為目標，努力建立東亞集體安全機制37。在這個概念下，日本企圖平衡美國的政經影響力，然此一偏「中」的路線油然而生。不過鳩山首相由於任期曇花一現，導致政策無法延續下去，後來到了安倍政府時，轉變成倡議強化日美同盟，明顯欲排除中共的影響力。
安倍政權下的日「中」關係乏善可陳，首先是安倍在2013年參拜靖國神社，引發中共、南韓與中華民國的強烈譴責，當時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表示，「中共對安倍的參拜行徑表示憤慨。安倍的參拜再次在歷史問題上製造嚴重事端，給兩國關係改善發展造成了新的重大政治障礙。日方必須承擔由此造成的一切後果。」38參拜靖國神社的風波延續至2015年10月20日時，日本跨黨派國會議員聯盟在會長自民黨參議員尾?秀久帶領下，自民黨、民主黨、次世代黨等共約70人也進行了參拜39，中共的激烈反應可想而知。尤有甚者，安倍首相的夫人安倍昭惠於同年的12月28日在個人的臉書發表，自己參拜了位於東京九段北的靖國神社40。參拜靖國神社對以往日本而言是一個禁忌之地，除了小泉首相曾經參拜過以外，其餘的後繼者皆持謹慎的態度，避免引發政治或是外交上的連鎖反應，不過對安倍而言，由於受到自身的意識形態驅使，其認為日本應該要走安倍主義路線，或許正如其外祖父岸信介與美國簽訂安保條約時的情境一樣，雖千萬人，吾往矣。
不過日「中」關係的破冰轉機莫過於2014年在北京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會議舉行前夕，日「中」雙方發表了四點原則共識：一、雙方確認將遵守日「中」四個政治文件的各項原則和精神，繼續發展日「中」戰略互惠關係。二、雙方本著「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的精神，就克服影響兩國關係政治障礙達成一些共識。三、雙方認識到圍繞釣魚臺(日方稱尖閣諸島)等東海海域，近年來出現的緊張局勢存在不同主張，同意通過對話協商防止局勢惡化，建立危機管控機制，避免發生不測事態。四、雙方同意利用各種多雙邊渠道逐步重啟政治、外交和安全對話，致力建構政治互信41。
上述作為雖然說是日「中」間的重大成就，但是日「中」雙方都競相在這四點共識的內文當中，極盡咬文嚼字、無限的延伸文義，以追求對自身有利的解釋。例如，「中」方對「四點共識」標題的英文是China and Japan Reach Four-Point Principled Agreement。日方的英文是Regarding Discussions towards Improving Japan-China Relations，卻沒有出現agreement乙詞。另外在標題的下方，日方解釋說是為了改善日「中」關係，日「中」政府舉行不受干擾的討論，雙方達成共享關於以下四點的觀點，然所謂的日「中」四點共識不但沒有任何人署名，亦非共同聲明42。
東海海域的爭奪是日「中」雙方互不相讓的地盤。在日本方面，從日本最近的2013年防衛大綱中指出，日本擔憂中共企圖以武力改變現狀，持續進入日本領海，而且中共也片面劃定東海防空識別區。在中共方面，在2015年時，中共頒布了一項全面的國家安全法，旨在維護國家的「核心利益」43，從此以後這個詞的範圍擴大，不僅止於先前外界所認定的中華民國、西藏和新疆等稱之為內部事務的主權問題，因此在全新定義下，該詞包含南海以及任何其他的主權問題，諸如印度的阿魯納恰爾邦、釣魚臺等44。
雖然在2008年6月，雙方曾就東海海域共同開發發表原則共識，但是好景不常，維持了一段時日後，在2015年7月時，日本外務省在其網站上公開中共在東海開發天然氣田的相關照片，日方表示，在2016年6月之後，在日「中」的中間線靠近中共一側有12處新增開採設施，加上之前已知的4處，共有16處，此舉引發中共不滿，認為日本有意製造對立45。日本在東海海域的反制措施還不僅止於此，2013年「準航母」出雲號的下水，其任務設定就是在遏阻中共海軍，強化西南離島的防衛46。88式陸基攻船飛彈發射車在宮古島的部署也是如此，而射程更遠的12式攻船飛彈發射車，甚至也規劃部署於九州地區的熊本縣47。在2016年3月時，日本在東海與那國島設置1座雷達站，強化日本監控東海的能力，並成立與那國沿岸監視部隊，編制約略160人，主要任務是以地上雷達監視附近船艦、飛機48。這種逐步的部署意在形成一個防衛網，目的在反制中共，擴大解釋的話，也就是防範中共的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戰略。
在安倍執政下的日「中」關係，忽冷忽熱，不過依目前情勢看來，偏冷的時候居多，而且在親美路線主導下，日「中」關係難以有良好的進展，除非美「中」關係獲致重大進展，否則日「中」關係在短時間是無法回復以往的蜜月期了。
三、日韓關係
南韓對日本存在著1910-1945年日本殖民的痛苦歷史記憶，而且兩國還存在著獨島(日本稱竹島)的主權爭議，以及慰安婦的情仇(目前雖已和解)，這一層的民族情結，也造成日韓雙方在2012年6月29日原訂要簽署的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臨時喊停49。不過後來在美國牽線下，在2014年12月時，美日韓三國防長簽署《美日韓關於朝核飛彈威脅之情報共享協約》備忘錄，美國成為日韓情報交流的中間人，透過美國間接交換情報，日韓之間則不實施交換，此舉主要是針對北韓的威脅，並提升南韓反制北韓的軍事能力50。
南韓對日本而言，其重要性仍是不可忽視，因為它能協助日本維護周邊地區的安全，特別是北韓的核武及飛彈威脅。南韓朴槿惠政府雖然採美「中」平衡的路線，但是在經貿上卻是明顯偏「中」，在此一路線上便與日本分道揚鑣，南韓加入中共主導創設的亞投行(AIIB)，成為創始會員國之一，而日本並未加入亞投行，反而是加入以美國為首的TPP經貿體系。至於日美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ADB)與亞投行在基礎建設上的投資競爭將會愈演愈烈，或是走向合作，仍有待後續觀察。
日本的政經分離兩手策略，可見諸於2015年11月的「中」日韓三國高峰會，此峰會因為領土爭議而中斷三年，主要目的在促成「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然而，促成此峰會的三方各自有自身的算計，在南韓方面，南韓目前在經濟上與美國連結似乎只有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FTA)，而透過日韓的政治對話，一則可做為「中」韓自由貿易的平臺，二則可做為連結美國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的橋梁。在日本方面，日本與「中」韓近期的關係不佳，已間接弱化安倍經濟學的力道，而此峰會可改善日韓外交關係，並促成未來日韓、「中」日之間的高層對話。在中共方面，其將可改善與日本關係，削弱美國的經濟包圍圈51。
日韓之間的慰安婦問題終於在2015年12月28日獲得解決，這也是繼1965年、1995年之後第三次的最終解決，安倍表達了謝罪與反省，南韓成立專責之慰安婦基金會，日本撥款10億日圓，日韓兩國之後不再因此事彼此批評。這個事件背後也可看出安倍拼經濟的意圖，從「中」日韓三國高峰會，緊接著是解決日韓的慰安婦問題，為的就是要建立一個良好關係，以達成對外的經濟目標52。
四、日本的南進政策
日本的南進政策是有其戰略布局的，安倍第一次執政就提出自由與繁榮之弧，再度執政後又提出安全保障鑽石構想，這些戰略布局，都是意在建構南面的包圍圈，或是稱之為「搶奪圍棋式的地盤」，這也是安倍晉三的重要外交智囊團，日本首任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安全局局長谷內政太郎的重要戰略構想53。日本的睦鄰政策其實也是在拉攏盟邦，共同維護亞洲的權力平衡。日本自安倍二次執政以來，正扮演著美國的親密夥伴，夫唱婦隨，當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重心逐漸由東北向東南推進之際，日本自然也緊跟在後。日本重視東南亞的原因不外乎，第一，東協國家擁有潛在的經貿、市場及豐富的天然資源，也是日本重要的第二產業基地，第二，日美兩國可利用東協的各項機制，對中共產生制衡，第三，南海地區的地緣位置攸關日本的海上生命線54。
2013年5月底，安倍訪問緬甸，這是自1977年以來，首次造訪的日本首相，安倍取消了緬甸18億美元的債務，並承諾額外提供5億美元的金援，另外與中共有南海主權爭端的越南與菲律賓，日本更是大力地推行合作關係，在菲律賓方面，日本也對菲國金援，先是提供10艘巡邏艇，接著是出借T90的訓練機，後來日本更派出潛艦訪問菲律賓，此港口訪問是15年來未曾見過的55。在越南方面，日本協助強化越南的海軍，先是贈送了6艘巡邏艇，向越南提供了5億日圓的無償資金援助，接著在2015年11月達成協議，日本海上自衛隊軍艦能夠停靠金蘭灣56。上述作為都是圍棋式布局手段，以維持權力平衡，並顧慮自身在國際體制中的安全地位，這些作為也體現了結構現實主義的論述。
伍、結語
從歷史的歷程而言，日本的國家角色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角色扮演，首先是在太平洋戰爭戰敗後，日本將自身定位成受保護者，全力發展經濟，以日美同盟為最高指導原則。隨著冷戰的結束，周邊的安全環境也發生了改變，諸如1994年的北韓核武及飛彈危機、1996年臺海危機、2001年911事件的發生，日本認知到國家角色已不能在像以前一樣，日本開始立法及修法，調整自身的角色，但是囿於和平憲法體制下，當時日本仍然是扮演著從屬地位的角色，不過日本的表現卻是可圈可點，諸如在1991年的波斯灣掃雷艦的部署，2001年的印度洋加油作業。這時期的日本是支持者角色，或者說是美國最忠實的夥伴。近代的日本，在安倍的大力改革下，已然掙脫戰後的枷鎖，走向強大日本的目標，不過此戰略目標的達成取決於以下兩個重要因素：首先是安倍經濟學或是安倍經濟學2.0版的成敗與否，其次是國內的民意支持度，因為沒有經濟就無法遂行金錢外交，喪失民意就等於喪失持續執政的機會。
總括來說，在外交戰略的布局上，多邊外交是安倍政府的主軸，這也符合他上任後推行的地球儀外交，依目前看來這個策略仍然會持續下去，範圍會逐漸擴大，既有盟邦關係的深化也是政策之一。然而，倍多力分，在結構現實主義取向的戰略思維下，安倍極力拉攏的盟邦，遂行權力平衡，但是盟友是否能在關鍵時刻給予支持，仍然有待後續的考驗。

註1：時永明，〈從地區秩序構建看日本的新安保法案〉，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2016年1月8日，檢索自，〈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16-01/08/content_8504583.htm〉
註2：霍斯蒂(Holsti)率先將社會學的角色理論概念運用於國家的外交政策分析上，請參見，K. J. Holst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4, No. 3, September 1970, pp.233-307.
註3：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Speech by Mr. Taro Aso,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eminar “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 Japan’s Expanding Diplomatic Horizons,” November 30, 2006, http://www.mofa.go.jp/announce/fm/aso/speech0611.html
註4：Sh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Project Syndicate, December 27, 2012,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barrier=true
註5：明居正等主編，王啟明等著，《國際關係理論概論》(臺北：晶典文化，2010年)，頁83。
註6：K. J. Holst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pp.245-246.
註7：郭育仁，〈日本的戰略憂慮：新安保法與安倍主義〉，臺北論壇，http://140.119.184.164/print/P_252.php
註8：Joshua W. Walker, Hidetoshi Azuma, “The Rise of the Abe Doctrine,” The National Interest, February 1, 2016,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he-rise-the-abe-doctrine-15072.
註9：羅伊(Denny Roy)著，周茂林譯，《崛起：中共與區域安全》(臺北：國防部譯印，2015年11月)，頁114。
註10：吳懷中，〈日本「集體自衛權」問題的演變和影響〉，《日本學刊》，2007年，第5期，檢索自，〈http://www.cssn.cn/gj/gj_gjwtyj/gj_rb/201310/t20131026_594545.shtml〉
註11：劉江永，〈美日重建安全體系與中美日關係〉，《外交學院學報》，第45期，1996年12月，頁32。
註12：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The Guidelines for Japan-U.S. Defense Cooperation,” http://www.mod.go.jp/e/d_act/anpo/
註13：郭育仁，〈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之可能走向〉，臺北論壇，2014年11月5日，〈http://140.119.184.164/view_pdf/168.pdf〉
註14：楊鈞池，《從和平國家邁向正常國家》(臺北：翰蘆出版公司，2012年)，頁83-84。
註15：邱啟展，〈日本軍隊、政治與國家的觀察〉，收錄於洪陸訓等著，段復初等編，《軍事政治學：軍隊、政治與國家》(臺北：翰蘆出版社，2014年8月)，頁325-326。
註16：沈海濤，《外交漂流：日本東亞的戰略轉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1月)，頁197。
註17：Kosuke Takahashi, “Shinzo Abe’s Nationalist Strategy,” The Diplomat, February 12, 2014, http://thediplomat.com/2014/02/shinzo-abes-nationalist-strategy/
註18：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Under the Abe Doctrine: New Dynamism or New Dead End?(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11
註19：David Pilling，〈安倍，務實還是好戰？〉，FT中文網，〈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1547?full=y〉
註20：蔡增家，〈大選後安倍的外交政策走向〉，《全球政治評論》，第49期，2015年1月，頁14-15；童倩，〈日越防長會談確認加強合作牽制中國協議〉，BBC中文網，2015年11月6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5/11/151106_japan_vietnam_relations_defense〉；〈日菲簽署防衛技術轉讓框架協議〉，美國之音，2016年3月1日，〈http://www.voacantonese.com/content/japan-philippines-20160229/3214261.html〉
註21：有關中日之間的安全對話請參見，郭育仁，〈中日安全對話及影響〉，頁157-173，收錄於趙春山主編，《東亞區域安全形勢評估2014-2015 》(臺北：遠景基金會，2015年12月)
註22：〈中日關係融冰？觀察家持懷疑態度〉，《南華早報》，2014年11月12日，〈http://www.nanzao.com/tc/national/14c3169ee8c1e3c/zhong-ri-guan-xi-rong-bing-guan-cha-jia-chi-huai-yi-tai-du〉
註23：〈解讀日防衛新大綱：不排除先發制人攻擊可能〉，中國評論新聞網，2010年12月17日，〈http://cnc.geetech.cnrn.tw/doc/1015/4/0/9/101540958.html?coluid=4&kindid=20&docid=101540958&mdate=1217121743〉；文雨，〈分析：日本「機動防衛力」防誰？〉，BBC中文網，2010年12月17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0/12/101217_japan_china_wenyu.shtml〉
註24：郭育仁，〈解析日本 2013 年防衛計畫大綱〉，臺北論壇，2014年1月21日，〈http://140.119.184.164/view_pdf/117.pdf〉
註25：依日美簽訂的協議，日本最終將擁有42架F-35戰機，其中前4架由美國負責生產，剩下38架則授權日本在國內組裝，由日本自行組裝的第一批F-35戰機將於2017年進入日本航空自衛隊服役，並以中共的殲-20為假想敵機，請參見，徐尚禮，〈日增軍費打造F-35戰機群〉，中時電子報，2015年12月24日，〈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1224004666-260417〉
註26：Koji Sonoda, “A lot of new equipment purchases in latest 5-year defense plan,” The Asahi Shimbun, December 14, 2013, http://ajw.asahi.com/article/behind_news/politics/AJ201312140033
註27：Sebastian Maslow, “A Blueprint for a Strong Japan? Abe Shinzo and Japan’s Evolving Security System,” Asian Survey, Vol. 55, No. 4 (July-August/2015), pp. 760-761.
註28：“Japan’s military spending: Tooling up,”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1, 2014,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banyan/2014/09/japans-military-spending
註29：石原忠浩，〈政治家主導的民主黨新政府？初步探討其內政與外交政策〉，《新社會政策雙月刊》，第6期，2009年10月15日，頁19。
註30：民主黨，〈民主黨政權政策Manifesto〉，2009 年，轉引自，楊鈞池，《從和平國家邁向正常國家》，頁193。
註31：Shinzo Abe, “Toward an Alliance of Hope,”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April 29, 2015, http://www.japan.go.jp/_src/230551/summer15_12-13.pdf
註32：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2012美國軍事戰略之變〉，中國評論月刊網路版，2012年1月16日，〈http://www.zhgpl.com/crn-webapp/mag/docDetail.jsp?coluid=21&docid=101981232〉
註33：Glen S. Fukushima, “US-Japan Relations, 2015-2017,” The Asan Forum, February 23, 2016, http://www.theasanforum.org/us-japan-relations-2015-2017/
註34：Sabrina Tsai, “Osama’s Second Term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Reflecting on the Past, Looking to the Future,” Project 2049 Institute, September 2013, p.13
註35：黃菁菁，〈美軍沖繩新基地建案停工〉，中時電子報，2016年3月5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 20160305000432-260108〉
註36：張旌，〈駐日美軍性侵案重燃沖繩「舊恨」〉，新浪新聞，2016年3月16日，〈http://news.sina.com.tw/article/ 20160316/16416783.html〉
註37：蔡增家，〈淺析鳩山的東亞共同體〉，《海峽評論》，第228期，2009年12月，〈http://www.haixia-info.com/articles/5520.html〉
註38：〈中韓政府強烈抗議日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南華早報，2013年12月26日，〈http://www.nanzao.com/tc/national/14c31533bc54fcc/zhong-han-zheng-fu-qiang-lie-kang-yi-ri-shou-xiang-can-bai-jing-guo-shen-she〉
註39：〈日本國會議員集體參拜靖國神社，恐將引發中國、南韓不滿〉，風傳媒，2015年10月20日，http://www.storm.mg/article/69719
註40：〈安倍夫人臉書透露「參訪靖國神社」，日本人心碎憤怒〉，東森新聞雲，2015年12月29日，〈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1229/621006.htm〉
註41：〈中日關係破冰，達成四點原則共識〉，紐約時報中文網，2014年11月9日，〈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1109/cc09japan/zh-hant/〉
註42：蔡增家，〈四點共識，中日各表〉，中時電子報，2014年11月9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1109000352-260109〉；〈中日四點共識是中方讓步還是日方讓步？〉，中國評論月刊網路版，2014年11月13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mag/docDetail.jsp?coluid=24&docid=103476100〉
註43：2011年中共國務院發布的《中國和平發展白皮書》中，明確界定中共的六大核心利益：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
註44：黃安偉，〈國家安全法再次定義中國核心利益〉，紐約時報中文網，2015年7月3日，〈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0703/c03chinamemo/〉
註45：覓雲，〈美國稱在中日東海氣田爭議上持中立〉，BBC中文網，2015年7月23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7/150723_east_china_sea_gasfield_dispute〉
註46：林翠儀編譯，〈日最大準航母，出雲號服役〉，《自由時報》，2015年3月26日，〈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866159〉
註47：〈日在宮古島部署88式攻船飛彈，扼解放軍航道〉，東森新聞雲，2014年6月15日，〈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615/368024.htm〉
註48：〈日駐兵與那國島，外交部：密切關注〉，風傳媒，2016年3月29日，〈http://www.storm.mg/article/95280〉
註49：〈日韓戰後首度軍事協議延後簽署〉，《世界民報》，2012年7月1日，〈http://www.worldpeoplenews.com/news/2/2012-07/25507〉
註50：楊虔豪，〈韓美日共享朝鮮軍事情報協約生效〉，BBC中文網，2014年12月29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4/12/141229_koreas_japan_us_defence〉
註51：〈中日韓高峰會，政治破冰的起手式〉，聯合新聞網，2015年10月31日，〈http://udn.com/news/story/7338/1283898-％E8％81％AF％E5％90％88％EF％BC％8F％E4％B8％AD％E6％97％A5％E9％9F％93％E9％AB％98％E5％B3％B0％E6％9C％83-％E6％94％BF％E6％B2％BB％E7％A0％B4％E5％86％B0％E7％9A％84％E8％B5％B7％E6％89％8B％E5％BC％8F〉
註52：楊虔豪，〈日本與韓國就慰安婦賠償與道歉達成協議〉，BBC中文網，2015年12月28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5/12/151228_japan_south_korea_comfort_women_deal〉；許仁碩，〈日韓慰安婦議題的「最終解決」：未解的政治與歷史之結〉，想想論壇，2015年12月30日，〈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5008〉
註53：賴岳謙，《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對亞洲權力結構的影響》(臺北：秀威資訊，2014年11月)，頁139。
註54：郭育仁，〈第二次安倍內閣之外交政策走向〉，《全球政治評論》，第46期，2014年4月，頁57。
註55：經濟學人，〈日本為何對東南亞這麼慷慨？〉，《天下雜誌》，第524期，2013年6月17日，〈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49762〉；〈助菲巡南海抗陸 日擬供飛機〉，中央通訊社，2016年2月29日，〈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602290115-1.aspx〉；林彥臣，〈日本潛艦15年來首訪菲律賓，牽制大陸意味濃厚〉，東森新聞雲，2016年3月8日，〈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308/658980.htm〉
註56：〈日贈越6艘艦船，提升南海力量對抗中國〉，中國評論新聞網，2014年8月2日，〈http://hk.crntt.com/doc/1033/1/9 /1/103319112.html?coluid=169&kindid=12095&docid=103319112&mdate=0802143407〉；〈越南金蘭灣國際港口向外國船隻開放〉，日經中文網，2016年3月9日，〈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18600-201603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