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在傳統與非傳統安全領域的競爭關係
海軍少校 曾孟傑
提 要：
憑藉著過去三十年的經濟發展，中國大陸在國際舞臺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中國崛起」這個概念，已經被當前世界各國普遍接受。做為南亞的第一大國，印度緊隨著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崛起，做為毗鄰而居的兩個發展中國家，同時又是崛起中的兩個亞洲大國，中印關係是亞洲乃至於全世界最受矚目的雙邊關係之一，不但具有全球與戰略意義，中印關係對於地區的發展、穩定，以及對於國際權力結構的變化而言，其重要性更是不言可喻。
關鍵詞：中印關係、中國崛起、大國關係、競爭與合作、中印邊界戰爭
壹、前言
在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前，中、印關係在各個領域上的互動與交往都是密切而友好的，雙方不僅立場相近，各領域的交流更是密切頻繁。但在邊界戰爭後，中、印關係開始出現變化，從前的合作關係與頻繁的交流隨即中斷，雙邊的互動更因為逐漸升高的敵意產生了全面性的競爭與對抗。從1960年代雙方在軍事及安全上的對抗，至1970年代演變為外交及政治上的競爭，冷戰結束後兩國更是在經貿以及非傳統安全等領域展開較勁，競爭關係成為中、印兩國間最顯著也最全面的交往呈現。
貳、中印在政治上的齟齬
探究中國大陸與印度間的衝突與矛盾，所有的根源都是源自於政治上的競爭。從西藏問題衍生為兩國對領土的爭議，再由兩國間的矛盾擴散至區域間的對抗，進而演變為國際性的摩擦與對立。所以，欲探究兩國間的競爭關係，則必須由政治領域做為探討的起點。摘整中、印間的政治領域的競爭，可透過以下六個面向做具體的探討：
一、西藏與達賴問題
中國大陸與印度兩國關係中，最根源也最矛盾難解的關鍵因素，就是印度面對西藏與達賴問題的立場。在這兩個關鍵的問題上，印度一向採取兩面政策，一方面承認西藏在中國大陸的自治區地位，反覆重申反對印度境內藏人從事反中的政治活動；另一方面則是以一種較為曖昧的態度，將西藏問題視為一枚與中國大陸交涉的籌碼。對於中國大陸政府而言，北京當局始終認為印度政府持續利用達賴喇嘛來削弱中國大陸對於西藏的控制1，而新德里方面則認為，中國大陸與巴基斯坦間的緊密互動，是對印度的一種圍堵。由於達賴喇嘛曾表示要尋找中國大陸與西藏間的中間道路，也就是所謂的「西藏自治」，不過這裡的「自治」是指大西藏自治，不僅僅是中共統治下的西藏自治區，即大西藏的統一及西藏實行民主制或「一國兩制」2。楊開煌教授認為，在西藏的自治範圍和方式上，雙方的認知差距相當大，可說根本沒有談判的基礎3。印度對於達賴一直採取模糊態度，使得中國大陸對於印度的西藏政策感到不信任。例如在2009年11月，達賴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下，訪問中、印有爭議的領土，並在達旺地區舉行記者會，發表對中國邊界政策的看法，同時回顧他當年由西藏流亡印度的心路歷程。儘管印度方面強調達賴此行乃屬私人訪問性質，但此舉仍然激怒了中國大陸，更進一步加深中國大陸對印度在西藏政策上的猜忌4。
中國大陸崛起後，中、印雙方均有意調整原本的外交基調，兩國關係現況雖不能稱之為敵對，但卻也算不上和睦5。2003年6月23日，印度總理瓦傑帕依出訪中國大陸，首次正式承認中國大陸在西藏的主權地位，並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宣言》，此舉為兩國關係一大進展，此後，為了雙邊關係的持續開展，印度政府在各國際場合反覆的重申「承認西藏自治區屬於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並且不允許藏人在印度境內從事反對中國大陸的政治活動」6。雖說如此，北京當局卻仍然對於印度在西藏及達賴問題上的隱晦態度感到猜忌。隨著穩定的經濟發展，印度的整體實力也隨之提升，伴隨而來的是與大國交涉時漸而提升的自信。2010年12月溫家寶訪問印度時，雙方所發表的聯合公報首次沒有提到西藏與臺灣是中國大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印度部分學者認為，這是印度微調原先對中國大陸原則立場的證明，這顯現在與中國大陸競爭的過程中，印度開始展現出更多的彈性，例如自2010年以來，印度似乎開始將一中政策當成一種籌碼，也就是除非中國大陸在喀什米爾問題上回到原來立場，否則印度不可能正式承認西藏與臺灣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7。這使得已然缺乏互信基礎的兩國關係再平添了一筆變數。2011年11月，達賴出席在印度舉行的佛教大會，使得中、印第15輪邊界談判推遲8，西藏與達賴問題可謂反覆的造成中、印兩國間的摩擦。
二、領土與邊界爭端
除了達賴的問題外，影響中、印關係最大的癥結點就是邊界爭端。由於邊界問題沉?已久，使得中印兩國長期在實際控制線(Line of Actual Control)上部署重兵，形成對峙之勢。印度媒體時常出現中共軍隊越界或非法侵佔印度領土的新聞報導，雖然這樣的報導很難獲得證實，但證明在邊界地區存在一定程度的緊張與對峙氣氛9。2013年4月15日，印度指控共軍越過印度喀什米爾拉達克段的暫定邊界，並進入深入印度領土約19公里處駐紮，破壞了兩國暫時擱置爭端，並追求邊界和平的默契，雙方部隊相互對峙了三週，雖然情勢因中共總理李克強訪印而有所緩和，仍顯見兩國關係即使已大幅度的改善，但邊界爭端仍舊是兩國最深沉的「歧見」。這樣的歷史情結進一步反映在印度政府對邊界問題的態度上，1970 年代西方學者麥斯威爾(Naville Maxwell)撰寫一本中印戰爭的學術著作，主張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的發生，印度政府應負起較大責任，迄今此書在印度仍然被禁10。另一方面印度認為中國大陸是一個「傲慢而莫測高深」的對手，即使是親如兄弟之邦，中國大陸最後還是有可能因為某些「核心利益」對印度動武11。
目前中印兩國間主要存在著三段領土爭議：位於西段喀什米爾東部拉達克(Ladakh)與中國大陸新疆中間的阿克賽欽(Aksai Chin)地區，總面積約為3萬8千平方公里，目前由中國實際控制12；中間區域的小塊未劃界地帶，位於兩國在尼泊爾與喀什米爾間，面積約為2千平方公里，目前由印度實際控制13；東段中國一般稱為藏南(或稱山南)地區，面積約為9萬平方公里，自1950年後由印度實際控制，但印度始終認為兩國邊界應該也包括西藏與錫金的邊界，以及巴基斯坦在1960年代劃給中國的一部分喀什米爾領土邊界，總長達4千多公里14。(雙方爭議地區見圖一、二、三)
領土爭議導致兩國在1962年10月爆發戰爭，並且在往後十多年維持冷戰的狀態。中國大陸政府至少曾經有兩次向印度提議用東段換西段，也就是讓印度保有東段阿魯納恰爾邦，以換取印度承認中國大陸擁有阿克塞欽地區，不過都遭到拒絕。1981年時，兩國政府決定用談判方式解決領土爭議，先後設立副部長級會談(1981-1987)、邊界問題聯合工作小組會議(1989-2005)、以及特別代表會談(2003迄今)，但這些談判都沒有具體結果。即使印度國內有人認為放棄阿克賽欽地區符合現狀，也最符合印度的最大利益15，此舉除了能有效改善中、印間長久以來不睦的關係，更能直接解決難解的邊界問題。但在印度政壇，無論是執政的人民黨抑或是最大的在野黨國大黨，此主張無異是政治自殺。這顯示邊界問題並未因兩國關係的緩解而出現解決的曙光。
三、中巴同盟與印巴關係
自1960年代以來巴基斯坦即是中國大陸最堅實的政治與軍事盟友，巴基斯坦依靠中國大陸來對付印度，也是中國大陸用來平衡印度的國家，通向伊斯蘭世界的橋樑，更是外交上可信賴的朋友。中、蘇決裂以後，由於印度的親蘇傾向，使得中、巴關係就更加緊密。中國大陸不僅供應巴基斯坦傳統武器，協助其興建核能電廠，甚至還可能是其核武計畫的幕後推手。常久以來，中、印、巴關係一直是左右中、印關係和緩或是惡化的重要因素。而這其中，中印與中巴關係間一直存在著很深的戒備心態，形成了所謂的「安全困境」。對印度而言，中國大陸與巴基斯坦的長久友好是對印度的一種圍堵，在心態上即若美國拉攏印度來針對中國大陸一般。中、巴關係除了政治與外交上的友好，在軍事上更是相當緊密。除了做為巴基斯坦武器裝備最主要的供應者，中國大陸亦對巴基斯坦分享先進軍事技術，進而大大的提升了巴國武器的質與量。雙方還從2002年開始舉行防務和安全對話，開展聯合軍事演習16。而中、巴關係愈是深化、鞏固，則中、印間的關係間的矛盾就愈大。印、巴之間除了相互視之為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外，尚處於以核子武器對峙的恐怖平衡中。1998年5月，自從印度實施5枚核子武器試爆以後，巴基斯坦旋即於5月28、30日在其俾路支省的賈吉地區實施6枚核子武器試爆，使得區域緊張情勢一觸即發。在巴基斯坦完成核子試爆後，中國大陸除了強烈譴責印度破壞區域穩定外，同時更加深對巴基斯坦飛彈技術的輸出17。2001至2010年間，中、巴兩國簽署了一項大規模的戰機生產協議，由中國大陸輸出JH-17雷電(中國代號FC-1，梟龍戰機)予巴基斯坦空軍，大大的提升了巴國空防的力量，這讓巴國在面對日益精銳化的印度空軍時更顯自信18。
中國大陸在1960-1970年代在中、巴邊境修築了喀喇崑崙公路，藉以連接新疆與巴基斯坦北部。這條公路除了強化了巴基斯坦對巴控喀什米爾地區的控制，更加強了阿克賽欽的戰略地位19。喀喇崑崙公路更是與中國大陸在巴基斯坦的「珍珠鏈戰略」－瓜達爾港的興建遙相呼應，未來中國大陸可望將由中東地區輸出的石油，透過瓜達爾港經喀喇崑崙公路輸運至中國大陸內陸省份，畢竟新疆的喀什距離中國大陸的東部海港3,500公里，而距離瓜達爾港僅1,500公里20，以能源安全以及成本來計算，瓜達爾港不僅有利於中國大陸能源輸運，更能緩解中國大陸長久以來的「麻六甲困境」。所以，將勢力伸及印度洋是中國大陸國家生存的應為，也是不得不為，使得中、印兩國成為天然的競爭者。又因該港口是由中國大陸出資，未來極有可能成為中國大陸在印度洋的前進基地，可以有效的提供中共海軍艦艇的泊靠與整補，挑戰了印度對印度洋的獨佔地位。
四、印度的東向政策
1991年印度大選，國大黨與其他幾個小黨結盟組成聯合內閣，在國內通膨嚴重、財政赤字、外匯存底銳減；外交上，蘇聯解體，冷戰正式告終，印度的外交空間瞬時遭到劇烈的壓縮，在蘇聯解體後所形成的準單級體系中，讓印度暫時成為一個「孤獨且沒有朋友」的國家。迫於國內外情勢，當時印度的總理拉奧決定通過介入東南亞地區事務，擴大對東協的影響，進而增強在全球安全事務的話語權21，這即是「東向政策」(Look East Policy)的濫觴。該政策雖包含了東進南海，但在21世紀前考量實力有限，印度尚未積極的介入南海問題，近年來，隨著南海爭端逐漸升高，加上整體實力的躍升，印度開始積極的在南海問題上發聲。2012年，印度的一個研究小組公佈了一份名為《不結盟20：21世紀印度對外與戰略政策》的戰略報告分析說，中國大陸日前正專注於取得黃海、臺灣海峽、東海和南海的區域優勢。在優先順序的排列中，印度洋列在第二位。該報告直言「中國大陸專注於突破第一島鏈及取得周邊海域內的主導權，而這也將是我們的利益之所在」22。這份報告也成為描述印度「東向政策」最典型的論述。
印度的「東向政策」可以說相當程度的與美國「重返亞洲」戰略一拍即合，它們都有著幾個相同的特徵，例如，都是以中國大陸做為其主要針對目標，也皆非對中國大陸採取直接對抗的戰略，而是企望藉由盟邦或周邊友好國家，對中國大陸進行牽制的平衡戰略。近年來，印度的「東向政策」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以公海航行自由為名，希望涉足於南海。例如印度與越南在爭議海域協議共同開發石油23，並於2007年與越南正式發展為戰略合作夥伴，其中國防安全領域的合作是兩國合作的重點；2007年12月，印、越兩國達成擴大國防合作協議，其中包括印度提供越南護衛艦的零組件。2011年越南海軍總司令訪問印度時，兩國進一步將合作具體化，包含印度為越南培訓Su-30戰機種子教官，並幫助越南建設現代化大型軍港，其中最重要的是印度開始幫越南代訓其潛艦部隊，而越南則同意讓印度艦隊使用南部的芽莊港做為整補基地24。在馬來西亞方面，印度與馬國在2006年達成軍事人員合作協議；2007年12月，印、馬兩國簽署協議，由馬來西亞提供印度戰機飛行員一些實戰科目的培訓；2008年1月，雙方決定進一步加強軍事人員的互動交流，由馬國派遣102人前往印度接受有關後勤維保的培訓科目；2010年6月，兩國海軍在公海實施了為期4天的反海盜演習；2011年2月，印度與馬來西亞簽定全面經濟合作協議。另外，在印尼方面，印度與印尼在2005年宣佈建立戰略夥伴關係；2007年6月，兩國外長同意加強雙邊戰略與國防合作領域，並決定共同生產武器裝備25。
其次，強化與美、日及東協各國在南海的合作。印度藉由與美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等國在東亞地區的互動，展開更積極的軍事交流與合作。2010年美國總統歐巴馬訪印，強調兩國應加強戰略夥伴關係，期許印度擔負起「與其強國地位相稱的國際責任」，這其中一項即是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及其他公認的國際法原則，來維護商務暢通、海事安全、航行自由及和平解決海洋爭端等責任。尤其令人矚目的是，印度與日本的接近，及在美國驅動之下的美、印、日三國在亞太地區及西太平洋的防務合作關係。印度與日本於2006年簽訂軍事合作協議；2008年，印、日簽訂《印日安全合作聯合宣言》，強化兩國在確保海上通道安全、防災及反恐等領域的合作26；2012年印、日兩國首次舉行聯合軍事演習，演習以「應對中國大陸在印度洋的戰略滲透」為主要想定方針；而在2011至2012年間，美、印、日三國先後舉行了兩次的海上安全問題會談。這不僅使印度由麻六甲海峽得以跨足於日本海，更因為美、印、日三國的防務合作，對中國大陸形成了北、東、西南合堵的態勢27。
從以上幾點我們可以發現，印度的東向政策除了原先改善其經貿發展的目的外，隨著國力的提升，東向政策也逐漸成為一個制衡中國大陸的戰略方針。儘管現階段印度尚未能在南海乃至於東亞造成決定性的影響，但東向政策中的南海策略卻已然成為一個讓局勢複雜化的一張好牌。
五、中印在印度洋戰略上的矛盾
近年來，印度的崛起使得印度逐漸具備了對印度洋實施控制戰略的戰略基礎，更加深了印度對於控制印度洋的渴望。當印度各界談到所謂的中國威脅28，所關切的地區已經不僅僅是共軍在北方邊境的軍事部署，還包括中國大陸對印度洋地區的擴張行動。而印度對於任何區域外國家在印度洋的影響都是排斥的，這其中最受印度關注的國家即是中國大陸。
印度擁有長達6,100餘公里的海岸線，在阿拉伯海及孟加拉灣分佈著1,175個島嶼。在印度洋沿岸的40多個國家中，印度的國土面積最大、人口最多，更重要的，是其優異的地理位置，猶如一把突出的劍，直接伸入印度洋的核心。也由於這種得天獨厚的戰略位置，印度理所當然的將印度洋是為其勢力範圍，將印度洋視為「印度的印度洋」29。但印度的地理優勢亦同時是她的劣勢，由於三面環海，印度一旦失去制海優勢，沿海的地區將無險可守，國家安全將受到嚴重的挑戰，這說明印度的戰略利益始終與印度洋休戚相關30。
隨著兩國經濟快速發展與能源需求激增，中、印兩國在印度洋的矛盾與摩擦也逐漸白熱化。由於印度洋的自然資源非常豐富，礦產資源又以石油與天然氣為主，已探明的石油儲量占世界石油總儲量的62％，天然氣儲量的40％；另外在戰略金屬方面，錳金屬儲量占世界85％，釩儲量占世界60％，鉻儲量占世界86％，鈾儲量占世界的86％，而蘊藏最豐富的鐵儲量居世界第一。這對能源資源極為短缺的印度來說，更是自己未來發展的基礎與保障，絕不容他人染指31。而對於中國大陸來說，其80％的石油進口須經由印度洋來運抵國內，印度洋對中國大陸的重要性絕不亞於印度。因此，為了確保能源生命線的安全，中國大陸政府近年來不斷在印度洋沿岸國家進行基礎設施的投資與援建，以期為打開前往中東地區的交通與能源通路。2004年底，博思顧問公司(Pulse Communications)在為美國國防部「淨評估辦公室」委託，有關《亞洲能源未來》的研究報告中，首度將中共此戰略部署稱之為「珍珠鏈戰略」(String of Pearl Strategy)一詞，用來推定中共在印度洋一系列戰略的概念32。報告指出，中共正努力建設一支遠洋海軍和海下報復能力以「確保海上通道」，並「正在從中東到南海的海上通道沿線建立戰略關係，從而顯示保衛其能源利益和實現廣泛安全目標的一種防禦和進攻性態勢」33。目前中國在印度洋沿岸各國的援建計畫包括協助巴基斯坦修建西南方瓜達爾港(Gwadar Port)工程，投資孟加拉南部吉大港(Chitta port)深水港之興建，重建斯裡蘭卡南部漢班托特港(Hambantota)，緬甸的實兌港基地興建(Sittwe)等等，另外尚包含租借緬甸外海的可哥群島(Coco Island)設立電子監聽站，其中對瓜達爾港與吉大港的建設還包括興建從中國大陸境內興建延伸至此地的戰略公路或鐵路34。中國大陸對保護能源生命線的一連串戰略規劃，使得印度逐漸失去對印度洋的獨占控制地位。另外，中國大陸在南海一直有所謂的「麻六甲困境」，中國大陸加大了對印度洋的投射能力後，壓縮了印度原有的優勢，對印度而言，預期在未來也可能將出現所謂的「荷姆茲困境」。倘若一旦印度封鎖安達曼海或是麻六甲海峽，中國大陸也可以對進出荷姆茲海峽的印度船隻採取報復措施，這為中國大陸擺脫「麻六甲困境」創造了一個有利的籌碼35，卻也間接強化了印度「東向政策」的推展意念，加劇了彼此間在對方「後院」的矛盾與競逐。
六、印度爭取安理會席次問題
自1990年代以來，印度一直積極的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由於常任理事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影響力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進入21世紀後，基於經濟的成長帶動印度的整體國力上揚，加以人口已成長至世界第二位，這使得印度對於追求名實相符的大國地位以及提升國際影響力有著濃厚的興趣。2005年聯合國成立60週年之際，印度與日本、德國、巴西等國組成一個以爭取進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為宗旨的「四國集團」，希望藉著四國的力量，達成成為常任理事國的目標，期望能將自身在國際間的定位，能夠提升至相同於中、美、英、法、俄的同等地位36。實際上，多數聯合國會員國均認為，印度與日本依其經濟力與整體國力，應已具備成為未來安理會新任常任理事國的資格，但經過數年的努力，印度始終無法一償宿願。這其中除了五個大國在國際舞臺的權力競逐因素外，更包含各國彼此間難以化解的矛盾37。
首先，安理會是聯合國最高的決策機構，常任理事國的增加，並非僅成員數字的變化，而是權力結構的變化，等於是國際權力的重整。倘若原先的席次從5席增加至7席甚或至9席，則原來的中、美、英、法、俄等5個大國的權力與責任必然受到壓縮與稀釋38。其次，做為唯一亞洲會籍的常任理事國，中國大陸當然無意願見到其他亞洲國家分享其聲望及特權。中國大陸表面上多次肯定印度對聯合國與國際社會的「參與與貢獻」，如在2005年4月發表的《中印聯合聲明》中，中國大陸重申中方理解並支持印度在聯合國和國際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願意在聯合國改革進程中進行密切磋商與合作，但卻也是5國中，唯一未明確表態支持印度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國家39。對中、印兩國而言，雙方皆將對方視為挑戰自身崛起的競爭者，彼此也都不樂見對方成為擁有與自己相同權力的大國。第三，印度加入了「四國集團」，將自己與日本綁在一起申請成為常任理事國，必然導致了中國大陸乃至於亞洲各國的激烈反對；再加上與中國大陸長期友好的巴基斯坦因素，使得中國大陸在支持印度「入常」的態度上更顯得曖昧消極。第四，在美國宣佈「重返亞洲」的同時，印度成為美國亟欲拉攏的圍堵幫手。在2010年11月8日，美國總統歐巴馬在出訪印度時發表宣言稱「期許安理會改革，納入印度成為常任理事國」，這等同為印度爭取成為常任理事國作了一個強而有力的背書40。美國拉攏印度明顯的是針對中國大陸而來，對於一個原本已是具有潛在威脅性的對手，從而成為協助美國防堵中國大陸的敵人，中國大陸的態度很可能會由消極曖昧，轉而調整為積極的反對，美國的支持對於印度而言，未必能帶來實質的助益，卻可能讓印度召來更多的敵人，最後導致中、印間的心結檯面化與白熱化。
參、中印兩國在軍事領域的競爭
自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以來，中、印兩國即不斷的強化邊界防務的軍力以及軍事部署的針對性。中國大陸崛起後，為了持續性的經貿發展，中、印兩國不約而同的分別將視角投向印度洋與南海，這使得兩國在軍事領域的競爭關係，從原本在鄰接邊界上的對峙，轉而延伸向海洋。中、印在軍事領域的競爭從而加深了兩國的對立與敵視，無可避免的使兩國陷入了「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由於中、印雙方共同崛起，加上受到歷史因素的影響，使得中、印在軍事領域存在的分歧與摩擦非常顯著。針對兩國在軍事上的競爭關係，將透過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與探討：
一、中印的邊界軍事對峙
中、印兩國在軍事上的對峙，除了在印度洋展開了一連串海軍軍力的較勁外，另外一個相互間角力的主戰場就是邊界地區。由於兩國領土爭議的問題長期無解，導致了在邊界地區不時的發生衝突與對峙。2006年7月1日，總長度1,956公里，平均高度超過4,000公尺的青藏鐵路全線通車，這樣一個中國大陸國內的交通基礎建設引發印度強烈的反應，認為中國大陸此舉表面上是緩解青海、西藏高原長久以來的交通不便，實際上乃是針對印度而來。特別是中國大陸計畫於2014年下半年度，將青藏鐵路由拉薩延伸至日喀則，印度更是憂心中國大陸此舉背後所隱含的軍事效益41。
青藏鐵路通車後，對中國大陸邊防交通來說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除了方便中國大陸對於邊防部隊的物資集運，更有利於部隊的換防、調動作業，這對印度的邊防來說形成了沉重的軍事壓力。為了抗衡中國大陸的青藏鐵路，印度內閣於2009年8月批准於「阿魯納恰爾邦」(中國大陸稱藏南)興建兩條總長度718公里的高速公路。2010年2月，印度決定向「阿魯納恰爾邦」增派兩個步兵師，這與先前的高速公路興建，其意涵不言可喻。迄至2012年10月，印度在中、印邊界東段爭議區域累計部署了兩個軍共逾21萬人的陸軍兵力，空軍部分則有9個飛行聯隊和一個短程彈道飛彈營，相較1960年代，印軍在西藏邊防的兵力已經成長了3倍，可以說遠超出正常防禦的需求42。但是面對日益強大的中國大陸，印度並未因此而擁有更多的安全感，2011年11月2日，印度國防部批准一項耗資約130億美元的軍事現代化計畫，包括至2017年間招募約10萬名士兵，以部署於中、印邊界，這項計畫將在兩國邊界新設4個軍事單位，包含兩個山區打擊部隊，將主要負責攻勢的戰鬥任務；而除了大量的兵力進駐外，印度亦引進以色列搜索者2型(Searcher-II)無人機43，做為邊防的偵查與搜索任務，藉以更精確的觀測共軍動態44。另外，依據《亞太防務雜誌》的報導，近年來，為了防範共軍的武力進犯，同時加強邊防部隊的火力，印度陸軍不惜大費周章的將射程達24公里的FH77B型155公釐榴彈砲運送到該地進行部署，以期在未來的山地作戰中取得優勢45。另外在空軍部分，印度在整個邊界的東、中、西段修建了許多現代化大型軍用機場，2011年10月4日，印度空軍宣佈，為有效嚇阻巴基斯坦及中國大陸，印度將在拉達克地區中、印邊界興建戰備跑道，並將升級印、巴邊界卡吉爾地區的簡易機場46，並同時部署了Su-30MKI、Mirage 2000H等戰機，其中Su-30MKI多功能戰機的作戰半徑甚高達1,500公里以上，足以涵蓋西藏、甘肅、四川、雲南等省份全境，對中國大陸在西藏地區的空防形成極大的壓迫47。
在中國大陸方面，為應對印度逐漸加大的邊防壓力，中國大陸也慢慢的強化其在西南地區的軍事力量。相較於印度多重於陸軍，也就是傳統軍力的擴張，共軍在西藏的部署與發展主要則是針對現代化戰爭的建設，也相對低調許多。依據《漢和防務》的分析，中共空軍在2013年起開始逐步強化在四川及雲南等地的空軍軍力，多數的民用機場都實施了擴建，成為軍民兩用。其中位於雲南的陸良、蒙自等軍用機場開始換裝殲-10A及殲-8II型戰機；而四川的大足、白寺驛機場更進一步在擴建當中，這兩個機場更是進駐了Su-27以及殲-11等新式第三代戰機。為了拉長戰機滯空的時間，四川的鞏乃空軍基地更可能規劃進駐空中加油機48。在陸軍部分，儘管囿於中、印兩國邊界地形限制，不大可能出現戰車式戰鬥，但中共仍在西藏部署了約有100輛左右的自製96A式戰車49。此外，中共陸軍自2012年起開始向西藏軍區輸運了新式的輕型坦克，此型坦克研判由97式研改而成50，估計擁有更高的機動性與防禦能力，若全數完成部署，將進一步強化中國大陸在西藏的重裝甲實力。另外在二砲部隊方面，中國對青海省的二砲中程彈道導彈部隊在部署上實施全面的調整。據《漢和防務》報導，駐防青海大通的導彈809旅已經將自冷戰時期即部署，射程約7,000公里的DF4遠程戰略飛彈，換裝為射程達10,000公里以上的DF31洲際彈道飛彈；而在新疆的庫爾勒自2009年後即換裝射程約2,700公里的DF21C中程彈道飛彈，研判此部署乃是針對印度而來。由於庫爾勒市距離新德里僅1,700公里，如此一來，只要在庫爾勒發射陣地就可以瞄準南印度主要的導彈基地和Su-30MKI戰機機場51。最後是資訊作戰部署，中國大陸在西藏地區長期設置了監聽基地，近年來更是強化對印度的監聽活動，依據判讀，在東、西段邊界各至少擁有2個監聽站，監聽範圍除了涵蓋各類無線電及手機通訊，甚至包括電子郵件以及高頻(VHF)通訊系統等，中國大陸在西藏的監聽作業屬戰略信號情報監聽，研判可直接指向新德里，其監聽重點除了軍事情報外，甚至含括外交、政治情報52，這為中、印在邊界間的較量取得了先機。
相形之下，印軍的陸、空軍在邊界部署的總兵力則已經超過1960年代的3倍以上，已對共軍邊防部隊形成局部的優勢53。另外，為確保情勢升高時的增兵需求，中國大陸並未如印度廣建軍用機場的建設方式，而是以擴充軍民兩用機場的硬體設施做為預應。這除可看出中國大陸在全球戰略上的深謀遠慮外，更可見其在軍事上的自信。事實上，中國大陸在沒有印度的協助，甚或在與新德里沒有密切關係的情況下，已經擠身世界一流強國，可預期的未來甚或可能挑戰美國獨霸的地位，北京根本就不在乎印度這個國家54。即使當前印度也漸漸擺出崛起的態勢，中國大陸可能因此修正對印度的態度，將印度視為潛在的大國，但這與印度所期望的「一流大國」仍是有所差距的，這說明瞭邊界問題雖然是中國大陸所關注、在意的，但尚未視之為「重中之重」；但對印度來說，邊界問題不但是「重中之重」，中國大陸這個鄰居更是她最大的威脅所在。
二、針鋒相對的中印軍力發展
任何一個強國無論其經濟發展如何飛速、國際影響力多麼深遠，甚或是國家資源多麼的豐沛，都仍然須植基於一個可恃的軍事實力。特別是中、印兩國在經歷高速的發展後累積了雄厚的經濟實力，加速現代化國防建設及強化軍事實力，即成為兩國刻不容緩的國家方略。
印度的國防建設腳步可謂非常積極，依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SIPRI)在2011年的年度報告中指出，印度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武器進口國，佔武器出口市場的21％。在這其中，印度的武器來源有82％為俄羅斯所提供，而這進口的武器系統中，有71％為戰機的的採購55。這麼高的軍購比例有兩個最重要的原因，第一，印度的國防工業與技術尚未臻成熟，部分的武器裝備雖已啟動研發自製，但仍不足以形成戰力，加上部分諸如戰機發動機等關鍵技術仍未能突破，使得印度不得不採取軍購的方式來填補國防戰力的空虛；第二，由於存在著中國大陸以及巴基斯坦這兩個潛在的威脅，使得印度的安全需求極高，因此，為解防務上的燃眉之急，購買現成的武器系統成為最經濟實惠的方式。印度強化其軍事實力及現代化國防建設的眼光極為長遠，且面向是全方位的。在對外軍購方面，2009年，印度與美國波音公司(Boeing)訂購了8架P-8I海神(Poseidon)反潛巡邏機，波音公司並於2011年9月28日完成該批反潛機的首飛測試。2011年10月3日，印度空軍宣佈，正式朝向擁有真正的航空與太空戰力的方向升級，以迅速部署全球作戰能力為其目標56。2010年，印度正式與俄羅斯簽訂第5代戰機(Fifth Generation Fighter Aircraft, FGFA)的合約，印度空軍預計將採購共計214架第5代戰鬥機，其中166架為單座型，48架為雙座型，雙座型戰機將全部在印度境內進行組裝，整個採購專案金額高達250到300億美元57。隔年，印度內閣一批准了另一項向美國波音公司採購10架，總金額41億美元的C-17戰略運輸機。而為了另闢美、俄以外軍購的第三條路徑，印度近年來積極與以色列洽談軍事合作計畫，包括斥資88億盧比為印度海軍採購262枚閃電(Barrack)防空飛彈，以及還簽訂了價值1,344億盧比的合約建造16艘反潛艦，以及150億盧比採購兩艘深海救難艦；而同一時間，以色列航太工業公司(IAI)亦與印度航太公司(HAL)完成41架北極星(Polar)先進輕型無人直升機研發合約的簽訂，與以色列的合作使印度的軍火供應以及技術來源更為多元化58。
最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11月5日，印度於東部外海成功完成射程3,500公里的烈火4型(Agni-IV)彈道飛彈試射；2012年4月19日，印度更完成射程5,000公里的烈火5型(Agni-V)洲際飛彈試射，這兩型飛彈的試射前後相隔僅僅5個月，顯示印度在彈道飛彈的研製上已卓然有成59。烈火5型飛彈對印度軍方來說可謂意義重大，它對印度有著極重要的戰略價值，若將其部署在印度東部，其5,000公里的射程將完整涵蓋整個中國大陸乃至於第一島鏈。根據印度的說法，面對宿敵巴基斯坦，以烈火2型(Agni-II)約2,000公里的射程已綽綽有餘。其言下之意，烈火5型飛彈完全是針對中國大陸而來，而烈火5型的成功試射，代表著印度成為亞洲地區繼中國大陸之後第二個擁有洲際彈道飛彈的國家，其戰略嚇阻能力將不容小覷，為印度涉足國際事務上增加更多的籌碼60。
在中國大陸方面，國防建設現代化一直是共軍持續耕耘的目標。由連年國防預算平均二位數百分比成長，以及世界第二的軍事預算規模來看，中國大陸在軍事發展上的成就更為可觀與傲人。相較於印度自力發展國防上的侷限性，中國大陸的國防建設方針一直都朝向自主研發方向前進。加以極強的科技複製能力，使得中國大陸絕大多數的武器裝備都是本國產製，不若印度般處處受制於人。首先是空軍部分，2012年10月31日，由中國大陸自行研發的殲-31原型機完成首次試飛，該型機是繼殲-20戰機後另一採匿蹤設計的第5代戰機，這展現了中國大陸在航空工業的優異技術，而中國大陸也同時成為繼美國之後第二個同時研製兩款第5代戰機的國家。殲-31戰機採雙垂直尾翅雙發動機設計，機體長度不到10公尺，一般研判，該型戰機的綜合性能將介於美國F-15與俄羅斯MIG-29間61。另外在海軍部分，2011年9月，中共海軍運-8潛(Y-8Q)新式反潛巡邏機完成一連串測試，此型機可搭載超過10名乘員，包括飛行員、雷達員、聲納員、搜潛員，以及技術分析、聲納吊放、武器操作等人員，形成集偵察、分析、攻擊於一身的反潛體系，它的特徵是帶有長而尖的尾刺，研判是中共新研製的磁測儀，其先進程度可與美國P-3C反潛巡邏機的探測系統媲美62。2012年12月，俄羅斯軍火出口商「俄羅斯國防出口公司」(Rosoboronexport)與中國大陸簽署拉達級(Lada Class)「阿穆爾-1650」(Amur-1650)柴電動力潛艦共同研發暨建造的合約，預計建造4艘該型艦，此合約的簽署符合中國大陸對外軍購所經常依循的模式－以技術轉移做為合約簽定的附帶條件，也就是首批兩艘潛艦於俄羅斯建造，另兩艘則移轉至中國大陸境內建造。該型艦由於配備了絕氣系統(AIP)，潛航能力極佳，推測其靜音程度將較基洛級潛艦安靜8倍以上。2013年4月，中共自德國採購柴油引擎，估計將用於15艘新式的元改級攻擊潛艦的建造63。而俄羅斯以及德國的技術引進，預料將對中共海軍水下戰力提升有著極大的助益。而面對印度積極組建的航空母艦兵力，中國大陸目前唯一的劣勢是在航空母艦的操作與運用上，印度有著較多的實戰經驗，由於航空母艦的運用與操作十分的複雜，包括艦載機聯隊的管理、艦載機的運用以及整個航空母艦戰鬥群的組建等等，由於印度操作航空母艦已將近60年，在管理及實戰上的經驗將遠較中國大陸為豐富。現階段，中共除了穩健的實施「遼寧號」的訓練工作，同時亦加速推進整個航空母艦戰鬥群的組建，據《漢和防務》的研判，第5、6艘號稱「中華神盾」的052C型驅逐艦已經開始建造，這意味著中共海軍的「神盾」艦數量已經將與日本海上自衛隊相同，而且很快會超越64，同時也代表著航空母艦戰鬥群將逐艦編成，一旦「遼寧號」航空母艦正式形成戰力，中共將正式擁有一個具備外、中、內層屏衛的完整航空母艦編隊。較之於印度，中國大陸的進度是遠遠超前的。
三、印度在印度洋的軍事部署
印度洋是世界第三大洋，面積約為7,492萬平方公里，占世界水域面積的20％左右，在它的周邊沿岸有40多個國家，海岸線漫長，港口眾多，約佔世界海港總數的1/9。由於印度洋的地理位置較為封閉，只有麻六甲海峽、霍姆茲海峽、蘇伊士運河及好望角等少數幾個重要的港口與外界相通，素有「世界之鎖」之稱，串起世界主要貿易與石油航線65。
印度為了加強對印度洋的控制，近年不斷的強化其海上的實力，海軍艦隊的部署也都是朝著加深對印度洋控制的這個方向。現階段印度在印度洋的軍事部署可分為三個方面：
第一是在東印度洋，2001年10月印度在孟加拉灣東部的安達曼－尼科巴群島(Andaman and Nicobar Islands)的布拉爾(Blair)港設立了遠東海軍司令部。安達曼－尼科巴群島位於麻六甲海峽的西端，安達曼群島向北，而尼科巴群島則向南扼守著從麻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北緯10°的航道，其戰略定位設定為封鎖通行於麻六甲海峽的船隻66。另外，印度從前所採的海軍軍力部署「重西輕東」，但在推行「東向政策」後，印度調整海軍艦隊的部署，加強海軍整體軍力，將其所有的5艘拉其普特級(Rajput Class)驅逐艦均劃歸東部司令部指揮，並決定印度海軍新增的艦艇與海軍航空兵力優先提供東部艦隊。2005年東部司令部主作戰艦艇僅有30艘，至2011年擴增為50艘，主力艦艇包括5艘拉其普特級驅逐艦、1艘塔爾瓦爾級護衛艦、3艘希瓦利克級(Shivalik Class)護衛艦和1艘辛杜格霍斯級潛艦。印度政府甚至計畫將西部艦隊的現役旗艦維拉特號航空母艦移編至東部艦隊；在東部艦隊母港維薩卡派特南港以南50公里新建專用軍港，並使新建港口成為東部艦隊的未來中樞和印度核潛艦的母港67。因為印度認為，唯有建立一支「藍水海軍」，才有可能維護印度向海洋發展的經濟利益。加上來自海上的挑戰日益嚴峻，使得印度戰略重心更加明顯的傾向海洋。
第二是在西印度洋，由於印度對於石油能源有著高度的依存度，故西印度洋對於印度而言可謂經濟生命線，為了加強對阿拉伯海的控制，2005年5月印度在其西海岸卡達姆巴(Kadamba)港開始興建亞洲最大的軍港68。近年來，印度大力推行「印度洋控制戰略」，將印度洋劃分為「完全控制區」、「中等控制區」和「軟控制區」三個戰略區域。印度的「完全控制區」包括兩大塊，一是東部是孟加拉灣海域，二是西部的阿拉伯海海域。在東部海域，由於沿岸國家相對弱小，加之多年苦心經營，印度已構建了比較完整的基地體系，基本實現了對孟加拉灣的控制。而在阿拉伯海海域，由於巴基斯坦的存在，印度海軍力量的擴展一直受到了某種程度的壓制。卡達姆巴基地建成後，特別是未來兩艘航空母艦的進駐，印度海軍在這一地區的戰略能力將得到大幅增強，對進而實現控制整個印度洋的戰略企圖創造了更加有利的條件69。
第三則是在西南印度洋，2006年初印度在馬達加斯加北部一個島嶼上建立一個情報蒐集站，大幅的提升印度對於非洲各國的海上監控能力。2007年印度又租借模里西斯(Mauritius)的阿加萊加群島(Agalega Island)，做為印度在西南印度洋的前進基地。該島嶼可以說擁有阻斷該條交通線的能力，對於印度的對手來說，印度在阿加萊加群島的存在將有如芒刺在背。由於中國大陸在非洲有著龐大的原物料需求，更同時是中國大陸商品的龐大銷售市場，因此，印度在該島的部署將對中國大陸有著極嚴重的威脅70。
根據美國全球安全網(Globalsecurity.org)所編之《印度海軍》統計，印度現有的海軍擁有5萬8千餘人，其中尚包含了航空兵以及陸戰隊兵力。各型作戰艦艇超過155艘，其中最受矚目的即是印度的航空母艦兵力以及未來的航空母艦計畫71。當前印度海軍擁有1艘24,000噸級的輕型航空母艦「維拉特」號，可搭載12架AV-8B海鵟式戰機及7架反潛直升機，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操作現役航空母艦的國家之一。另由於經濟的高速增長，印度也著手發展自製的航空母艦。據統計，2012年印度海軍預算達國防總支出的19％，印度更宣佈自2013至2018年，將投入約247億美元以採購先進的航空母艦與潛艦72。2013年8月12日，印度宣佈建造第一艘國產航空母艦，這標誌著印度國防工業的突飛猛進，被視為現代化國防的象徵，也讓一直有著大國夢的印度在國際上揚眉吐氣73。另外，2003年印度向俄羅斯購買了一艘基輔級的航空母艦「高希科夫海軍上將」號，該艦排水量達44,000噸，可部署約30架MIG-29K戰機，以及6架Ka-27反潛直升機，雖然該艦在幾次的海試中均未達交艦標準，但一般預測，該艦估計於2015年將進入印度海軍加入戰鬥序列74。除了航空母艦外，印度於2012年向俄羅斯租借阿庫拉級(俄羅斯稱971級)核動力攻擊潛艦，該型艦租期10年，使得印度成為繼美國、俄羅斯、英國、法國、中國大陸後，第6個擁有核子潛艦的成員。依照該型艦優異的潛航與水下蟄伏能力，預料將成為中國大陸跨足印度洋的一大隱憂。此外，印度亦已開始著手研發自製殲敵者級(Arihant)核動力潛艦，該艦將能攜帶彈道飛彈實施核嚇阻，被視為印度「戰略鐵三角」極重要的一環，估計該型艦將於每兩年建造1艘並加入服役，其首艘艦已於2012年完成海試75。
印度的「東向」政策有效的深化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也同時強化了印度在區域政治與經貿的影響力，尤其是經貿領域，印度藉由「東協加六」的區域合作機制，預料將成功的整合入整個東亞體制。反觀東亞各國，無不在經貿上依賴中國大陸，在安全上仰望美國。因此，東南亞各國也普遍歡迎印度的「東向」，期由印度介入區域事務，以平衡日益強盛的中國大陸影響力。基於能源運輸的安全，中國大陸在印度洋擁有某種程度上的「核心利益」。依據英國石油公司在2010年的統計，印度的能源進口管道有85.1％透過印度洋輸運76，能源的輸運絕大多數都是在自家的後院進行，在這樣的情勢下，印度佈局於南海可以說完全是針對中國大陸而來。透過印度在整個印度洋的佈局以及推展一波波軍事現代化的作為來看，印度藉由涉入中國大陸「核心利益」事務來制衡中國大陸已是該國的當然策略，未來中、印兩國在「西進印度洋」與「東向南海」的戰略上，必然將產生更多的衝突與角力，將為兩國長久以來的競爭關係更添一筆矛盾。
肆、中國大陸與印度在經貿領域的摩擦
中國大陸崛起後，印度調整了對中國大陸的政策方針，中、印兩國間的經貿往來日益頻繁，但經貿上的互賴越深，也直接激化了兩國在貿易及能源需求上的矛盾關係。特別是印度為了改善對中國大陸巨大的貿易逆差，設下了重重的貿易壁壘77，加劇了兩國在經貿領域的摩擦。此外，由於經貿的飛速成長，中國大陸與印度對於能源的需求與日俱增，使得海外的能源探採成為兩國競爭關係的另一個新戰場。
一、貿易保護主義
中國大陸崛起後，中、印貿易發展迅速，但並未在各層面順利開展。印度對中國大陸進口的商品的核准以及企業投資長期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並且頻繁的採取投資審查和反傾銷等保護措施78。實際上，在所謂「金磚四國」中，印度的開放程度是最低的，且對於進口貨物和服務的保護程度遠高於其他3國。特別是在全球受到金融海嘯席捲過後，印度為加大對本國產業的保護程度，更是頻頻與中國大陸發生貿易摩擦79，甚至在中國大陸加入WTO以後，印度也因日漸攀升的貿易逆差，使得印度國內對於中國大陸出口製品採取越來越頻繁的反傾銷調查，也同時造成兩國自由貿易區的洽談一再擱淺。另一方面，由於印度對中國大陸的出口政策充滿了疑慮，也就一直未肯承認中國大陸的市場經濟地位80，甚至在2001年公開宣佈中國大陸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加之中國大陸勞動力成本低廉，人口是世界上唯一超越自己的國家，並認為中國大陸許多至印度投資的國有企業，乃是在中國大陸「國家資本主義」的羽蔭下與一般民營企業競爭，因此採取了許多貿易保護措施81。根據中國大陸商務部統計，僅2008年10月至2009年2月，短短不到半年的期間，印度即對中國大陸出口商品進行了17起貿易救濟調查，金額估計達15億美元。此外，印度還對中國大陸鋼鐵、化工、紡織等產品實施進口限制措施，並宣佈禁止從中國大陸進口玩具，為期六個月。而印度政府一直未就頒佈此禁令的原因表態。2012年9月，繼美國、歐盟對中國大陸太陽能產業進行反傾銷調查後，印度亦宣稱收到產業界對於中國大陸太陽能電池板反傾銷調查的申請，為中、印在貿易上的摩擦再加添了一項負面因素82。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印度政府將這項進口禁令發布的主要原因，歸因於安全問題，認為懷疑中國大陸玩具鉛含量超標，並含有其他可能有害的化學物質，當時，中國大陸出產的玩具占據了印度60％國內玩具市場。另外，2008年印度對中國大陸鐵礦石出口占印度鐵礦石出口總額近93％，占對中國大陸出口總額的49.5％，當時金融海嘯席捲全球，加上中國大陸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中國大陸建築業陷入低迷，鋼材價格走低，中國大陸也正處於對之前建立的大量庫存的消化期，因此對進口鐵礦石的需求大幅下降。而中國大陸對印度鐵礦石需求的調整，竟造成印度進口額同比下降了49.3％ 83，這讓印度與中國大陸貿易出現歷史性的逆差並且不斷攀升。
根據中國大陸商務部統計，2006年，印度在中印貿易中首次出現高達40億美元的逆差；2007年升高至152.8億美元；2008年為208.9億美元；2009年略降為189.3美元；2010年重新躍升至207.5億美元；到了2011年，印度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逆差約達240億美元之譜，與中國大陸的貿易因為印度對製成品的需求，因而使中國大陸成為印度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84。也由於中、印兩國在貿易的不平衡，讓本來就不對等的競爭關係更加失衡。2013年4月，印度為保護該國的蠶絲業，將生絲的進口關稅從5％增加至15％。此次關稅的提高，在對印出口達90％以上份額的四川蠶絲企業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面對印度的貿易保護主義，中國大陸絲類商品企業只能調整營運的方針，以深入加工、自主品牌的產品轉向歐美市場85。2014年，中國大陸已是印度的第一大交易夥伴及第一大進口國，而中國大陸卻僅為印度第三大出口國86，這使得貿易摩擦即使嚴重，卻對中國大陸影響不大，反到是印度受傷甚深，從而更加加劇了中、印在貿易間的嫌隙。
二、能源的競爭
由於印度是一個能源消費大國，且消費增長迅速，目前已成為全球第五大能源消費國。2008年，印度的一次能源消費量達到了143.6萬噸油當量，2009年為148.5萬噸油當量，比2008年增長了37％，占世界一次能源消費量的3.8％。估計到了2025年，印度將成為世界第四大能源消費國，將僅次於美國、中國大陸及日本。印度2010年已探明的石油儲量僅58億桶，只佔世界已探明儲量的0.4％，最多僅可開採21年；天然氣已探明儲量為38兆立方公尺，佔世界已探明儲量的1.7％，最多僅可開採36年。儲量的不足直接造成產量的不足，印度2009年的石油產量僅占世界的0.9％。由於印度對於能源的需求日增，對外依賴性極大，有學者預測世界幾個主要能源消費國能源供應的不安全指數顯示，隨著印度經濟的高速發展，其能源將長期處於極不安全的狀態，其不安全指數超過歐洲、美國及中國大陸，成為僅次於日、韓的能源供應不安全國家87。
事實上，中、印兩國已在俄羅斯、非洲、中南美洲甚至緬甸等國開闢了能源的戰場，兩國在世界能源市場上競爭的態勢已可窺一二。2004年，中國大陸以20億美元的巨額援助做為代價，從印度手中搶下了安哥拉的能源合作項目88。2005年8月，在併購哈薩克第三大石油商PK公司時，為了擊退印度國有石油天然氣公司(ONGC)和米塔爾鋼鐵集團的聯合叫價，中國大陸石油天然氣集團(CNPC)竟須以41.8億美元的巨額報價始得以完成併購作業。同年9月，中、印間又為了北美石油商ENCANA在厄瓜多境內的油田開採權再度對上，最後印度公司因無法保證油田不受厄瓜多政府干涉及掌控而撤回收購計畫，中國大陸公司以14億美元的價格完成收購。在這一系列收購戰中，雖然中方勝多敗少，中、印雙方卻也都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印度石油公司鎩羽而歸，中國大陸公司卻不得不支付大筆的美金來兌現被競爭抬高的價格89。中、印間的能源競爭除了國家戰略需求的考量外，當然亦免不了受到國際政治局勢的影響。由於印度對天然氣的需求逐年攀升，而緊鄰南亞地區的伊朗能源儲量豐沛，但因國際間長期的制裁，使得伊朗的能源產量並不高。當兩國競相在國際間開闢新油源的的同時，伊朗即成為印度關注的一個新目標。2011年，印度為能在與中國大陸能源競爭中超越中國大陸，選擇與伊朗進行橫跨伊朗、巴基斯坦與印度的天然氣管線鋪設合作。但由於美國認為，該合作案若成功將大幅緩解伊朗的國內經濟困境，並且產生連鎖效應，讓各國均仿效印、伊合作模式，開始對伊朗進行投資，如此，美國的制裁作為就將毫無意義了。因此，美國多次的施加壓力，以阻撓印、伊的合作方案，印度在權衡與美、伊兩國關係重要性後，只得不斷的拖延與伊朗的合作案。對於印度的拖延，伊朗與巴基斯坦轉而力邀中國大陸加入，以取代猶豫不決的印度，這使得印度在這一波的能源競逐因大國的博弈與角力而敗下陣來90。
除此之外，近年來非洲地區也成為中、印在能(資)源競爭的戰場。長期以來，非洲在傳統上一直是中國大陸能源進口一個重要供應來源，但在印度緊隨著中國大陸崛起後，印度也積極在非洲插旗。除了與蘇丹、奈及利亞、烏干達等國達成3億美元的投資協議外，也與中國大陸第5大能源供應國安哥拉簽署了開採以及冶煉工程協議91。其他如蘇丹、利比亞、加彭共和國，印度石油公司也先後獲得了天然氣及油田的開採權。2009年，中國大陸透過與安哥拉政府交涉，以20億美元援助的代價，硬是擠下印度國營天然氣公司ONGC，將殼牌公司(Royal Dutch Shell)在該國的油田開採權搶到手92，讓中、印在能源領域的競爭更加白熱化。
伍、由非傳統安全領域的矛盾看中印關係
冷戰結束後，由於美、俄兩極對抗的世界體系崩解，即使仍不乏區域性的衝突，但世界大戰的機率已經大幅下降，傳統安全領域(政治、軍事等)的重要性也隨之降低，非傳統安全領域的重要性卻與日俱增。而隨著地球暖化以及能(資)源的日益匱乏，使幾個非傳統安全領域的議題日益突出，諸如北極冰融造成未開採能源的競奪及新航道的暢通；地球暖化造成的天候異常，讓水資源成為繼石油之後，本世紀最重要的國家資產；另外，在科技日新月異的今日，廣泛應用於科技生產的稀土礦成為了大國高科技發展的戰略資源。可以說，非傳統安全領域的重要性已經逐漸凌駕甚或超越傳統安全在國家安全中所佔有的比重。以下將分別針對中、印兩國在北極資源、水資源以及稀土資源的競爭關係分別探討之。
一、北極資源競奪
由於全球暖化造成的氣候變遷正迅速的改變北極地區地理環境，近100年來，北極的升溫現象幾乎是世界平均值的兩倍之多。自1978年以來，北極的年平均海冰面積以每10年2.7％的速度消融。做為一個開發中國大陸家更是崛起中的大國，中國大陸在世界舞臺上積極的向外伸展她的觸角，除了拓展自身的安全空間外，更包括了戰略與利益的考量，當然，也是尋求在國際舞臺上擁有更大的權力與影響力。北極的融冰現象使得「北極航道」的開通在不久的將來即將成為事實，一旦北極航道開通，除了將為世界輸運航道提供了一個新選項，並將重塑世界戰略格局93，崛起後的中國大陸絕不可能在這個舞臺上缺席。
北極對中國大陸而言雖沒有直接的利益關係，但深度仰賴進出口貿易的中國大陸不可能不被「縮短航運里程，降低輸運成本」這樣一個誘因所吸引，因此，崛起後的中國大陸對於北極當然也是躍躍欲試。對中國大陸而言，北極的戰略意義可分為能(資)源部分以及「北極航道」的開通等兩個面向。在能(資)源部分，北極在北美部分尚蘊藏有500億桶的可採原油及8兆立方公尺的天然氣，這尚不包含未探明的蘊藏量；在煤炭部分，北極地區不但儲量十分豐沛，光是阿拉斯加以及俄羅斯的西伯利亞煤礦儲量即將近世界的18％；在礦產部分，北極不僅擁有豐富的鐵、銅、鎳、金等重要工業原料，更蘊藏有鈾、鈽及稀土等重要戰略礦產94。另外在「北極航道」的開通部分，據統計，如果中國大陸利用北極航道實施出口輸運，將大幅縮短抵達歐洲及北美洲的距離。若經所謂的「東北航道」抵達歐洲的距離，最多可較之經由紅海和地中海的航道省下55％的航程；而若由中國大陸東部沿海港口通過所謂的「西北航道」到達北美東岸的航程，比目前航經巴拿馬運河的航程縮短2,000-3,500浬，如果北極航道全面開通，可望為中國大陸的貿易成本節省533-1,274億美元95(如圖四)。
中國大陸在北極的動作頻繁，參與程度也越來越深。2003年首度派科考船「雪龍號」前往北極；2004年在挪威斯瓦巴群島(Svalbard)建首個科學考察站；2007年北極理事會臨時觀察員，同時第二度派「雪龍號」前往北極；2008年在斯匹次卑爾根群島(Spitsbergen)附近新建科考站；2010年1月大陸駐挪威大使唐國強於挪威參加「北極邊境會議」，表示希望參與北極事務。2012年「雪龍號」完成第5次北極考察與科研之行，同年又透過中坤集團租下冰島的土地從事開發96。2013年5月15日，北極理事會部長級會議在瑞典北部城市基律納宣佈，接受中國大陸成為理事會正式觀察員。於此同時，印度也正以同樣的目光關注著北極。據印度媒體2008年4月15日報導，印度海軍探險組4月9日首次成功遠征北極，成為印度第一個遠征北極的群體。印度海軍小組成功遠征北極，也象徵著印度對於北極有著極大的興趣97。除此之外，印度還在挪威斯瓦巴群島設置了研究設施，同時派遣研究員常駐北極進行研究，這也讓印度得以在2013年與中國大陸同時成為北極理事會的常任觀察員98，中、印間在北極的競爭正式浮上檯面。
而基於以下幾個理由，印度亦可謂虎視眈眈的覬覦著北極。第一，基於能源政策上的需要。印度由於極依賴能源的進口，因此，能源的穩定供給必不可少，為了讓能源供給保持穩定，印度不僅要確保數量，還必須提高來源的多樣性。而北極的豐富蘊藏，讓印度對它產生了興趣。第二，源於外交上的平衡與需求。由於印度與中國大陸的競爭，並與俄羅斯的長期友好，這使得印度將目光投向了北極地區。印度與俄羅斯在能源開發方面已開始進行合作，並參與了俄羅斯境內的天然氣開發，對於俄羅斯而言，印度是其開發能源的買家，出於同樣的理由，俄羅斯在中亞地區也在促動印度積極參與相關事務。在北極地區，印度國有企業很有可能參與俄羅斯計畫的海底石油及天然氣開發。又由於中、印間在能源上的競逐，與大國合作開發，將為印度省下大量的競爭成本。最後，北極地區的冰層融化後，印度洋航線的重要性也許會下降99。首先是海上交通線的問題，如果通過北冰洋的船隻增多，那麼通過印度洋的船可能會減少。若是如此，那麼相對而言，印度洋航線的重要性便會下降。印度洋航線的重要性下降後，印度在地緣上的重要性也將下降，這讓印度產生了防範與警惕。
二、水資源競爭
近年來，中、印兩國關係除了受到領土問題的制約，一些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問題也逐漸的浮現出來，這其中，水資源的分配與利用正是兩國間新的衝突所在。前世界銀行副行長伊斯梅爾‧薩拉傑丁(Isamel Serageldin)就曾於1995年即預言：「水源，將是引爆21世紀戰爭的引信」100。儘管水資源一直皆非引爆世界戰爭最主要和唯一的因素，但水資源問題只要和宗教、種族、領土紛爭或是民族仇恨等因素攙和在一起時，它卻能加速的惡化局勢101。以印度為例，印度的水資源僅佔世界的4％，但卻需要供應世界17％強的人口。預估至2050年，印度的年耗水量將大幅激增，由現在的6,340億立方公尺，增加至1.18兆立方公尺，而40年後，印度可供應飲用的人均水量將遠不及2001年的50％102。由於普遍性缺水的問題，使得印度對於水資源的保護或是開發一直極為重視。
中國大陸崛起後經濟高速的發展，使得對於水資源的需求量激增，中國大陸政府也逐漸擴大對於境內的水資源開發，據統計，整體開發利用率已經高達19％，為世界各國平均值的3倍之高。由於南亞及東南亞多國境內的主河流多自中國大陸發源，位居上游的中國大陸在水資源的開發上也因而與周邊國家產生許多爭端，這其中又以印度對中國大陸的水資源開發政策反應最為強烈。2009年3月，中國大陸宣佈在雅魯藏布江上游修建6座非調節式水庫發電站，印度政府與媒體對此採大篇幅的指責，並將此問題上綱成「中國大陸威脅論」103。2010年11月，中國宣佈將於雅魯藏布江實施截流工程，以闢建位於西藏的藏木水力發電站主體工程。這一工程引起印度的強烈抗議，認為如果中國大陸在中印關係不睦時機，刻意於雅魯藏布江築壩蓄水或是洩洪，都將對印度構成安全上的威脅。從某種意義上說，藏木水電站就像中國大陸安置在印度頭上的一顆水炸彈104。印度表示，如果中國大陸在雅魯藏布江上游修築水壩，將威脅到印度包括阿薩姆邦在內一共7個地區的水源供應，喜馬拉雅山水源將成為中、印新的爭議點105。近年來，中國大陸在西藏重點建設「空、陸、水」等三大重點：利用興建那曲機場，建設青藏鐵路及墨脫公路，開發「一江兩河」(雅魯藏布江、拉薩河、年楚河)的水資源，以期能更有效的掌控及治理西藏。新德里方面為此決定向「阿魯納恰爾邦」增派兩個山地步兵師，總兵力高達3萬人106。此外，印度國內媒體對於中國大陸實施的「南水北調」工程亦大加撻伐，強調中國大陸自雅魯藏布江取水將嚴重影響印度人民的生計。但事實上，中國大陸「南水北調」工程的西線計畫，實際上是從長江上游的通天河、雅礱江、大渡河等三條中國大陸境內的河流取水，與雅魯藏布江並無關聯107，這足見中、印兩國間在水資源問題上毫無共識，意見更是分歧，從而惡化了兩國間的外交與政治關係。
進入21世紀後，水資源問題已經演變為一個影響中國大陸周邊關係與安全環境的重要問題，更是考驗著中國大陸的水資源外交能力。當中國大陸因應國內飛速發展經濟與貿易的同時，新闢建的水資源工程引發與周邊國家的爭端與齟齬，甚至在鄰近的數國間在水議題上，產生了串聯抗中的現象，這使中國大陸對於周邊地區的軟實力不斷的下降，影響中國大陸的周邊安全108。
三、稀土資源的博弈
隨著世界大國對能源資源消耗呈等比級數增長，廣泛應用於科技生產的稀土礦成為了大國高科技發展的戰略資源。在過去的十多年中，中國大陸23％稀土儲量供應了90％的世界市場。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中國大陸稀土對外政策有了重大的轉變，也就是透過出口配額和產業整合政策，使稀土這樣的戰略性資源得以有效的管制，更直接促使國際稀土價格逐漸上揚。中國大陸在稀土政策轉變，使得高度依賴中國大陸稀土進口的發達國家對中國大陸頻頻施壓，希望迫使其妥協。中國大陸面對這一國際局勢，除加強出口控制外，同時更將稀土轉換為國與國博弈的籌碼，以確保中國大陸稀土控制上的優勢地位109。鄧小平曾說過「中東有石油，中國大陸有稀土，一定要把稀土的事情辦好」110。在科學界所界定的35個戰略元素和26個高技術元素中，稀土元素就占了其中的16個。日本國際未來科學研究所的代表兵田和幸曾經說過：「中國大陸擁有世界稀土資源的88％，鋇、鏑和銦的儲量非常豐富，掐住了日、美的咽喉，日本和美國沒有這些稀有金屬，就無法製造精準導引武器。」111
2010年9月7日，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與中國大陸漁船在釣魚台海域發生擦撞，日本逮捕中國大陸漁船船長，此舉造成中、日兩國關係緊張112，當時中國大陸即利用稀土做為籌碼，旋即以限制對日稀土出口做為報復。而為了降低並擺脫對中國大陸稀土的依賴，日本轉而將目標朝向同樣擁有稀土資源的印度。2012年11月8日，印度政府正式同意向日本出口稀土，印度總理辛格亦於15日訪問日本，並於16日在東京簽署了一份印度向日本出口稀土的備忘錄。依據協議，豐田通商與印度核能廳的子公司等組建了合資公司，2013年春季開始生產和出口稀土，如此，印度每年可向日本出口4,000噸鑭、鈰和釹等稀土資源，可滿足日本每年稀土需求的15％。而印度政府藉著這一波中、日稀土戰爭，藉機要求日本政府提供核能關鍵技術出口，做為允諾稀土供應的條件113。
印度是目前全球第二大稀土生產國，國內也擁有大量的稀土礦藏儲量。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印度國有的印度稀土公司當前正在印度東部的奧裡薩邦(Orissa)建造一個稀土加工廠，該工廠於2012年9月重新開始運行。該公司曾在2004年中止其稀土開發活動，原因是在價格方面無法與中國大陸競爭。但由於中國大陸對於稀土出口的管制，使得像日本這類的稀土需求大國開始四處尋覓新的合作夥伴，而印度這類的稀土開發公司正因於此而重新擁有競爭力114。但一些專家認為，印度取代中國大陸的計畫斷無可能在近期完成。據統計，印度計畫每年在新廠生產1.1萬噸稀土，即使成功，印度仍將遠遠落後於中國大陸。據美國地質勘探局的資料，2010年中國大陸的稀土產量為13萬噸115。而不管印度是否有機會在稀土出口市場超越中國大陸，中、日在釣魚台的衝突可以說引燃了這場資源戰爭，憑藉著世界上最大的稀土儲量及出口國，逐步的稀土出口配額管制，將是中國大陸未來在此類的戰略資源的一貫政策，而只要印度在相同的資源上與中國大陸擁有高度的重疊性，一旦中國大陸的管制措施趨於嚴格時，印度則必然將成為中國大陸最大的競爭者。
陸、結語
較之於合作關係，中、印兩國的競爭趨向是既明顯而又突出的，而這些競爭關係的存在，極大的因素乃是源於印度對中國大陸的崛起後的戰略擔憂。儘管自中國大陸崛起後兩國關係逐漸改善，但在互信不足以及歷史因素的箝制下，使兩國關係的推展仍受到以下因素所制約：第一，中國大陸崛起後，基於能源與戰略的需求，使中國大陸必然的將勢力擴張至印度洋，導致兩國在戰略利益上出現衝突。第二，美國宣布「重返亞洲」，使美、印間頓時成為戰略合作的盟友，對中國大陸形成戰略圍堵的態勢。第三，中、印兩國曾經的衝突與對立，使印度仍將中國大陸併同於巴基斯坦視為首要的威脅。第四，中國大陸與巴基斯坦間的關係越是鞏固，就越將形成印度與巴基斯坦的安全困境。第五，印度認為中國大陸正在擴大和深化與印度鄰國(包括尼泊爾、斯里蘭卡、不丹、孟加拉和緬甸等)的安全關係，旨在對印度形成另一種圍堵態勢。第六，印度的崛起逐漸挑戰了中國大陸主導區域事務的影響力。簡單來說，中國大陸與印度這兩個崛起中的大國都需要足夠的空間以提供勢力的擴張，但中國大陸的崛起明顯而必然的壓縮了印度的勢力範圍，而印度為了生存與發展，導入了其他大國的勢力，這也讓中國大陸的區域主導權受到挑戰，兩國關係就如同一個注重運動、養生的人，卻又不斷的吸菸，雖有深化關係的共識，但卻也避免不了長期以來矛盾與歧見的惡劣影響。
註1：張敏秋，《中印關係研究(1947-200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75。
註2：博河，〈紐約召開四方獨立會議－東土耳其斯坦、內蒙古、西藏、臺灣問題研討會側記〉，《開放雜誌》(香港)，第144期(1998年)，頁32-33。
註3：楊開煌，《達賴喇嘛「西藏問題」國際化之策略分析》，(臺北：蒙藏委員會，1999年)，頁30。
註4：“Living Buddha sprinkles peace water upon fierce Chinese Dragon”, Struggle for Hindu Existence, http://hinduexistence.org/2009/11/09/, accessed April 12, 2014.
註5：陳牧民，〈印度的中國政策－影響因素與形成過程之分析〉，《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3期(2013年)，頁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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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9：陳牧民，〈印度的中國政策－影響因素與形成過程之分析〉，《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3期(2013年)，頁166。
註10：陳牧民，〈印度的中國政策－影響因素與形成過程之分析〉，《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3期(2013年)，頁165。
註11：史蒂芬．柯恩(Stephen Philip Cohen)，《印度－成形中的強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3年)，頁434。
註12：陳牧民，〈領土主權與區域安全－中印領土爭議分析〉，《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期(2009年)，頁169。
註13：陳牧民，〈領土主權與區域安全－中印領土爭議分析〉，《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期(2009年)，頁170。
註14：陳牧民，〈領土主權與區域安全－中印領土爭議分析〉，《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期(2009年)，頁170。
註15：陳牧民，〈印度的中國政策－影響因素與形成過程之分析〉，《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3期(2013年)，頁164。
註16：張貴洪，〈巴基斯坦的戰略地位與中巴關係的未來〉，《南亞研究季刊》(成都)，第2期(2011年)，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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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8：黎安友、施道安著，何大明譯，《尋求安全感的中國》，(臺北：左岸文化事業，2013年)，頁232。
註19：黎安友、施道安著，何大明譯，《尋求安全感的中國》，(臺北：左岸文化事業，2013年)，頁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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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1：蔡東傑，〈印度東進政策下的東南亞角色分析〉，《臺灣東南亞學刊》，第2期(2007年)，頁6。
註22：汪戎、萬廣華，《印度洋地區藍皮書－印度洋形勢與戰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頁110。
註23：汪戎、萬廣華，《印度洋地區藍皮書－印度洋形勢與戰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頁117。
註24：陳牧民，〈印度的中國政策－影響因素與形成過程之分析〉，《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3期(2013年)，頁169。
註25：蔣國學，〈南中國海：印度制衡中國的新戰略牌〉，《南亞研究季刊》(成都)，第2期(2012年)，頁11。
註26：蔣國學，〈南中國海：印度制衡中國的新戰略牌〉，《南亞研究季刊》(成都)，第2期(2012年)，頁12。
註27：汪戎、萬廣華，《印度洋地區藍皮書－印度洋形勢與戰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頁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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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1：汪戎、萬廣華，《印度洋地區藍皮書－印度洋形勢與戰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頁162。
註32：劉啟文，〈前進印度洋－中共「珍珠鍊戰略之剖析」〉，《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期(民國100年)，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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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5：劉啟文，〈前進印度洋－中共「珍珠鏈戰略之剖析」〉，《海軍學術雙月刊》，第45卷，第5期(民國100年)，頁43。
註36：劉宗義，〈印度的全球治理觀與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夢〉，《南亞研究季刊》(成都)，第3期(2013年)，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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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8：劉宗義，〈印度的全球治理觀與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夢〉，《南亞研究季刊》(成都)，第3期(2013年)，頁4。
註39：章勝華，〈北京反對日本和印度加入安理會〉，《中共研究雜誌》，第11期(民國93年)，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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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2：倫達，〈大陸打通西藏「墨脫咽喉」〉，《亞太防務雜誌》，第54期(2012年)，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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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7：平可夫，〈中印邊界緊張局勢升級〉，《漢和防務雜誌》，第107期(2013年)，頁49-51。
註48：平可夫，〈中國強化雲南、四川空中作戰力量的意圖〉，《漢和防務雜誌》，第107期(2013年)，頁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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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4：史蒂芬．柯恩(Stephen Philip Cohen)，《印度－成形中的強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3年)，頁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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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70：史春林，〈印度洋航線安全與中國的戰略對策〉，《南亞研究季刊》(成都)，第3期(2010年)，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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