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勢海軍用兵思想與不對稱作戰思維之探討
海軍中校 李懷義、海軍上校 杜建明
提 要：
一、104年欣逢抗戰勝利70週年，我海軍在抗戰初期，中日海軍實力相差懸殊，卻能結合不對稱作戰概念，採非傳統、非正規的作戰方式，運用本身優勢打擊敵人弱點，創造戰場有利態勢，進而支持抗戰勝利。
二、不對稱作戰是作戰謀略的具象，它追求的是在決戰時空獲致戰力優勢，然後順勢在最小耗損下獲致最大戰果，由於敵我均追求這種景況，故不對稱之現象，對與戰的兩造而言，可能出現高位勢或低位勢兩種情況，而此際不對稱作為，將是如何把握時機，或轉換時空另謀勝機，其間意念顯在主動，故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轉的主動意念是遂行此種謀略的主旨。
三、劣勢海軍在現今高技術戰爭中，以不對稱作戰思維發展現代武器威力和精準度，以及運用軍事決策，使戰爭進展速度加快，作戰期程縮短，打擊敵方要害，癱瘓其戰鬥意識，藉以先發制人的主動作為，獲取局部作戰勝利，將可創造決定性的優勢。
關鍵詞：劣勢海軍、不對稱作戰、抗戰
壹、前言
八年對日抗戰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犧牲最慘烈的一場禦侮戰爭，就我海軍來說，儘管艦艇總噸位遠不及日本海軍1，但無論協力友軍作戰，或佈雷防阻日艦進逼，或與日艦海上交火，我海軍官兵一再以「投身為國，以義犧牲」的精神創戰果、立戰功，讓日軍不敢輕視中華民國海軍的作戰實力，亦對我海軍刮目相看2。
今日，中共積極發展海軍遠洋戰力，對我國周邊海域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為避免兩岸軍力失衡，維護我海上生命線安全，故在未來臺澎防衛作戰中，海軍如何以現有的戰場環境及有限資源，創建不對稱作戰思維，形成可恃之海上武裝力量。其次，劣勢海軍的軍事戰略上雖必須考量短時間內獨立作戰以待國際局勢出現轉機，亦得認真思考長期戰爭的續戰之道，不過當對方願意採取全面戰爭的途徑時，代表著對方必然甘願承受極大的壓力以及慘重的損失來改變現況，甚至是不計一切代價；在對方準備不計代價解決問題時，其面對之軍事壓力非單一軍種足以扭轉。
貳、劣勢海軍與不對稱作戰之探討
不對稱作戰是一種系統性的思維與謀略，然後貫穿作戰全程，著眼以我方意志伸展；其行動支撐則以正規、非正規並用，以最少損耗獲致最大戰果，尤其重視在敵不備狀況下打擊其重心，造成敵兵、戰力致命之失衡，進而達成用兵目的。所謂「不對稱作戰」就是相對於「對稱作戰」而來，它是性質不同、類型不同以及目的不同的作戰力量運用；針對敵弱點，採取非傳統或非正規的方法，發揮己方優勢，攻擊對方致命痛點，造成對方心理及實體上損失，獲得預期的軍事或政治目的。
一、劣勢海軍之定義
英國海軍戰略學家柯白(Julian S.Cor bett,1854-1922)主張劣勢而採取守勢作戰之艦隊為爭奪控制權，須強調防禦要素為充分機動與反擊精神，使控制權保持在爭奪狀態中3。其中「劣勢」一詞，參考國軍軍語辭典「指敵對兵力比較，數量上顯著由少數或質量由劣勢之一方4。」可見劣勢即呈現一種相對條件下形勢不利的狀態。故劣勢海軍，吾人即定義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海上武裝力量，其指揮機制、戰術用兵、兵力質量等客觀條件相較，形勢明顯不利的一方。
在八二三砲戰之前，中華民國幾乎完全掌握海峽控制權5，砲戰結束以及海峽中線形成之後，我方對臺海的控制權變成相對的。這種相對性可從民國81年版《國防報告書》中看出：
為肆應敵可能併用攻擊我水面艦船與封鎖我港灣、海上交通線等行動，海軍除必要之哨戒、掃雷、偵巡、護航等措施外，並依狀況以必要之兵力，開闢安全航道執行反封鎖任務。同時，為掌握主動，藉空岸配合加強戰力，選擇有利時空，適時截擊敵進犯之海上兵力。
依據上述觀點，即可界定出此時我國已為劣勢海軍6。
回顧民國肇建，國父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設海軍部接管清末南、北洋海軍艦艇，改制海軍學校、整頓艦隊，建設海軍。但是當時外有列強環伺，內有軍閥割據，海軍仍未能號令一致，亦無力增添新艦7。直至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恢復海軍整備。民國17年海軍部自製咸陽軍艦8，及廣東海軍新購海虎驅逐艦、仲元、仲愷砲艇9，後續各型自製新艦及翻修艦艇陸續成軍，是以陷於政局紛擾之東北海軍、電雷學校及粵海艦隊等，均接受中央指揮並逐漸邁向積極成長。但是限於國力，海軍於抗戰前夕，新、舊艦艇兵力僅130艘，計7萬6,288噸10，陸戰隊2旅，各型飛機32架，加上指揮系統、兵力運用、後勤支援、戰術思想等，猶未能到達世界先進國家之列，實在難與美、日、英、法、德等列強進駐東亞之海軍艦對相比擬。可見，當時我海軍相對於列強各國，是屬於極度劣勢。
二、不對稱作戰之論述
美國最常提及的「不對稱作戰」又可稱為「非對稱作戰」，是近年美軍所提出的一種新的作戰理論。以軍事用語來說，所謂的「非對稱」概念，係指交戰雙方的相對態勢(強點與弱點)而言，並非是一般人所認知的「不相稱」或「不均衡」。在實際運用方面，「不對稱作戰」則著重在避免與敵人的強點對抗，而是在衡量雙方相對態勢後，選擇敵人的弱點加以迎頭痛擊11。
(一)「不對稱作戰」的概念與定義
「不對稱作戰」是一種概念，指力量不相稱的雙方對抗行為，包括「不對稱戰爭」、「不對稱戰略」、「不對稱威脅」與「不對稱手段」等，均主張運用各種傳統與非傳統的武器、方式，以避開對方的強點，並攻擊對方的弱點，以最小的代價，獲致最大的效果，進而達成其預期之政治目的12。
因此，美國學者約翰‧柯林斯(John Kohlins)曾說過，弱點就是一個國家或軍隊禁不起對方採取任何手段和任何行動打擊的薄弱點。因為這一打擊可能削弱這個國家或軍隊的戰爭潛力或戰鬥力，挫傷其鬥志。因此應該適度發揮己方的優點(相對優勢)、找出敵人的致命弱點(罩門)與雙方的差距所在，再以己之強攻敵之弱，才可取得優勢地位及所望政治效果13。簡言之，就是要運用避實擊虛的原則，才能達到戰場上克敵制勝之目標。
依據美國國防部1999年2月發表之〈臺海安全情勢報告〉(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中的解釋，對於不對稱作戰的定義則為：「乃是由較弱或科技較落後之對手，藉由不預期之手段或創新之方式，向較強敵人脆弱處發動攻擊，而避開強敵之鋒」，就好比中共對美國一樣，也就是中共強調的「以小搏大、以弱敵強」的手段來進行不對稱之作戰方式14。此外，另有一種較廣義的解釋為：「不對稱作戰係尋求避開敵人強點的作戰方式，集中一切我方的相對優勢去對抗敵人的相對劣勢15。」。另在《2001年美國四年期國防總檢重大議題》(QDR 2001：Strategy-Driven Choices for America’s Security)一書中，對於「不對稱作戰」定義則為：
運用劣勢的戰術或作戰力量來攻擊敵人的弱點，以達成不成比例的效應，俾破壞敵人的意志以達成不對稱行為者的戰略目標。這個定義強調了不成比例的效應，也就是運用有限的資源去達成其本身戰略目標，也突顯了其心理效應的重要性16。
史蒂芬‧梅茲(Steven Metz)和詹森(Johnson)在〈不對稱和美國的軍事戰略─定義、背景和戰略概念〉(Asymmetry and U.S. Military Strategy：Definition, Background, and Strategic Concepts)文中，特別對這項定義作了更全面、完整的解釋：
在軍事事務和國家安全範疇中，不對稱作戰概念需時時以迥異於敵人的運用手段、組成和思考，增強自己的優勢、利用敵人的弱點，以獲致先制或較大的行動自由。不對稱可以是政治戰略的、軍事戰略的、作戰或同時使用的戰略；它包含了不同的方式─科技、價值、組織、時間的預期或部分同時使用的方式；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是長期的運用；可以被慎重的使用，也可以不使用；它可能以分開的或組合的對稱方式交互運用；它也涵蓋心理的和物質的面向17。
綜合論之，「不對稱作戰」即是指軍事衝突的雙方運用包括所有傳統或非傳統之諸般手段，利用彼此既有的差距，發揮己方優勢，攻擊敵方弱點，造成敵方心理及實體上的損失，以爭取主動權及行動自由，藉以嚇阻、削弱敵方實力或擊敗對手，創造有利己方之形勢，以期獲得預期之政治目的18。
(二)「不對稱戰爭」之範疇
「不對稱戰爭」簡單地說就是實力相差懸殊的戰爭，此為一種自古以來就有的戰爭類型，而非僅是當代局部戰爭衍生的產物，其內涵包括了戰爭目標、作戰手段、作戰方式、作戰效果、作戰主體和作戰空間等方面的「不對稱」形勢。
當前對不對稱戰爭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從作戰方面進行考慮，所以有的人會對「不對稱作戰」與「不對稱戰爭」產生混淆，認為不對稱作戰就是不對稱戰爭，但其實兩者程度上仍是有所區別的。事實上，「不對稱戰爭」範疇顯然要比「不對稱作戰」寬泛，因為不對稱作戰主要考慮作戰方式，而不對稱戰爭研究的內容則較為豐富，包括戰爭的發起、進行和結束的過程。因此，研究「不對稱戰爭」不應僅局限於作戰方式的探討，而應從宏觀角度著手，包括了整個戰爭過程都要納入範疇19。
因此，「不對稱戰爭」是指綜合國力或軍事實力佔優勢的一方與劣勢的一方，在有差距的情況下進行軍事對抗。它是冷戰結束後，在現實的國際環境中，受到強者與弱者皆重視的一種對抗模式，因此「不對稱戰爭」是相對性的，也是對抗雙方皆可採用的手段20。
(三)「不對稱作戰」之類型
不對稱作戰，係指作戰的一方，透過「力、空、時」的變化，形成與對方不同系統結構或態勢，並藉以謀求優勢地位，求得較高效益的作戰。不僅是一種作戰方式，更是一種作戰概念，其區分如下：
1.依作戰要素區分：
(1)時間的不對稱：
現代戰爭是全天候的戰爭，敵對雙方同採晝間或夜間作戰是對稱，反之是不對稱；於敵作戰發起進入交戰是對稱，反之是不對稱；以速度對速度、以持久對持久是對稱，反之是不對稱。
(2)空間的不對稱：
現代戰爭是多維戰場，雙方空中作戰是對稱，從空中打擊地面是不對稱；雙方在連續戰線(Contiguous Lines)作戰是對稱，反之是不對稱；雙方部署概同是對稱，反之是不對稱；以遠對遠、以近對近是對稱，反之是不對稱21。
(3)力量的不對稱：
雙方實力相當是對稱，反之是不對稱；相同軍兵種作戰是對稱，反之是不對稱；以聯合對聯合、以一體化對一體化是對稱，反之是不對稱。
(4)目標的不對稱：
雙方攻擊目標雷同是對稱，反之是不對稱；雙方爭奪一個要點(害)是對稱，反之是不對稱；雙方戰爭目的相同是對稱，反之是不對稱。
(5)方式的不對稱：
雙方以實力對實力、以高科技對高科技是對稱，反之是不對稱；以正規戰對正規戰、以游擊戰對游擊戰是對稱，反之是不對稱。
(6)手段的不對稱：
雙方以高對高、以低對低、以強對強、以弱對弱是對稱，反之是不對稱；軍兵種相同作戰是對稱，以空中武器攻擊地面目標、以特種部隊打擊戰略系統、以電子干擾、電腦病毒破壞指揮自動化系統是不對稱22。
2.依戰力差距分：
根據中共研究分析，認為美軍「不對稱作戰」主要表現於作戰手段的「非相稱性」和力量對比的「懸殊性」，其運用時可分以下四種類型23：
(1)力量規模型不對稱打擊：
意即由美國本身力量的集中為基點，再逐步擴及結合盟國的力量，對敵形成數量上的絕對優勢後隨即發動攻擊。
(2)系統優勢型不對稱打擊：
即藉軍兵種和盟軍的聯合作戰機制，相輔相成，以加強作戰成效，以己方的整體優勢對抗敵方的整體劣勢。
(3)質差效益型不對稱打擊：
即由高科技武器質量上的絕對優勢，自由選擇作戰時機、方式、範圍與手段，充分掌握戰場主動權，使所有的軍事行動成為己方單方面的意志行為。
(4)作戰手段型不對稱打擊：
即藉結構均衡完整的軍事力量，運用與敵對一方不同類型的軍兵種，以上駟對下駟方式克敵制勝，例如空中攻擊對付海軍艦艇，以陸航直升機對付地面裝甲部隊等，均可明顯提高作戰效果24。
三、劣勢海軍與不對稱作戰思維之關聯
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 of Staffs)對「不對稱作戰」(Asymmetrical Warfare)一詞的定義為「一方面迴避或削弱敵手的優勢，另一方面又利用其弱點，而所採手段則截然不同於對手慣用作戰模式之企圖」25。但其實我國的孫子兵法中，就已經披露不對稱作戰思維的發想，孫子的不對稱作戰思維貫穿其各篇兵法，並融入全般戰爭思想(伐謀、伐交)、戰爭準備(主動、先制、虛先勝及先知)、戰爭目的(全勝、全軍)、作戰原則(先知、奇正、實、詭道、詐立、治力)、作戰時間(速勝、不貴久)及作戰心理(治氣、治心)等的「不對稱」26。依此可歸納出不對稱作戰係避開敵人強點，集中我方相對優勢(有利之力、空、時)來對付敵人相對劣勢的一種作戰方式。此一不對稱上兵伐謀、不戰屈人之兵思維，啟迪了西方強權如美國大戰略的嚇阻戰略(Deterrence Strategy)、英國政府提出的有限嚇阻戰略及法國提出的「以弱制強」嚇阻戰略27。
1999年，喬良、王湘穗兩位中共空軍大校發表了「超限戰」，此概念涵括了戰爭與戰法兩個部分，可以超越實力侷限和約制的戰爭方式，並強調不對稱對於強者和弱者國家都具有多樣的價與意義。就「超限」而言，係指思想上的超越，其次才是行動，在需要並且可能超越的限度和界線上選擇出最恰當的手段(包含極端手段)，而不是泛指時時處處都非採用極端手段不可，其重點在掌握「勝律」之組合，運用戰爭資源進行戰爭的手段28。其本質上是融合傳統東方孫子兵法的奇正思想，與西方打擊作戰重心(Center of Gravity,克勞塞維茨)及間接路線(Indirect Approach, 李德哈特)的軍事哲學邏輯，進而形成其論述之核心。並且運用大戰略、戰略、作戰及戰術層級任意的對接，形成超臺階(作戰層級)組合，意在造成敵戰力失衡與招致癱瘓29。
綜上可以瞭解不對稱作戰係避開敵人強點，集中相對優勢來對付敵人相對劣勢的一種作戰方式，而劣勢海軍戰略的選擇在爭取制海、扼制點、基地及部署區域制海的掌控，雙方在海上實力與強度不對稱態勢下，應思考如何能有效發揮關鍵能力與防護本身作戰重心，並避免在戰爭初期即遭受敵人封鎖與癱瘓，其具備諸多不確定性，端視交戰雙方能否迅速有效的管理與控制這些變數，進而較敵保有一定之優勢。如孫子的「以柔克剛」、「如水無形」及講求爭取「勢」(奇與正、運用最大潛能塑造有利情勢、創造壓倒性力量)的用兵哲學30，這些不對稱作戰特性，正可以與傳統制海決戰之兵學互補，並融入未來聯合作戰軍事決策流程之中，達成以弱勝強之目的。
四、小結
2009年我國防部前副部長趙世璋上將訪美參加美臺工業會議時，美國防部亞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葛雷格森倡言：
臺灣未來的國防發展，應尋求「不對稱優勢」31；建構不對稱戰力，這不僅是購置新式武器，更要能發展新的準則與戰術。而『整合』與『互通性』則為發展不對稱優勢的兩大關鍵要素。
簡言之，整合與互通性就是統合戰力的實體與核心，這兩者關係著在預想的決戰時空，是否能如預期的集結必要戰力，同步壓迫與打擊目標32。
就不對稱作戰而言，整合與互通性更是估量戰力對稱性的主要指標，其結果無論是高位勢不對稱展現，然後迅速完整的取的戰果，或低位勢不對稱體察，隨即運用整合性與互通性掌握決戰時空不利因素，採取避戰、迂迴措施，重新選擇經營決戰時空，以免虛耗戰力誤失主要目標33。
因此，不對稱作戰是作戰謀略的具象，它追求的是在決戰時空獲致戰力優勢，然後順勢在最小耗損下獲致最大戰果，由於敵我均追求這種景況，故不對稱之現象，對與戰的兩造而言，可能出現高位勢或低位勢兩種情況，而此際不對稱作為，將是如何把握時機，或轉換時空另謀勝機，其間意念顯在主動，故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轉的主動意念是遂行此種謀略的主旨34；當前科技日新月異，給予不對稱作戰的思維空間更為擴大，因此就海軍聯合制海作戰，需要戰爭面各要素結合有利決勝點選擇，再輔以整合性與互通性之主要發展方向，將利於劣勢海軍遂行防衛作戰，並審時度勢扭轉形勢，才可達成以弱擊強，以小勝大的目標。
參、我抗戰時期海軍不對稱作戰探討
一、抗戰前中日雙方海軍戰力分析
戰前，我國海軍兵力在政令上仍未完成統一，有直屬中央海軍部之第一、二艦隊及練習艦隊，有東北政權為背景的第三艦隊，在南方有隸屬於廣東政府指揮的廣東省江防司令部，在長江江陰地區，有直屬軍事委員會之江陰區江防司令部，其以電雷學校為主的海軍兵力，故全國海軍兵力分成4個部分，總計全部大小艦艇共計130艘(其中大部分為快艇)，總噸位為7萬6,288噸35。
民國26年之前，我海軍的發展與建立，受限經費缺乏與中央建軍思維的影響，難以獲得新型兵力的補充汰舊，海軍整體組職系統，也因當時環境因素無法制式化；抗戰爆發後，民國26年10月20日為利有效執行中國方面作戰乃新編第四艦隊，將第三艦隊及第四艦隊合併編成中國方面艦隊。翌年又新編第五艦隊，主要從事華南方面之作戰任務，亦納入中國方面艦隊統一運用36。從抗戰初期開始我海軍之兵力均無法與日本海軍相比擬。
日本自明治維新、脫亞入歐後，建立新式海軍，經中日、日俄戰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不斷擷取先進作戰經驗，體認制海及海空協同作戰之重要，傾全力擴充海軍艦艇及海軍航空兵力，迄1922年「華盛頓海軍裁減會議」時，列強已視日本為世界第三海軍國，而議定海軍總噸位，日、英、美為3：5：537，盧溝橋事變前，日艦艇總數已達235艘，排水量87萬8,275噸，松滬會戰時其艦艇總數更增加為302艘，排水量127萬4,417噸38，海軍陸基航空部隊56隊飛機784架，海基艦載航空部隊飛機342架，合計作戰飛機1,126架39。
日本海軍侵華兵力，以其聯合艦隊所屬之第3艦隊組成，艦隊司令為海軍中將長谷川清，旗艦為出雲號。其主要任務為保護日本在華權益及日僑，兼負對華作戰之任務，並指揮駐泊中國近海之日本軍艦，如旅順、馬公等要港附屬之艦船40(中日海軍戰力比較如表一、二)。
綜合前述，可知戰前我國海軍與日本海軍是如此懸殊，就以種類來說，日本海軍有主力艦9艘、航空母艦4艘、潛艦59艘，而我國海軍無此三型艦41，反觀我國海軍艦艇均屬舊型式，戰力較小、對日軍威脅程度有限，僅可從沿海或江上，協助陸上戰鬥，或只能擔任警備任務而已；再者戰前日海軍已進駐我國沿海各重要港灣，名義上是確保日本在華權益及保護在華日本僑民的安全，但實際上已佔取重要有利之戰略位置，期望於一開戰即可迅速整備及動員，扼制我海軍兵力及陸上部隊42，且未納入第三艦隊之海軍航空兵力航空母艦3艘、水上飛機母艦2艘，均在我國沿海已掌握海空優勢對我施壓，其任務轄區配置如下：長江下游及沿海一帶配置航空母艦「龍驤」、「鳳翔」及水上飛機母艦「神威」，杭州灣外有航空母艦「蒼龍」，海州(山東連雲港)海面有水上飛機母艦「千歲」，在廣東海面有水上飛機母艦「能登呂」，總計海上各型航空飛機計有1,000多架43。
二、抗戰時期中日雙方之戰略指導
海軍在國軍全般戰略構想指導下，採戰略持久，以時間換取空間，積極培養戰力，俾使爾後之作戰能取得有利態勢。當蘆溝橋事變之初，日海軍支援其陸軍佔領我平津地區後，海軍兵力進而指向我青島海域及上海地域延伸44。而我海軍當時是處於絕對劣勢的兵力，無力與日海軍正面作戰，僅能採取守勢應戰，軍事委員會乃決定海軍作戰指導原則採戰略守勢45，於我沿海各要點，阻止日艦進攻，用以消耗日軍兵力，另外於內河水域各要點設立作戰基地及封鎖，經常予敵打擊，並支援陸軍作戰46。
戰爭初期，軍事委員會對我海軍所負任務之指示：「海軍在淞滬方面實行作戰之同時，以閉塞吳淞口，擊滅在吳淞口以內之敵艦，並絕對防止其通過江陰以西為主，另以一部協力要塞及陸地部隊之作戰」。海軍對全般作戰之考量，首在集中兵力，專事長江防務，俾防範日軍溯江西進，以達成持久戰與消耗戰之目的。
我海軍戰力當時無法與優勢的日本海軍相比，在國家整體戰略構想下，我國海軍不得不從領海退守內河，因我內河水道流域甚廣，其中以長江最為重要，並不亞於領海之重要性，如日軍循我內河水道直達內陸，遂行其兵力轉用及陸、海協同作戰，對國軍之抗戰確有不利之影響。遲滯日軍西進，使我地面部隊得以從容部署應戰，我軍「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得以充分發揮作用，對開創國軍有利態勢，創造決定性之影響。
日軍侵華戰爭中，主要考量因其國內物資短缺，軍隊實力堅強，必須速決，檢視其對華作戰構想47：
華北方面，必要時以所需兵力登陸秦皇島、塘沽、天津及山東半島，佔領河北及山東要地；華中方面，雖在上海附近的長江河岸選定登陸地點，但是否在該方面實施作戰，將依狀況而定。
其他對浙江、福建及其以南的海岸要地佔據，亦策定了有關方案…。對中國的作戰，因視情勢有其伸縮性。
其中一項，依情況以沿平漢鐵路南下的軍隊與沿長江西進的軍隊相策應，在漢口(武漢)附近進行作戰。
經由上述作戰構想，日軍規劃兩條作戰線，均以武漢為目標，採分進合擊，包圍殲滅的外線作戰指導。武漢位於中國中央位置，連結平漢鐵路及粵漢鐵路，縱貫中國南北，以長江通連沿海諸省，為華中地區的交通樞紐及戰略重鎮。日本認為攻略武漢則中國精華地區盡失，便可逼降中國，結束戰爭48。
日軍大本營計畫海軍之任務為保護在華僑民、撤僑及維護在華利益。日軍於奪取我平津後，中日戰爭擴大，其大本營積極主張速戰速決49。日海軍於開戰後除調整其兵力部署於我國沿海一帶，並以其海軍力量，封鎖我國全部海岸線，已達窒息我國孤軍苦戰，完成其速戰速決迫我就範之政策50。因「八一三淞滬戰役」影響，日軍已逐次將龐大軍力投入，遂將戰略軸向調整以藉長江溯江西進為主，配合日陸軍協同作戰，以達速戰速決之企圖。
三、抗戰時期我海軍不對稱作戰作為
不對稱作戰的戰略與軍事思維，就是運用諸般手段以創造有利的時空環境因素，進而在決勝點上取得勝利。抗戰期間我海軍在既無空優、制海及在物力無以為繼的極端惡劣環境下，運用沉船來封鎖長江水道各要域外，及深入敵後，運用水雷攻擊敵艦，展開游擊作戰51；並在沒有佈雷艦艇的情況下，採用人力佈雷，有效地遲滯日軍，使我陸上部隊能夠從容部署應戰，開創國軍有利態勢，有決定性之影響。
海軍在抗戰期間，雖然犧牲慘烈，但也為抗日戰爭整體戰果上作出重大的貢獻。其中不對稱作戰作為，以佈雷、建立阻塞線及要塞作戰之貢獻最為顯著；以下將我海軍對日抗戰之不對稱作戰作為與貢獻摘述如後：
(一)江防布雷、敵後布雷作戰
抗戰初期(滬戰以前)雖有海軍佈雷隊之編組，但當時佈雷作戰僅是一種防禦性質，直至海軍抗戰進入第二階段之後，始漸漸成為海軍在抗戰中成長的一股新生力量；由防衛性改為攻擊性，化被動為主動52。當時我佈雷隊偽裝潛入敵後，將所有日軍可資運用的水道，製造成為具有攻擊性的封鎖線，使日海軍寸步難行。在抗戰初期至民國32年期間，於長江方面之蕪湖至湖口，九江至漢口，漢口至岳陽這三個地區中，我海軍游擊布雷出擊過93次，布放漂雷1,600具53，炸沉敵艦艇船隻156艘，其中包括中型艦、運輸艦、商船、汽艇等，其物質損失的價值，至為重大54。
就防禦價值而言，水雷兼具攻擊威力，予敵艦威脅較大。就經濟層面而言，相較沉船阻塞，封鎖時間迅速，所費低廉55。另若以平均半浬寬，3浬縱深之阻塞面積估計，用水雷阻塞，只需500磅重水雷600具，每具平均以400元計(自製價格，非購自國外價格)，所費僅20餘萬元。若用船舶封鎖，則需用2,000～3,000噸輪船20餘艘，總價約在1,500萬至2,000萬之間，所費不貲56。可見我海軍在客觀環境極度不利因素下創新之不對稱作戰作為。
(二)建立江陰阻塞線
江陰為長江下游沿岸之一座小縣城，因地勢險要，江面水道狹窄，惟地處要衝，成為軍事上之重鎮，亦為長江出入口之鎖鑰。由於江陰水道有地理上之優勢，且為日艦溯江西進之必經之地，故我海軍即以此地做為沉船阻塞之處57。民國26年8月11日，海軍部長陳紹寬奉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之命，在江陰水道共沉船計43艘，即是舉世聞名的江陰阻塞線。同年12月12日東北第三艦隊鎮海、永翔等8艘艦艇58，並徵商船宏利輪1艘，沉於青島小港59，同時將砲艇海鷗、海清等4艘沉於威海衛劉公島港口60。
此一系列沉船阻塞封鎖之作為，顛覆了19世紀以來，美國馬漢《海權論》所強調爭奪制海權、殲滅敵人艦隊、控制海洋為首要任務的海權理論61，以及英國柯白主張「存在艦隊」中艦隊必須能夠存在的理論條件「只要戰略與戰術運用得宜，劣勢一方就有機會獲得制海62。」亦可例證我海軍於抗戰時期之不對稱作戰作為。
(三)艦砲要塞作戰
抗戰期間，軍事委員會為防止日軍溯江作戰及阻止日海軍艦艇之進擊，特加強長江兩岸之防務，秘令海軍部將海軍艦砲拆卸裝置於長江兩岸，組成砲隊與日海軍艦隊作戰63。拆卸艦砲之艦艇計有平海、甯海、楚有等24艘64，均為江陰阻塞線及滬戰期間受損之艦船。後續因應戰局態勢轉換，逐次於太湖、江陰、鎮江、湖口、馬當、田家鎮、武漢、洞庭、宜萬等要點建立陣地，雖此作為不符海戰戰略原則，但因當時局勢所為不得已之作法，且當時我陸軍部隊未配置大口徑之遠程砲，海軍拆卸艦砲及運用當時沉艦之兵力，組成砲隊，在戰術上實為突破現實戰力條件不足之不對稱作戰作為65。
《海軍戰略論》作者馬漢認為「艦隊應該攻擊敵海上有組織的兵力，以切斷敵所有據點間的交通線66」，然而受限我艦艇兵、火力居於絕對劣勢(中日艦隊火炮比較如表三)，復缺乏海空協同作戰之海航兵力，難以主動從事「海上決戰」殲敵有生戰力，以「爭奪制海」切斷敵交通線，甚至無力執行「護航作戰」以確保我對外航運暢通；綜觀我海軍對日作戰，是迫於態勢極為不利下，僅能以內河水域之地利、官兵之愛國熱忱與犧牲奉獻的精神戰力為憑恃67。在內河作戰中，敵方的大軍艦、大艦隊無用武之地，我方卻佔有熟悉地形的優勢，並能得到群眾的支持和幫助，充分經營與運用戰爭面，展開河域廣闊的水上游擊戰。由於我海軍因上述戰略指導及不對稱作戰作為之成功，而阻絕了日軍作戰的企圖，遲滯了日軍的攻勢行動，使其海、陸方面無法相互配合攻略，而陷入長期苦戰，既達消耗、疲困敵戰力之目的，又收動搖、瓦解敵戰鬥意志之效果，更將日軍速戰速決之氣焰澈底熄滅68。
肆、劣勢海軍之不對稱作戰思維
抗戰時期劣勢海軍不對稱作戰的探討，可以清楚瞭解當時受限於建軍理念、經費與現實環境因素，但我海軍官兵仍堅定必勝信念，運用阻塞、布雷等手段阻敵西進，並協同陸軍確保要塞防禦及關鍵會戰的勝利，其主要不對稱作戰的思維即是運用可恃戰力，打擊敵人關鍵重點與弱點，破壞其作戰所望目的，瓦解敵戰鬥意志。
然而，現代海軍在爭奪制海權時除了仍須與敵方水面艦隊(包含敵軍航空母艦)作戰之外，還必須與敵潛艦作戰；在陸基飛機可支援的範圍之內，也必須與來自陸上基地的敵軍戰機爭奪制空權；甚至也必須與敵部署於岸上的砲兵與攻船飛彈等作戰；此外海軍尚須清除敵軍部署於航道中的水雷等。總而言之，現代海軍欲在戰爭中建立制海權的困難度是越來越大，能控制的範圍不斷縮小，也越來越依賴三軍聯合作戰來對周邊海域建立控制。是故，劣勢海軍要在現今高技術戰爭中，以不對稱作戰思維發展現代武器威力和精準度，以及運用軍事決策，使戰爭進展速度加快，作戰期程縮短，打擊敵方要害，癱瘓其戰鬥意識，藉以先發制人的主動作為，獲取局部作戰勝利，將可創造決定性的優勢。
一、宏觀視野(Macro-perspective)
在有形的軍力對抗外，無形的心理因素也是關鍵因素，即便是軍事技術或兵力居於優勢，卻未必能善用或決策錯誤，也會致使失敗。二戰中期後，德國兵器研發部門已經陸續研發出噴射戰鬥機、空對空飛彈、地對空飛彈、V2彈道飛彈、V1攻陸巡弋飛彈、夜視系統等革命性武器。但是由於希特勒堅持「復仇」，遂將資源投入彈道飛彈、攻陸巡弋飛彈的量產，Me-262空優噴射戰機亦被迫改成「戰轟機」延後服役，致使德國喪失重新掌握歐洲空權的機會69。
現代的劣勢海軍要在軍事能力上找出致勝方案，除了各類戰略思想、評估、科技發展外，關鍵就是對其武裝部隊進行全面變革。使其武裝力量在思想、組織架構、執行面的戰法等領域都採取新的方案及作法；換句話說，軍事科技研發的技術並非絕對的必要條件，開創性決策者才是關鍵。唯有開創性的政治、軍事決策菁英方能真正看出軍事改革所能帶來的潛在利益，掌握正確的改革方向，並有堅定的意志及決心貫徹執行70。
如同二次大戰爆發前，法國陸軍所擁有的坦克，在數量及質量上都優於德國，但是兩國的戰車編配方式不同，法方將戰車分編於步兵單位，德國則將戰車集中使用，甚至搭配對地攻擊機進行協同攻擊，終至在戰場上產生革命性戰果。此一「閃擊戰」，更可視為美軍「空陸戰」(Air Land Battle)、「震撼戰」(shock & awe)的雛形71。
二、總體目標與重點建軍發展
考量到資源有限，目標的管理就相對更為重要。一旦設立目標，在達成目的的方法上便是其發展的重點，孫子強調因勢利導，主要為「善戰者，求之於勢」、「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對於主客觀條件在瞭解之後，就應借勢用事，類似今日之SWOT分析，並進一步積極的擬定因應方案達成目標。就如克勞賽維茲則要求做到「重心打擊」72。
故劣勢海軍的發展規劃應該以提升存活力、報復打擊能力，強化戰略嚇阻為目標73 ，在建軍的考量時就應在兵力大小配置上，尋求適當的平衡點。就像法國海軍戰略作家戴弗勒海軍中校(Rene Daveluy)提及劣勢海軍74。
強勢之一方，應儘速邀?敵之各分隊，在其完成準備之前殲滅之。弱勢之一方，吾人稱之為防守軍，應先尋求避免與敵接觸，混淆敵之視聽，促其轉移兵力，轉化態勢；然後將敵誘至我所欲之戰場，在此一步驟進行之時，除非已確定一次決戰確能改變均勢，否則應在有利於我之時始行接戰。在戰爭中，主動、素質良好、能堅持到底、而裝備較佳者將能獲得勝利。
以建軍的立場而言，海軍的建軍方向應以爭奪制海為目標，達到建力、用力的目的。海軍的建軍考量，應以海戰構想為基準，先確定如何打的用兵思維，再探討武器裝備的需求75。對於未來的臺澎防衛作戰，應審慎評析客觀內外環境的變化，提出適合的制海思維，爭取關鍵的局部優勢，發揮海軍運用海洋的力量。
三、以劣勝優的軍事重點
(一)集中
仔細觀察歷史上眾所皆知以小博大勝利的著名戰役，如羅茲巴赫會戰、濰水之戰、乃至贖罪日戰爭等，都指向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集中資源創造局部優勢。這也是孫子提出：「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的看法，也就是集中資源、創造優勢的觀念。
西元前480年，波斯國王薛西斯率領30萬大軍、1,000多艘戰艦對希臘進行遠征。當時，希臘只有300多艘戰艦，明顯處於劣勢，因此有許多人對勝利缺乏信心，但是希臘聯軍海軍司令米斯托列克斯提出了與波斯決戰的作戰方案，他認為，弱小的希臘海軍要與強大的敵人在寬闊的海域作戰是極為不利的，若是將戰場設定在水域狹窄、浪高潮急的薩拉米斯海峽，將可以敵方在數量上的優勢無法發揮；於是他將艦隊全部集中在海峽內，並誘使敵方艦隊駛進薩拉米斯海峽，由於波斯艦隊數量多而海峽窄，造成戰鬥中機動困難，根本抵擋不住希臘的進攻，最後希臘聯軍共擊沉約200艘波斯軍艦，本身也僅失去40艘。這充分說明集中資源、創造優勢的觀念，可將交戰實力發揮其實質的效果。
(二)保持主動
孫子主張「兵情主速」，而西方的腓特烈則是在戰略、作戰層次，都是積極的主動權擁護者76，包含兩次西利西亞戰爭、七年戰爭皆為普魯士在察覺外交情勢不利後主動發起，而在各次會戰中腓特烈也都大膽採取攻勢。保持主動就是攻勢防禦，就是以攻為守，著重在敵人準備完成、站穩腳跟前，便發動攻擊，發揮快速打擊以少勝多的效果。雖然克勞賽維茲曾提出「防禦是較強的作戰形式77」的說法，但其精神是較接近戰略守勢，然而在戰術上則也是傾向主動出擊78。
現代美國採用的「前進部署」(Forward Presence)、以色列的「先制打擊」(Initiative Strike)等都屬於將防線向外延伸的防衛策略，此類防衛策略的形態在基本上都可視為「外向縱深」(Exterior Depth)防衛思想的一種，因為所謂的「外向縱深」並非將防線作為邊疆的前緣，或在其後方作戰，而是用它做為「基線」(Base Line)，和用它做為躍出的跳板79。
(三)創造局部優勢
孫子提出「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除了善用形勢將己方缺點轉為助力，並提出破壞或削弱敵軍優勢的策略的觀點，故能做到「後人發、先人至」。孫子提出「以迂為直」的看法，正是重視非正面攻擊的價值。古希臘底比斯的名將埃帕米農達斯(Epaminondas)集中兵力於一翼，力求獲得突破，所以為了保護自己受到削弱的一翼，就把它向後回縮，儘量拖延它與敵人接觸的時間，寄予希望的就是利用這個時間差，加強的一翼能夠求得決定性的突破。無論古羅馬時期的坎尼會戰、近代德國的希里芬計畫、坦能堡戰役、乃至贖罪日戰爭，都可視為迂直之計，面對敵人夾擊，須準確的選擇一側作為防守，創造時間，再將主要兵力集中在一側創造局部優勢，先擊潰一側敵人，再回頭擊敗另一側敵。
簡單來說，不對稱作戰並非積極追求更大、更多的軍力，而是力求在有限資源下，將力量集中在對手的弱點、己方的長處，以己之長攻彼之短，使打擊的效益最大化。但最主要的，是在平常的戰備整備就必須納入此一思維，而非戰場上的應變之作。對於四面環海的中華民國海軍來說，海洋便是臺澎防衛作戰戰場的最前線，而如此瀕臨中國大陸邊緣的優越地理條件，更可以給予我海軍「不僅有利於集中兵力，其所居之中央位置與良好基地，更給予其重大戰略利益，以採取敵對行動來對抗可能的敵人80。」此種天然形成的條件，可賦予國家戰略上的利益，然而，若戰略設計失當，也可能成為潛在弱點。
伍、結語
羅辛斯基 (Herbert Rosinski)說：「一支劣勢兵力可以利用海洋的寬廣空間來躲避優勢敵軍，使後者可能很難(雖並非不可能)引誘劣勢兵力接受戰鬥81。」
以中共目前部署於當面之導彈，以及其數量極佔優勢的水面、空中兵力而言，已對我海軍構成極大的威脅。但即便是處於劣勢海軍的敵我態勢，仍然可採取反脅迫策略，如運用軍事或其他非軍事手段，攻擊脅迫者的軍事部隊、高價值目標，藉以懲罰脅迫者或專心抵抗對方所施加的壓力，並研擬可行的防衛與反制措施，期能比脅迫者堅持的更久，而不屈服於其脅迫之下82。當然，我海軍本身必須有足夠的海空能力建構、掌握敵人作戰重心、關鍵弱點(Critical Vulnerability)、戰鬥意志、外部環境與限制(軍事盟友條件)及是否具備反制脅迫的不對稱戰力等，才能創造一個大型的斜型序列，有效牽制敵人兵力，同時給予重點打擊，使戰局態勢傾斜逆轉為雙方戰力平衡，迫使採取政治手段解決軍事衝突。
理想的建軍方向與兵力規劃，係透過一套合理之思維邏輯程序與分析模式，來論證國家安全戰略與現有軍事能涉力間是否匹配。戰略與兵力規劃為一種藝術，而需求總是遠超過資源所能供應的，所以事 資源分配，應決定何種目標與行動方針是最重要的，從而釐訂優先順序。
我國海軍的海上防衛作戰思維上須具備不對稱特性，在戰略選項與兵力規劃理則上，宜思索較以往「均衡方式」不同的建軍方向，也就是須權衡威脅、能力、預算及避險策略，採取不對稱戰略方式建軍，使國防建軍的目的、方法與手段可以相互配合，建置一支具備創造「相對優勢」的海上部隊，以確保國家安全，並取得各方共識與支持，並且考量外在環境變遷與海線交通安全問題，建軍與兵力規劃上應融入區域軍事安全合作理念，經營鄰近戰場周邊友盟，塑造有利之戰略環境。
除此之外，持續強化整合三軍的指管通情系統更是未來戰場的決勝指標，其目的在於整合不同軍、兵種的兵力、火力與奇襲，並因應臺海戰場縱深淺、預警短、決戰速度快的特性，透過C4ISR可以增加我方反應時間與準備事宜。至於強化電子戰與資訊戰戰力亦是未來的軍事能力發展的關鍵，電子戰是使用電磁頻譜的一種軍事行動，其主要目地在於阻斷敵人的指揮、管制與通信，未來戰爭決勝的關鍵就在於首戰時的制電磁權的掌控問題83。
現代戰爭中爭取制海之目的，如同馬漢的制海權(Command of the Seas)與柯白所提出的海上控制(Control of the Seas)在運用及取捨上有所不同，前者意指大規模艦隊殲滅，後者則強調制海係屬相對，而非絕對，制海只是一種手段，並非海上作戰目的。就海軍作戰的觀點來看，不論攻、守勢作戰，爭取有利位置乃為海上部隊主要任務，方能先期奪取局部制海並確保海上交通線，俾利後續投入優勢兵力打擊敵人痛點，以達鞏固制海之目的。
2001年美國攻打阿富汗的戰爭，事實上也給中共解放軍不少啟示，中共認定未來作戰中—空中突擊、精準轟炸與資訊作戰的重要性，並且不斷地在推展不對稱戰力；我們也應該朝「對稱」與「不對稱」的建軍方向去思考，考量我國地略位置及海島形態聯戰需求，建構不對稱作戰能力，具備戰力保存(持續戰力)與機動打擊，並且運用間接路線、集中兵力、奇襲、欺敵等作為，創造戰場局部優勢，牽絆敵軍主力運用，影響敵政府當局對戰爭的決心，達成劣勢海軍不對稱作戰企圖以劣勝優、以弱擊強的戰略目標。
註1：柳永琦編，《海軍抗日戰史(上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94年1月)，頁598。
註2：〈海軍浴血抗日 薩師俊與艦共存亡彰顯忠義軍風〉，《青年日報》，2014年10月6日，版3。
註3：宋吉峰、沈明室，〈我國制海作戰思維探討：柯白觀點〉，88週年校慶暨第19屆三軍官校基礎學術研討會，陸軍軍官學校主辦，2012年5月18日，頁133。
註4：《國軍軍語辭典》(臺北：國防部，2004年3月15日)，頁6-117。
註5：James R. Holmes, A Clausewitzian Appraisal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p.13.
註6：宋吉峰、沈明室，〈 我國制海作戰思維探討：柯白觀點〉，88週年校慶暨第19屆三軍官校基礎學術研討會，陸軍軍官學校主辦，2012年5月18日，頁136。
註7：章長蓉，〈抗日戰爭海軍之江防作戰〉，收錄《抗日戰爭是怎麼打贏的－紀念黃埔建校建軍90週年論文集》(桃園：國防大學2014年9月)，頁331。
註8：柳永琦編，《海軍抗日戰史(上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94年1月)，頁89。
註9：《海軍艦隊發展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11年)，頁21。
註10：柳永琦編，《海軍抗日戰史(上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94年1月)，頁560。
註11：翟文中、蘇紫雲，《新戰爭基因：RMA，軍事事務革命》(臺北：時英，2001年5月)，頁178-179。
註12：鄧定秩，〈泛論「不對稱作戰」〉，《國防雜誌》，第16卷，第8期，2001年2月，頁45。
註13：巫乾煌，〈「不對稱戰爭」理論與實務之研究〉(國防大學國防管理學院碩士論文，2001年5月21日)，頁39。
註14：孟繁宇，〈析論不對稱戰略思維對臺海作戰之研究〉，《海軍學術雙月刊》，第46卷，第2期，2012年4月，頁115。
註15：Charles J. Dunlap, Jr.op.cit.,P.1. 轉引自吳東林，〈從不對稱作戰理論解析中共軍事戰略思維的轉變與運用(上)〉，《海軍學術月刊》，第36卷，第1期，2002年，頁13。
註16：肯尼斯‧麥肯才(Kenneth F. McKenzie，Jr.)，余忠勇等譯，〈不對稱威脅的興起〉，《2001美國四年期國防總檢重大議題》(QDR 2001：Strategy-Driven Choices for America’s Security)(臺北：國防部史編局，2002年2月)，頁120。
註17：Steven Metz & Douglas V. Johnson 2.,“Asymmetry and U. S. Military Strategic：Definition, Background, and Strategic Concepts?,2001.01 http：//Carlisle-www.army.mil/ssipubs/pubs2001/asymmetry/asymmetry.htm,P.5.轉引自吳東林，〈從不對稱作戰理論解析中共軍事戰略思維的轉變與運用(上)〉，《海軍學術月刊》，第36卷，第1期，2002年，頁13。
註18：巫乾煌，〈「不對稱戰爭」理論與實務之研究〉(國防大學國防管理學院碩士論文，2001年5月21日)，頁37。
註19：姚有志、陳振中，〈軍事科學院專家評論：不對稱戰爭地位的凸顯〉，《光明日報》，2003年6月5日，參閱網址：http://www2.tku.edu.tw/-ticx/index.php.
註20：巫乾煌，〈「不對稱戰爭」理論與實務之研究〉(國防大學國防管理學院碩士論文，2001年5月21日)，頁36。
註21：孟繁宇，〈析論不對稱戰略思維對臺海作戰之研究〉，《海軍學術雙月刊》，第46卷，第2期(2012年4月)，頁117。
註22：孟繁宇，〈析論不對稱戰略思維對臺海作戰之研究〉，《海軍學術雙月刊》，第46卷，第2期(2012年4月)，頁118。
註23：孟繁宇，〈析論不對稱戰略思維對臺海作戰之研究〉，《海軍學術雙月刊》，第46卷，第2期(2012年4月)，頁118。
註24：翟曉敏，〈新戰爭形態對中國傳統戰略的挑戰〉，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第3期，2000年，頁36。轉引自吳東林，〈從不對稱作戰理論解析中共軍事戰略思維的轉變與運用(下)〉，《海軍學術月刊》，第36卷，第2期(2002年2月)，頁9。
註25：羅傑‧巴涅特(Roger W. Barnett)，國防部史編局譯，《不對稱作戰－當前美國軍力面臨之挑戰(Asymmetrical Warfare Today’s Challenge to US Military Power)》(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5年9月)，頁19。
註26：謝游麟，〈孫子不對稱思想與國軍軍事戰略〉，收錄《孫子兵法的戰略傳統與創新》(桃園：國防大學，2009年12月)，頁111-112。
註27：沈明室，〈孫子兵法與西方現代戰略理論〉，收錄《孫子兵法的戰略傳統與創新》(桃園：國防大學，2009年12月)，頁172-173。
註28：喬良、王相穗，《超限戰-對全球化時代戰爭與戰法想定》(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年2月)，第六章，頁3-4；第七章，頁4-5。
註29：邱俊榮，〈海軍不對稱作戰研析〉，《海軍學術雙月刊》，45卷2期(2011年4月)，頁62。
註30：David Lai,〈以中國圍棋剖析勢的戰略概念〉(Learning From the Stones: A Go Approach to Mastering China’s Strategic Concept)《國防譯粹》，第31卷，第7期，頁88-89。
註31：〈社論：活路外交創造兩岸與國際社會三贏局面〉，《青年日報》， 2009年12月12日，版4。
註32：李?、張瑞麟，〈「不對稱作戰」之發展探討〉，《海軍學術雙月刊》，第46卷，第3期，2012年6月，頁50。
註33：李?、張瑞麟，〈「不對稱作戰」之發展探討〉，《海軍學術雙月刊》，第46卷，第3期，2012年6月，頁50。
註34：李?、張瑞麟，〈「不對稱作戰」之發展探討〉，《海軍學術雙月刊》第46卷，第3期，2012年6月，頁51。
註35：馬煥棟，〈抗日戰爭中海軍作戰之戰略運用研析〉，《海軍學術雙月刊》，第47卷，第3期，2013年6月，頁83。
註36：《日軍對華作戰紀要 盧溝橋事變後之海軍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7月)，頁6。
註37：柳永琦編，《海軍抗日戰史(上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94年1月)，頁6；章長蓉，〈抗日戰爭海軍之江防作戰〉，收錄《抗日戰爭是怎麼打贏的-紀念黃埔建校建軍90週年論文集》(桃園：國防大學，2014年9月)，頁333。
註38：柳永琦編，《海軍抗日戰史(上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94年1月)，頁406、425。
註39：柳永琦編，《海軍抗日戰史(上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94年1月)，頁473。
註40：《抗戰勝利40週年論文集(上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5年9月3日)，頁228-231；《海軍抗日戰史(上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94年1月)，頁342-350、622-627；《日軍對華作戰紀要盧溝橋事變前之海軍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7月)，頁342-363及《中國海軍史(下冊)》(臺北：中華圖書編審委員會，1970年5月)，頁995-997。
註41：柳永琦編，《海軍抗日戰史(上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94年1月)，頁598。
註42：馬煥棟，〈抗日戰爭中海軍作戰之戰略運用研析〉，《海軍學術雙月刊》，第47卷，第3期，2013年6月，頁85。
註43：柳永琦編，《海軍抗日戰史(上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94年1月)，頁596-597。
註44：馬煥棟。〈抗日戰爭中海軍作戰之戰略運用研析〉，《海軍學術雙月刊》，第47卷，第3期(2013年6月)，頁85。
註45：朱瑞月編，《國民革命建軍史 第三部：八年抗戰與戡亂(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3年1月)，頁284。
註46：柳永琦編，《海軍抗日戰史(上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94年1月)，頁662。
註47：曾清貴譯，《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年6月)，頁403。
註48：張鑄勳，〈從淞滬會戰析論日軍侵華作戰線改變─抗日戰爭最重要的戰略指導〉，收錄《抗日戰爭是怎麼打贏的－紀念黃埔建校建軍90週年論文集》(桃園：國防大學，2014年9月)，頁103。
註49：馬煥棟，〈抗日戰爭中海軍作戰之戰略運用研析〉，《海軍學術雙月刊》，第47卷，第3期(2013年6月)，頁86。
註50：柳永琦編，《海軍抗日戰史(上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94年1月)，頁628。
註51：柳永琦編，《海軍抗日戰史(下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94年6月)，頁1518。
註52：馬煥棟，〈抗日戰爭中海軍作戰之戰略運用研析〉，《海軍學術雙月刊》，第47卷，第3期(2013年6月)，頁90。
註53：柳永琦編，《海軍抗日戰史(下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94年6月)，頁416-418、420。
註54：陳紹寬，〈抗戰六年來的海軍〉，《陳紹寬文集》(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年，頁322。
註55：柳永琦編，《海軍抗日戰史(下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94年6月)，頁1127。
註56：柳永琦編，《海軍抗日戰史(下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94年6月)，頁1128。
註57：柳永琦編，《海軍抗日戰史(上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94年1月)，頁696-697。
註58：柳永琦編，《海軍抗日戰史(上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94年1月)，頁735。
註59：陳降任，〈抗戰時期海軍壯烈犧牲力挽危局〉，《海軍軍官季刊》，第29卷，第4期(2010年11月)，頁74。
註60：朱瑞月編，《國民革命建軍史 第三部：八年抗戰與戡亂(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3年1月)，頁578。
註61：林文隆，〈美國霸權的崛起歷程與海權論〉，《國防雜誌》，第23卷，第1期(2011年5月)，頁12。
註62：宋吉峰、沈明室，〈我國制海作戰思維探討：柯白觀點〉，88週年校慶暨第19屆三軍官校基礎學術研討會，陸軍軍官學校主辦，2012年5月18日。
註63：柳永琦編，《海軍抗日戰史(上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94年1月)，頁831。
註64：柳永琦編，《海軍抗日戰史(上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94年1月)，頁835。
註65：柳永琦編，《海軍抗日戰史(上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94年1月)，頁834-835。
註66：《馬漢海軍戰略論》(臺北：三軍大學戰爭學院，1984年3月)，頁123。
註67：章長蓉，〈抗日戰爭海軍之江防作戰〉，《抗日戰爭是怎麼打贏的－紀念黃埔建校建軍90週年論文集》(桃園：國防大學，2014年9月)，頁333。
註68：馬煥棟，〈抗日戰爭中海軍作戰之戰略運用研析〉，《海軍學術雙月刊》，第47卷，第3期(2013年6月)，頁92。
註69：蘇紫雲，〈小國善守－以弱勝強的軍事戰略〉，《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6卷，第2期(2010年)，頁137-138。
註70：蘇紫雲，〈小國善守－以弱勝強的軍事戰略〉，《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6卷，第2期(2010年)，頁138。
註71：美軍亦認為德軍閃擊戰是空陸戰的根源。另德軍轟炸機與對地攻擊機，皆裝置「高音發聲器」，以擴大對敵軍民的心理震撼效果，認為此則為「震撼戰」之雛形。參考蘇紫雲，〈小國善守－以弱勝強的軍事戰略〉，《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6卷，第2期(2010年)，頁139。
註73：林文隆，〈斷裂想定的迷思：矛與盾的攻防與建軍論辯－評莫瑞教授「臺灣國防策略的再省思」〉，《海軍學術雙月刊》，43卷5期(2009年10月)，頁13。
註74：John J. Klein, Corbettin Orbit-a Maritime Model for Strategic Space Theor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LVII, no. 1(2004), pp.198-199。
註75：宋吉峰、沈明室，〈我國制海作戰思維探討：柯白觀點〉，88週年校慶暨第19屆三軍官校基礎學術研討會，陸軍軍官學校主辦，2012年5月18日。
註76：蘇紫雲，〈小國善守－以弱勝強的軍事戰略〉，《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6卷，第2期(2010年)，頁140。
註77：Clausewitz、Carl Von，《戰爭論》(Vom Kriege)，楊南芳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82年)，447頁。
註78：蘇紫雲，〈小國善守－以弱勝強的軍事戰略〉，《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6卷，第2期(2010年)，頁141。
註79：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臺北：麥田，1995年)，頁74-75。
註80 Mahan, Alfred Thayer,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Toronto: General Publishing Co. ,1987),pp.30.轉述自蘇紫雲，〈小國善守－以弱勝強的軍事戰略〉，《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6卷，第2期(2010年)，頁143。
註81：宋吉峰、沈明室，〈我國制海作戰思維探討：柯白觀點〉，88週年校慶暨第19屆三軍官校基礎學術研討會，陸軍軍官學校主辦，2012年5月18日，頁143。
註82：脅迫(Coercion)係脅迫使被脅迫者認為其所面對的各個方案中，選擇脅迫者所希望的行動，通常脅迫可區分為嚇阻(Deterrence)與強迫(Compellence)，前者乃防止敵人採取有害的行動，後者為使敵人採取對我有益的行動，參考David E. Johnson, Karl P. Mueller and William H. Taft,《作戰頻譜中的傳統脅迫》(臺北：國防部史編室譯印，2005年7月)，頁13-15；另參照Geoffrey Till, Sea power: A guide for the 21 Century(London: Frank Cass, 2004), pp.285-286.
註83：翁明賢，〈我國國防戰略前瞻規劃〉，《新世紀智庫論壇第》，第21期，(2003年3月30日)，頁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