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掌舵？
中共海軍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領導者
作者：Jeffrey Becker 譯者：翟文中、蔡欣容
中共海軍現正經歷30年來難得一見的領導階層轉換。在2014年末至本文付梓(2015年春)期間，中共海軍的高層領導梯隊在人事方面出現了可觀的變動，海軍黨委常務委員會係中共海軍的最高決策組織，其14位常委中有11位進行了職務調整(如表一)。
這些新任領導者許多係由北海、東海與南海三個艦隊的職務被拔擢晉升。例如，2014年時，北海艦隊司令員田中中將與南海艦隊司令員蔣偉烈中將，分別被擢升為共軍海軍副司令員，這項新職務使其成為共軍海軍黨委常務委員會的委員。
田中和蔣偉烈係中共海軍「接班梯隊」的典型代表。兩人出生於1950年代中期，當其成年加入共軍海軍時，正值中國大陸開始採行改革政策。在此之後，他們由遠海作戰在內的海軍新任務中獲得直接經驗，並逐漸且自在地執行國際性海軍外交工作。田中與蔣偉烈中將皆曾率代表團出國訪問，前者率團訪問的國家包括了俄羅斯、北韓與南韓，後者則率團至美國進行訪問。2014年，中共海軍首次參加美國主導的2014環太平洋演習，蔣偉烈成為演習期間中共海軍出席此次多國演習的最高階級軍官。其他新進被拔擢至海軍黨委常務委員會的軍官亦具類似的經驗的才能。前東海艦隊副司令員邱延鵬中將即為一例，他是中共海軍執行遠海遠征任務的一個模範軍官，其曾指揮一支編隊執行亞丁灣護航任務，在具爭議的釣魚島群島附近執行訓練任務，並與外國海軍執行多國操演訓練。
更多變化浮現檯面。2012年10月，在中國共產黨召開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 有關海軍司令員吳勝利即將退休的謠傳不斷。雖然，這個傳言沒有成真，吳勝利成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最年長的成員，該委員會是中共有關軍事事務的最高決策機構。做為中央軍事委員會成員，吳勝利上將沒有正式的退休時間。但即使如此，根據以往經驗顯示，他在表定於201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九屆全國代表大會前將會退休，屆時他的年齡為72歲。
對關注中共海軍現代化的人而言，這些變動引發了一系列問題。中共海軍新的領導階層相較其同輩的資深軍官如何？他們將對共軍海軍進行中的現代化產生何種影響？中共海軍由近岸海軍轉變成為遠洋海軍，在政策與學術圈兩個面向已獲得顯著的關注。即令如此，透過觀察個人用來檢視中共海軍的轉變，這個議題在相關討論中經常地被忽略。本篇文章透過對中共海軍當前領導階層轉移的說明，試圖能夠用以填補這個空白。
壹、中共海軍領導階層的轉變
為了達此目的，本文將對三個不同群組軍官進行說明。第一群組係共軍海軍的老幹部：這批領導者於1960年代末加入共軍行列，其大多數於文化大革命期間成年，這段期間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騷動與混亂的歲月。然而，這批軍官迅速退伍，並由第二群組軍官予以取代，這就是本文前文指稱的「接班梯隊」。這批軍官多於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初期加入共軍，當其成年時適逢中共海軍開始由近岸防禦兵力轉變成為一支遠海海軍。這批海軍軍官現已進入領導階層，包括前文所提眾多將官，他們均屬這個群組成員。第三群組則構成了中共海軍未來領導階層，他們於1980年代末期與1990年代初期加入共軍行列，其成年時係中國大陸經濟快速成長與發展的時期。雖然，他們尚未成為中共海軍領導階層，但是海軍下一代領導核心勢必來自這個群組的軍官。
對中共海軍領導階層言，這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過去二十餘年的改革係由一個世代的領導者所帶領，儘管他們在不同面向採取特殊的作法，但其並無太多機會歷練不同作戰方式，其祇能執行已經備便進行的各項任務。當這些軍官成年時，共軍係意識形態導向，聚焦內部，關注的重點是近岸防禦。然而，他們對中共海軍漸增的專業化，現代化與國際化等發展，已經成功地進行了監督。他們的接任者－「接班梯隊」成員，在共軍海軍的現代化計畫中，已扮演了重要的與躬親的角色，其主導了中共海軍早期許多遠洋行動，包括歷史性的全球環航，進入西太平洋進行訓練與先前的亞丁灣打擊海盜護航等任務。因此，這是中國大陸近代歷史中，首次將由具海上與遠洋經驗的軍官來領導海軍，這是常態發展而非例外情況。
緊跟其後的係中共海軍未來領導階層，當這批軍官正式加入海軍時，後者已建立了一套專業軍事教育體系，在這批軍官加入海軍前，中共海軍業已開始承擔更寬廣的任務與角色。如此，這些軍官不僅具有遠洋作戰經驗，同時亦具備了與他國海軍協力執行聯合軍演，人道救援暨災難救助(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Disaster Relief，HA/DR)等任務的能力。這批軍官最終將被拔擢成為海軍領導階層，這種發展將為中共海軍創造出第二個重要的分水嶺。未來領導中共海軍的這批軍官，不僅與外國海軍交流往來，同時協力合作共同執勤。由這些經驗中學習，他們能夠將國際性的最佳實務予以吸收(如附圖)。
在下文中，將依下列次序從事相關討論。在就歷史與組織觀點對中共海軍的領導階層扼要檢視後，將對退役的老幹部與「接班梯隊」進行比較比對，焦點係置於共軍海軍黨委常務委員會的人事替迭。接著，將對三個不同群組軍官進行比較分析。結論部分將對領導階層轉移對共軍與共軍海軍具有的廣泛意涵進行說明。
貳、歷史觀點中的中共海軍領導階層
在中共軍方或中國共產黨體系內，海軍領導者長期以來甚少擔任重要職務。海軍的早期領導階層多由他處的陸軍軍官或共產黨員調任而來。蕭勁光係中共海軍的首任司令員，他的早期軍事生涯係在廣東、武漢與長沙度過。在毛澤東挑選其做為海軍領導人後，軍方內部仍為海軍是否做為一支獨立軍種或是隸屬總參謀部爭論不休。直到1988年時，潛艦軍官出身的張連忠接任海軍司令員為止，中共海軍才首次由職業海軍軍官來領導。共軍海軍首位職業海軍軍官出身的政委係周坤仁，其在1993年時才被拔擢擔任這個職務。2004年，這是中共軍隊改革後的首次，海軍、空軍與二砲部隊司令員成為中共中央軍委會成員，這三個非陸軍部隊司令員的影響日增，打破了傳統上由陸軍將領壟斷中共軍方高層決策的不合理現象。僅僅在最近幾年間，海軍軍官在軍種外的其他軍事單位服務時，可穿著海軍而非地面部隊的橄欖綠色制服。
由最初的微不足道開始，中共海軍領導者在過去10年間於共軍內部獲得了可觀的影響力。雖然我們得不到軍種預算的細部項目資訊，但可清楚看到，共軍已將海軍現代化置於優先考量，並透過國外採購與自力建造兩種不同途徑，獲得現代化軍艦與武器載台。可確定的，共軍仍舊是一支地面部隊為中心的武力，但是海軍軍官現已在中共軍方各階層甚至高層決策單位，取得了相當重要的職位。
參、中共海軍領導階層如何組織
海軍領導階層在共軍的四個總部中佔據了重要位置，這四個總部係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與總裝備部。這四個組織協調合作並對全軍內其管轄特定範圍的相關工作進行監督。總參謀部負責軍事行動的規劃，組織與指揮，並指導共軍現代化計畫的開展。總政治部對中國共產黨與共軍間的政治關係進行管理，並確保黨對軍隊的完全控制。總後勤部對軍隊的後勤工作進行監督。總裝備部對武器與裝備的發展與維護進行監督。
中共海軍高司組織亦採四總部的相同架構，包括了司令部(其功能與總參謀部類似)、政治部、後勤部與裝備部。共軍四總部下尚轄有許多的低位階的二級部，共軍海軍內部同樣地設有相類似功能的部門。例如；總參謀部軍務部負責全軍性的手冊頒佈與生涯規劃政策的發展。海軍司令部的軍務部亦具相類似功能，只是服務對象限於海軍而非全軍官兵。
在中共的七大軍區中，當中的濟南、南京與廣州軍區駐有海軍的三支艦隊，在官僚體系上其從屬於駐地所在的大軍區管制，艦隊司令員亦擔任該大軍區的副司令員職務。
多數的海軍領導階層軍官於共軍海軍司令部或三支艦隊司令部任職。然而，越來越多的海軍軍官在中央層級組織與大軍區擔任重要職務。例如：孫建國上將係共軍總參謀部五位副參謀總長之一，他曾擔任中國國際戰略學會會長，該學會係隸屬於總參謀部二部的一個智庫，負責人員情報(Human Intelligence的蒐集與分析)。劉卓明中將係1980年代中共海軍改革者劉華清上將的兒子，他曾擔任總裝備部科技委員會副主任，負責監督共軍現代化計畫中相關高優先順序科技的研發。關友飛少將任國防部外事辦公室主任，這個機構負責中共軍方對外關係管理，在此同時海軍少將李際則擔任關友飛少將的副手。其他高階海軍軍官則在各大軍區的海軍部門或聯合後勤部門擔任主官，負責部隊戰備以及監督海軍軍事訓練。
肆、定義中共海軍領導階層
有關中共海軍領導階層為何，迄今未獲得一個普遍為人接受的定義。少數有關中共海軍領導階層的討論，幾乎都將焦點置於海軍司令員，至多也不過將擔任海軍常委的少數將領納入。由於，討論範圍受到相當程度侷限，致使許多在日常運作與長期戰略指導有影響力的軍官被遺漏。職是之故，本文遂將有關中共海軍領導階層討論的範疇，擴大至下列各個不同職務：
一、共軍海軍司令部
(一)海軍司令員與政委。
(二)海軍副司令員與副政委。
(三)海軍參謀長與副參謀長。
(四)海軍政治部、後勤部與裝備部的部長，政委和副部長。
(五)海軍司令部二級部部長。
二、海軍三艦隊
(一)艦隊司令員與政委。
(二)艦隊副司令員。
(三)艦隊參謀長與副參謀長。
(四)艦隊政治部、後勤部與裝備部主任。
三、共軍四總部
(一)擔任副總參謀長的海軍軍官。
(二)擔任四總部部長助理的海軍軍官。
(三)擔任四總部一級部門主任或副主任的海軍軍官。
四、七大軍區
(一)擔任軍區副參謀長的海軍軍官。
(二)擔任軍區後勤部副部長的海軍軍官。
(三)擔任軍區海軍部隊首長的海軍軍官。
定義中共海軍領導階導仍然值得討論。然而，前文列出的各項職務雖然相當地廣泛，但主事者對全海軍或整個艦隊均可形成直接影響。聚焦於這些不同的職務，本文將以88位曾任前揭職務的海軍軍官做為數據進行分析。
伍、年輕的共軍海軍領導階層
2014年前，中共海軍領導階層最顯著的特質係其年齡過大。大多數海軍黨委常委係在1960年代末期與1970年代開始軍事生涯。這批海軍軍官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間成年，當時中國大陸正經歷著一場低強度的內戰。2013年，當時海軍黨委常務委員會中13名委員中的7名委員，係在1964年至1969年間加入共軍，另有4名委員係在1970年至1972年間加入共軍。這些常委中只有海軍後勤部部長徐衛兵較年輕，他於1978年加入共軍。
中共海軍領導階導的年紀較外國海軍領導階層高出許多。例如：2013年時，11位現役美國海軍上將的平均年齡為57歲，同階級的3位中共海軍上將平均年齡為64歲。吳勝利上將於1945年出生，其較當時相同職務的美國海軍軍令部長格林納特(Jonathan Greenert)上將年長8歲。就此進行推估，吳勝利上將若繼續擔任共軍海軍司令員，這如同美國海軍係由一位越戰中期(1965年-69年)加入海軍於其時形成經驗的軍官來領導(參見表二)。
近期的人事變迭使共軍海軍黨委常務委員會能夠注入新血。2014年初，在最近一輪人事變動前夕，當時此委員會成員的平均年齡為62歲，目前其平均年齡則降至58歲。目前僅有兩位成員—吳勝利上將與杜景臣中將兩人，他們在1960年代即已加入共軍(詳如表三)。
此外，仍有少數在職的資深共軍海軍將領，他們的年齡已超過了規定的服役年限，這為年輕軍官晉升上一階提供了機會。1990年代開始，共軍已將高階將領退職年齡法制化，在本文研究的資深海軍軍官中，將近三分之二係在1970年與1980年間加入共軍。這種情形真實地存於共軍全軍。例如：我們對2005年後擔任共軍陸海空三軍司令員與副司令員的107位軍官進行研究，可以發現他們當中僅有7位是超過了該階最大年限仍在軍中繼續服勤。
陸、中國大陸的東海岸：中共海軍領導階層的搖籃
在有關中共前領導人江澤民與胡錦濤統治下的文人與軍事領袖研究中可以發現，領導階層多數成員來自山東與浙江等中國大陸東部沿海省份，極少數來自於南部沿海省份。相同地，在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共海軍領導階層亦是如此，大部分海軍高階軍官來自於中國大陸東部省份，這種情形與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並無太大不同。我們對數據庫88位軍官的籍貫進行確認，發現其中的49位來自中國大陸東部省份。尤有甚者，這49位軍官中39位來自沿海省份，其中包括山東省8位，江蘇省8位，浙江省5位，遼寧省4位以及北京市4位。相比之下，並未發現任何一位海軍高階將領來自中國大陸西部省份，例如：青海、甘肅、四川或西藏等地方。
許多省份設有重要海軍設施，例如：南海艦隊駐防的廣東省，或是提供東海艦隊重要基地的上海市，資料庫中僅有一名高階軍官來自後者，但其未能進入共軍海軍黨委常務委員會。當前該委員會的14名委員來自江蘇省3名，山東省3名以及河北省2名(參見表三)。
柒、三批海軍領導階層
在下文中，將對中共海軍過去、現在與未來可能的領導階層進行比對，範圍涵蓋了他們早期歲月的重要歷史經驗，接受正式技術與專業教育的管道，遵循準則，外軍交往經驗與戰鬥經驗等各種不同因素，相關比較(參見表四)。
捌、歷史對中共海軍領導階層的衝擊
共有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在個性形成時期(10餘歲至20歲初)的相關經驗，經常被用來對中共軍事與政治菁英進行分析。本文研究的大部分海軍軍官係在個性形成時期進入軍中，因此這個途徑特別適合用來研究中共海軍領導階層。過去數十年間，發生於中國大陸的各項極端變化，使得存於三批海軍領導階層間差異更加地擴大。例如：海軍的老幹部係在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下長大，其在動盪不安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展開軍旅生涯。較年輕的「接班梯隊」軍官則在中國大陸與軍方重大轉變期間開始軍事生涯，至於中共海軍未來領導階層軍官，即令當中年長者對前揭事件亦無印象，他們認知的係一個穩定與繁榮的中國，其在世界舞台上日漸強大並具自信。
玖、文化大革命與海軍老幹部
雖然，近期許多人已退役離職，但這批於1960年代或1970年代初期加入共軍的海軍軍官，迄今仍有少數人留在軍中位居要職。他們包括了海軍司令員吳勝利上將與擔任海軍黨委常委的海軍副司令員杜景臣中將和海軍副政委王登平中將。這個年代海軍軍官係在動盪不安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成長，這段期間毛澤東為了重建威權持續與經常地運用暴力革命的手段，使得中國大陸社會與政府瀕近於崩潰邊緣。就在這段期間，數百萬人的生命受到影響，當中亦包括了許多中共海軍的老幹部。
例如：共軍海軍軍官在此時展開軍事生涯，其係在一個專注於內部政治議題而非專業軍事訓練與執行的組織中工作。隨著中共政治體系日漸崩壞，包括海軍在內的共軍部隊，被要求對重要權力中心提供保護，同時協助法律與秩序的維持。1967年，兩個敵對政治派系為了爭奪湖北省武漢市的控制權發生了激烈衝突，就在事件進行期間，毛澤東從東海艦隊抽調了砲艇前往武漢對其支持的派系提供支援。另有單位負責保護舟山群島上的重要海軍基礎設施，海軍人員則是充當臨時碼頭工人，用以確保必要補給品能持續不斷送達。
對共軍海軍的老幹部而言，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接受正規訓練與專業軍事教育可說是毫無機會。到了1960年代中期，中共軍方的大多數專業軍事院校均已關閉，正規訓練與技術知識則澈底地被忽視。例如：先前共軍海軍潛艦部隊要求艇員合格與不合格的比例為七比三，由於這項標準悖離了毛澤東教條，在政治意志凌駕於專業技能的情況下，共軍海軍於是修改了這項標準，潛艦允許最多可有八成未經簽證的不合格艇員進駐。此外，包括11名少將在內的3,800餘名海軍軍官，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整肅。
當前中共領導階層的許多高階將領們，當時他們祇能被迫等待，直到1970年代才有機會接受專業軍事教育訓練。1964年，當時中國大陸的許多教育院校已經關閉，吳勝利上將於陝西省西安市的共軍測繪學院入伍，直到1968年時他才正式入學。1968年，最近退伍的前共軍海軍政委劉曉江上將，他當時以知青的身分在陝西省的一個農村公社進行勞動。海軍上將孫建國在1968年時加入共軍，他是共軍海軍第三高階的將領，直至1978年時他才進入海軍潛艇學院接受專業教育。最近退伍的共軍海軍副政委張永義中將，在他進入瀋陽航空工業學院之前，曾經歷數年的漫長等待。
拾、從文化大革命到改革開放：共軍海軍的接班梯隊
隨著前世代領導階層的退伍，1970年代中期至後期或是1980年代早期加入共軍的軍官取代了他們，許多新進被拔擢進入海軍黨委常務委員會的軍官均屬於此一團體，當中包括了海軍副司令員田中中將、丁毅中將與 海軍參謀長邱延鵬中將。這三人加上海軍後勤部部長徐衛兵少將，他們都是中共海軍接班梯隊的成員。
老幹部與接班梯隊成員間的年齡差距不是那麼地大。例如：接班梯隊的蔣偉烈中將，他於1972年加入共軍，這與歸類於老幹部的海軍副政委王登平中將或海軍副司令員的杜景臣中將參軍時間相去不遠，這兩人分別於1970年與1969年加入共軍行列。接班梯隊成員同樣地受到來自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由於他們年紀較老幹部成員年輕數歲，因此兩者在經歷上存在著重大的差異。接班梯隊成員在平民時可能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壞情景，許多極端暴力事件發生在1967年與1968年，就在這些人加入共軍不久之前。由於缺乏共軍提供的組織性保護，他們被迫參加「知識青年上山下海運動」。1968年至1975年間，約1,200萬的城市青年被強制至鄉下地區勞動。現任共軍海軍北海艦隊司令員袁譽柏中將，他是接班梯隊較年長的成員，在他加入共軍前是在湖北省公安縣的「基本路線教育工作隊」擔任了兩年的專職隊員。
雖然留有文化大革命的烙印，共軍海軍接班梯隊亦受惠於以下兩起事件，一係中國大陸經濟的改革開放；一係共軍初期的現代化努力，兩者均於1980年代初期啟動。1978年，鄧小平開始廢止農村地區農業生產集體制度，同時給予國營企業增產獎勵，這使中國大陸經濟能夠步上正軌，在其後的30年間能夠維持每年兩位數的成長。同一時間，共軍開始重建其教育與訓練制度，重點則置於輪調訓練與單位戰備。文化大革命時期備便進行全面戰爭的政策至此亦發生了轉向，共軍的訓練以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做為指導。尤其重要的是，政治純正已為專業技術所取代，共軍強調的重點於是由「紅」轉為「專」。因此，接班梯隊是首個在軍旅生涯中期毋須從強調意識形態轉至重視技術專業的領導階層。
拾壹、一個崛起與自信的中國大陸：中共海軍的未來領導階層
隨著接班梯隊成員階級晉升，年輕軍官獲得了向上發展的空間，這些軍官多在1980年代後期或是1990年代初期成年。雖然，他們目前尚未取得高階職務，但人人都可能成為共軍海軍的下一代領導者，他們會將得自接班梯隊的文革時期經驗澈底地摒棄。目前，這批年輕軍官中有許多係在海軍院校任職，或是擔任艦長或政委職務。相關例子計有李漢軍大校，他在2014年前擔任海軍司令部軍訓部部長，目前職務為海軍指揮學院訓練部部長。其他例子尚有張崢大校，他是共軍航空母艦遼寧號的艦長；海口艦前艦長鄒福全大校，他於2008年率艦至亞丁灣執行首次護航任務；以及中共海軍首次參與環太平洋演習擔任編隊指揮員的趙曉剛大校。
這些軍官出生於1960年代後期與1970年代早期，他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度過了童年與青少年歲月，這無疑地將對其一生形成相當程度地影響。然而，在其成年之後，經歷的係一個較穩定的國內與國際環境以及一個日漸強大與繁榮的中國大陸。1980年代初期到後期，當這些軍官仍處於軍事生涯初期階段時，中國大陸與美國及蘇聯的關係獲得重大改善，鄧小平於1985年時針對國際環境氛圍進行戰略再評估後認為，中國大陸需要至少20年的穩定國際環境。這項戰略觀的改變意味著這批軍官晉升成為高階將領時，他們將成為首批在軍事生涯中毋須備便進行總體戰爭的領導階層。
中國大陸對國際環境的再評估，亦使共軍對訓練，現代化與國防等問題重新思考。1990年代中期，江澤民提出了「兩個轉變」政策，要求共軍「在軍事鬥爭準備上，由應付一般條件下局部戰爭向打贏現代技術條件，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轉變；在軍隊建設上，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轉變」。做為這項再評估的一部分，共軍海軍特別重視軍官團的專業化，精進訓練與招募各項作為，這些措施均使年輕軍官受益匪淺。例如：對1980年代後期與1990年代初期加入共軍的軍官而言，此時共軍的規模已裁減至170萬人左右。此外，儘管多數人不瞭解人事關係在晉升系統中的重要性，但是這個時期加入共軍的軍官，他們必須依循法定服役年限除役，這項標準使得晉升作業具有固定程序。
如共軍般，但是共軍海軍的作為更積極，其試圖透過增加補貼與改善生活品質等手段來提高留營率，海軍司令員吳勝利上將曾就此主題撰文說明。1990年代中期與後期，共軍海軍獲得了大量先進武器，其更加重視軍官的教育與訓練，因為他們將操作，支援與維護這些先進系統。因此，當這批年輕青官入伍後，共軍海軍開始招募更多具大專學歷的人員入伍服役。此外，越來越多的年輕軍官進入民間的頂尖大學進修，張崢大校即是一例，他在1990年時於上海交通大學取得工程學位。共軍海軍的專業軍事教育系統持續地進行改革，目前已獲了相當的成果，當這批軍官進入海軍晉升至領導階層時，他們將是共軍海軍近代歷史中訓練最佳與專業最高的軍官團隊。
拾貳、共軍海軍準則的改變
當共軍海軍領導階層持續地過渡至一個新的較年輕梯隊時，共軍海軍的準則將會發生改變。老幹部領導階層的成員在早期軍旅生涯受到毛澤東游擊戰思想深遠的影響，並將其改編成「海上人民戰爭」概念。此外，蘇聯海軍少壯派思想亦對共軍海軍早期準則發展形成影響。相對比的，在接班梯隊成員軍旅生涯初期與中期階段，共軍海軍引進了「近海防禦」概念，海軍朝向遠洋發展並擴展其在海上活動的範圍。隨著共軍海軍的活動區域逐漸地擴張，加上胡錦濤在2004年時要求共軍承擔新時期歷史任務的指示，這使得中共海軍遠離海岸走向遠洋。
拾參、海上人民戰爭：毛澤東與前蘇聯的影響
中共海軍早期的作戰與準則主要受到兩個各自獨立思想的影響，一係毛澤東的游擊戰觀念，另一是蘇聯的海上不對稱作戰思維。儘管這是兩個不同途徑，但兩者皆偏愛分散運用小型兵力來執行商業襲擊與海岸防禦任務，共軍海軍的交戰充分地反映了此一影響。例如：在有關共軍海軍早期作戰的著作中可看到如下地描述：有效運用海上的暗礁、小島、氣候、濃霧與波浪相當重要，澈底發揮人民戰爭的戰術與戰略作用。
共軍海軍的早期作戰途徑，可由其在1950年代與國民黨海軍進行的早期海岸作戰中一窺其貌。例如：共軍海軍於1954年至1955年在浙江外海進行伏擊作戰，其將魚雷艇藏於大型商船間沿著海岸前進，並伺機對國民黨海軍的巡防艦與砲艇發起奇襲。這些魚雷艇利用雨夜的低可見度發起攻擊，得能在其為國民黨軍艦發現前進入目標的4公里範圍內，最後成功地將國民黨海軍的巡防艦「太平號」與砲艇「洞庭號」擊沉。
對老幹部領導階層成員而言，由於當時共軍海軍長期滯海執行任務的能力有限，故其沒有太多機會在海軍生涯中取得遠洋作戰經驗。然而，共軍海軍由過去強調「打就跑」戰術與游擊戰概念過渡至當前作戰型式，這種想法的重大改變來自於其獲得先進科技與作戰能力。
拾肆、接班梯隊與近海防禦
鄧小平1985年對國際戰略環境的再評估，協助共軍海軍將戰略轉移至近海防禦，試圖將中國大陸的海洋邊界儘可能地遠離海岸。目前已有許多著作對共軍海軍準則的改變做了精細地分析。對接班梯隊領導階層的成員來說，此嶄新準則已澈底改變其對海軍如何進行戰鬥的看法。共軍海軍不再採用「打就跑」戰術，取而代之，係強化訓練並備便以實力與有組織的編隊進行戰鬥。
當共軍海軍採用近海防禦戰略後，意味著其活動範圍將向外延伸遠離中國大陸海岸，這是接班梯隊與老幹部領導階層兩者間的最大差異。這也是說，大多數接班梯隊的成員都具有遠洋作戰的直接經驗。這些行動業已成為共軍海軍建制的重要組成，其重要性更是與日俱增，當現役軍官提及遠洋行動對未來共軍海軍的重要性時不會顯得靦腆。例如：2012年的《解放軍日報》曾報導：海軍少將邱延鵬(現任海軍參謀長)指出：「隨著中共海軍的裝備與支援能力不斷提升，海上訓練水域亦持續地擴展，為了強化海軍的戰鬥能力，開闊水域訓練已成為一種有效手段與無可避免選項」。「2013年中國國防白皮書曾提及，共軍海軍「拓展遠海訓練」並「探索遠洋作戰任務編組訓練模式」。
在2014年人事更動前，共軍海軍領導階層已有少數軍官擁有遠海作戰的豐富經驗。除杜景臣中將外，海軍黨委常務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並未涉入中共海軍的亞丁灣護航任務，這是眾所周知且長期執行的遠海作戰任務。目前，不僅杜景臣中將曾參與該項任務，另一海軍黨委常委邱延鵬亦擁有相同經驗，他曾於2010年擔任第四批護航編隊指揮員，現在幾乎有大半海軍黨委常委擁有指揮遠洋作戰的類似經驗。最近，接班梯隊成員因為擁有遠洋作戰經驗得能向上升遷，海軍少將張文旦曾擔任第五批護航編隊指揮員，最近被拔擢成為共軍海軍南海艦隊參謀長，海軍少將周煦明曾擔任第十二批護航編隊指揮員，近期亦高升成為共軍海軍北海艦隊副司令員。
就早期的遠洋作戰而言，擔任指揮員的老幹部成員日後在海軍均有良好發展。對於接班梯隊成員來說，指揮遠洋作戰對其日後軍旅生涯發展影響並非必然。一位共軍海軍大校對此曾說明如下：
參與護航任務有時可以增加晉升機會，但是並不保證一定可以晉升。這不是說倘若你參與了護航任務將會升官，你未參與護航任務一定不會升官。倘若你參與了護航任務，同時在此期間展現卓越才能，其後你就有可能被拔擢擔任更高職務。
沒有任何一位擔任亞丁灣護航編隊指揮員的軍官立即佔上階，擔任共軍海軍首批護航編隊指揮員的杜景臣少將，他在交接後不到一年的時間晉升中將，然而其他編隊指揮員的晉升速度卻沒有如此地迅速。2008年至2013年間，共有14名軍官擔任共軍海軍亞丁灣護航編隊指揮員，但在本文撰寫時仍有6名軍官仍在原階。
拾伍、中國大陸日增的海外利益與共軍下一代領導階層
胡錦濤於2004年發表新時期歷史任務的演講，他表示中國大陸的海外利益日增，共軍特別是共軍海軍，在維護這些利益時扮演著重要角色，共軍海軍必須將其活動水域向外延伸。尤有甚者，這種趨勢並未顯示減緩跡象。在「2013年中國國防白皮書：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這份報告中，持續強調綜合安全觀念的重要性，要求中國大陸加強在海外的作戰能力，包括應急救援與撤離海外公民等，為維護國家海外利益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這是共軍海軍的重要任務。在「2015年中國的軍事戰略」這份國防白皮書中，主張中國大陸應維護國家的海洋權益，揚棄重陸輕海傳統思維，高度重視經略海洋，維護海權。
這兩份文件持續地將共軍關注的焦點由陸地轉移至海洋以及由海岸與瀕海區域轉移至遠海作戰。目前雖看不出這種趨勢將對共軍海軍的未來領導階層產生多大影響，但是兩種可能性已相當清楚。
首先，共軍持續地強調維護中國大陸海洋權益的重要性，這使共軍海軍軍官有機會削弱陸軍軍官在軍中權力獨大的畸型發展。
其次，當共軍海軍持續地擁抱其全球性角色時，其未來領導階層軍官在視野與看法上將可獲得提升，中共海軍也才能成為一支真正的遠洋海軍。儘管無法確定中國大陸的年輕軍官是否會放棄傳統安全作為，但是若干共軍海軍的軍官表示，中共海軍的年輕軍官對於跨越第一島鏈從事遠洋任務已具更大興趣。隨著過去十餘年間，共軍海軍由內向型的海岸防禦兵力轉變成外向型的遠征型海軍，共軍海軍的下一代軍官將擁有更多的海上經驗，這是近代中共海軍領導階層不曾擁有的。
拾陸、和外軍的國際交往
相較前一代的領導階層，共軍海軍的後續領導階層在國際環境中更加地自在與具自信心。老幹部領導階層的成員在其軍旅生涯的早期歲月，中國大陸幾乎完全孤離於國際海洋社群之外。到接班梯隊領導階層時，他們有機會與國際海洋社群接觸，透過海軍外交經驗建立起信心與嫻熟技能，在老幹部領導階層只有高階軍官才有如此機會。然而，這些自信與經驗在未來領導階層前將快速失去光彩，後者與外軍接觸的場合不限外交活動，甚至更擴大至軍事作戰層面。他們在資淺軍官時，就日漸增多地與外軍相應層級軍官並肩工作，同時參與雙邊或多邊國際海軍操演。
對老幹部領導階層而言，和外軍進行交往多出現在其軍旅生涯後期歲月。文化大革命澈底地關閉了中國大陸的海軍外交，對外交往僅見於資深將領與北韓和斯里蘭卡等少數國家進行互動，直到1980年代中期共軍海軍才再度啟動海軍外交。例如：共軍直到1985年才進行了首次國外港口訪問，由3艘軍艦組成的任務支隊訪問了巴基斯坦、孟加拉與斯里蘭卡三個國家。2000年代初期，共軍海軍才開始認真地與外軍執行聯合軍事演習，直到2007年時，其才與外軍在此區域進行了首次海上操演，當時老幹部領導階層的成員在共軍海軍中的地位已經相當穩固。
當共軍海軍開始與外軍交往時，初期的行動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將其交付給地位穩固的資深軍官來執行。例如：2002年時共軍海軍執行了首次全球環航，編隊指揮員係當時的海軍副司令員丁一平中將。現為共軍海軍副司令員的杜景臣中將，當其擔任南海艦隊參謀長時，曾率艦執行了海軍的首次亞丁灣護航任務，不到一年時間他就被拔擢擔任海軍參謀長的職務。
拾柒、接班梯隊領導階層與日增的國際交往
共軍海軍接班梯隊領導階層的成員，在其軍旅生涯早期即有很多機會進行海軍外交工作，這是老幹部領導階層成員無法企及的。共軍海軍現已成為中國大陸執行軍事外交的主要軍種，其參與的行動包括了亞丁灣打擊海盜護航任務，運用醫院船「和平方舟號」進行人道救援以及傳統戰鬥演習等等，後者包括了中國大陸與俄羅斯的年度聯合海上演習，這使得共軍海軍與外軍的接觸機會日漸增多。例如：2007年時擔任東海艦隊驅逐艦第六支隊支隊長的邱延鵬大校，曾率艦參加巴基斯坦主辦的「和平07」多國軍事演習，這次演習計有美國在內的八個國家海軍參演。這是中共海軍首次參與多國軍事演習，亦是首次採用作戰艦艇無補給艦伴航方式所進行的遠洋航行，中軍海軍在此次演習間進行了首次海外實彈射擊。
拾捌、中共海軍未來領導階層： 和外軍的並肩合作
相較老幹部領導階層的成員，接班梯隊成員擁有更多的實質國際交往經驗，但是多限於粗略的外交事件，包括港口訪問的聚會或海上的通聯演練。與其對比，共軍海軍未來領導階層的成員，他們則以實際而非旁觀的做法與外軍進行合作。例如：中國大陸與美國海軍數年來在亞丁灣執行任務時擁有良好互動，2013年兩國軍艦在此水域進行了首次聯合演習，操演科目包括雙方人員互登對方軍艦，實彈射擊與直升機互降等等。同年9月間，中美兩國海軍在夏威夷外海執行了另一次演習。2014年夏，共軍海軍派出4艘軍艦首度參加環太平洋演習，這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多國海軍演習。趙曉剛大校擔任中共海軍參演編隊的指揮員，編隊內的四艘軍艦艦長與來自其他國家的軍艦進行了緊密的互動，相關國家包括了美國、法國與新加坡等等，參演各國海軍每日在海上執行各項操演並進行交流互動。
在軍事生涯早期歲月能與外軍進行如此緊密的互動，對接班梯隊成員來說是不可能的，對吳勝利上將在內的老幹部領導階層成員更是無法想像。隨著共軍海軍持續地與外軍合作，中共海軍的未來領導階層對於外軍將有更深刻的認識與理解，這是接班梯隊遠遠不及的。
拾玖、戰鬥經驗
儘管中共海軍的新一代領導階層擁有良好的教育，訓練以及海外行動經驗，但是一項特質係其所欠缺的，就是他們沒有老幹部及接班梯隊領導階層所具有的戰鬥經驗。就歷史言，共軍海軍的戰鬥經驗有限僅見於少許的軍事行動之中，包括了1950年代由國民黨手中解放了沿海許多島嶼，1965年和國民黨海軍發生了兩起小規模海戰與和越南海軍的兩次衝突事件。這兩起衝突事件一係1974年的西沙海戰，另一則是1988年的南沙群島赤瓜礁海戰。
我們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當前中共海軍領導階層何人具有直接的戰鬥經驗。大多數的海上戰鬥係於早年發生，吳勝利上將係共軍海軍最資深軍官，在其加入共軍前這些海戰均已結束。許多接班梯隊成員係在1974年中越西沙海戰時加入共軍海軍，當中包括了黨委常委田中中將與邱延鵬中將，另外東海艦隊副司令員何浩亦於同年加入海軍。再者，由於這些戰鬥為時甚短加上範圍有限，涉入戰鬥的軍官人數相對地有限，即使參與戰鬥恐怕也無法獲得重要的戰鬥經驗。即令如此，對當時加入共軍海軍的軍官而言，海軍的獲勝似乎具正面效應，相對比的，中共陸軍在1979年的中越戰爭中可說是澈底失敗的。
目前，就可獲得各項證據顯示，中共海軍當前領導階層中最接近直接參與戰鬥者為吳勝利上將，1988年3月14日，中國大陸與越南於南沙群島赤瓜礁發生海戰。雖然，吳勝利未直接參與此次海戰，由於是時其為東海艦隊驅逐艦第六支隊支隊長，其下轄的護衛艦「鷹潭號」曾參與此次海上戰鬥。就此觀之，吳勝利在某種程度上應參與了此次戰鬥的執行。
貳拾、中共海軍的未來領導階層
由於共軍海軍近期正在進行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人事更迭，本文試圖對當前與老幹部領導階層進行比較與比對，後者成員於文化大革命期間加入共軍，多數人服役了短暫時間隨即就離開軍中，於是當前的接班梯隊領層階層取代了他們。此外，本文亦對中共海軍的未來領導階層進行探討，隨著他們晉升至高階時，標誌著中共海軍領導階層演進邁入了第二個重要分水嶺。
透過本文研究可以發現，共軍海軍現正在進行大幅度的轉變，其呈現在專業教育、訓練、國際交往與執行嶄新任務經驗等不同面向，後者係其浮現中的領導階層所擁有的特色。儘管老幹部領導階層正在管理快速轉變中的共軍海軍，但是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甚少能在海軍內部獲得生涯發展所需的專業技能。在老幹部領導階層管理下的海軍，開始招募教育程度較高的軍官候選人，提供他們更嚴格的訓練，但是他們本身卻無機會接受相關訓練。雖然，在老幹部領導階層成員的任期內，共軍海軍已開始執行遠海作戰任務，但他們之中的少數係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加入共軍，當時共軍海軍只是一支海岸防禦型兵力，他們的經歷侷限於海岸作戰型式。
關於此點中共海軍何以與眾不同？許多發展中的海軍必須對特定的倒置層級，(Level of Inversion)進行管理，這個層級存於海軍人員的專業技術領域，年輕低階軍官較資深高階軍官對於技術具有較佳掌控能力。南韓、印度、越南與其他發展中的海軍，都面臨著相類似的挑戰。然而，前文提及各項證顯示，中共海軍面臨的挑戰不同於前揭國家，而且情勢更加險惡嚴峻。僅有少數國家會貶抑專業技能與知識，同時會將專業訓練倒置於政治忠誠下，老幹部領導階層成員在其早期軍事生涯中都是在這種環境下度過。此外，中國大陸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對外封閉，這亦是極為罕見的情形。在瞭解前後脈絡後，共軍老幹部領導階層的成就是值得注意的。
本文研究結果顯示，中共海軍的歷代領導階層透過與其他先進已發展國家的海軍軍官團的交流，逐漸地發展各項特性並獲得海上交往經驗。當前，接班梯隊較老幹部領導階層更自在地與外軍互動，未來領導階層成員則與美國海軍艦船共同作業，同時與北約會員國的海軍軍官一起研習。這些特點有助中共海軍軍官與美國及其盟國海軍軍官進行交流，這種情形未來將會更形普遍。
儘管發生這些改變，但在新舊領導階層間仍有相類似之處。如同老幹部領導階層般，接班梯隊領導階層的成員多來自中國大陸已發展的東部沿海省份。如同其先行者，兩代領導階層均有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生活記憶，這是中國大陸近代歷史最危險與不穩定的歲月。雖然，我們並不清楚這段經歷會對個別軍官造成何種影響，但是他們記憶中的這段時期，中國大陸是嬴弱，不穩定與經常處於戰爭威脅之下的。
最後，有一點十分重要，雖然中共海軍日漸朝向專業主義發展，但是其領導階層仍緊固地嵌入中國共產黨之內。儘管若干人認為共軍的現代化與專業化有可能發生杭廷頓式的轉移(Huntingtonian-Style Transition)，使其由一支黨軍轉變成國家軍隊，但是這種情況迄今並未出現。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對共軍海軍領導階層的決策持續進行控制，具體反映則是過去數年來中國共產黨進行的反貪腐行動，為數眾多的資深軍官因為貪腐或觸犯黨紀遭到解職。在共軍海軍內部，許多重要職務軍官因反貪腐行動遭到調查，包括了海軍副政委馬發祥中將與南海艦隊裝備部部長姜中華少將。因此，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忘記，雖然共軍海軍官員的專業化日增，中共海軍新領導階層仍受到中國共產黨嚴格的控制，其最重的仍是持續得到黨的認同。(本文經美國海軍戰爭學院評論季刊同意轉譯中文繁體字版)
譯文來源：Jeffrey Becker,“Who’s at the Helm?: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eaders of China’s Navy,”Naval War College Review,Vol.69,No.2(Spring 2016),pp.6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