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戰期間海軍軍事行動
對整體戰爭成敗之影響
海軍少校 李俊逸
提 要：
八年抗戰海軍以非傳統的海戰方式，利用沉船、襲擊、艦砲與水雷等手段，對抗日本海軍，實踐抗戰「持久戰略」的指導原則。而從海軍戰役地點觀察，可見利用地形，發揮阻敵與誘敵效能，使國軍的誘敵「自東向西」成功。海軍水雷更使日軍進退失據，展現成果於武漢、洞庭湖、川江等戰役，助國軍創造三次「長沙大捷」，支持國軍的「威脅日軍補給線」，製造勝利曙光。
關鍵詞：持久戰略、自東向西、威脅日軍補給線
壹、前言
近年來因國人對歷史的重視與檔案的解密，藉由資訊與多媒體的傳播，眾人漸對八年抗戰期間的輝煌戰果略知一二，今年適逢盧溝橋事變80週年，我海軍先前已將抗日事蹟完整重現於國人，然綜觀歷史鮮少有以少勝多，落後勝先進的例子，海軍當時兵力對上日海軍兵力(約我軍32倍)1，加上自清末與民國肇造動亂，兩者相差甚大，卻可牽制日海軍，例如：
一、海軍在「長江」單獨作戰曾使日海軍在一年內僅前進了3公里2。
二、從戰爭爆發態勢圖看來3，日軍理應由北向南，實際上卻只沿著長江往西。
三、理論上長江應該在日海軍控制中，但日海軍作戰記載4中大部分為水雷掃除作業。
本文將從八年對日抗戰期間，我海軍如何在「老舊艦船」條件下達成抗戰指導的持久消耗？如何使日軍選擇長江沿岸侵華？及如何使日軍海軍無法發揮戰力？研究海軍軍事行動對整體戰爭成敗之影響。
貳、抗戰時期、戰役與會戰概念界定
所謂「軍事行動」係指交戰國採取不違反諸戰爭法則，惟能獲致軍事作戰圓滿成功所必須手段5。也可說是武裝力量為實現某種政治、經濟或軍事意圖而採取的舉動，在戰爭時期就是戰役或戰鬥，本研究主要文獻著重於抗戰的海軍戰爭、戰役以及戰鬥。
一、抗戰時期界定
在《中國抗日戰爭真相》6、《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7、《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8、《抗日戰史》9及《海軍抗日戰史(上冊)》10雖然所述抗戰時期有所不同，但可同整為守勢時期(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持久戰時期(1938年11月至1944年9月)及反攻時期(1944年9月至1945年8月)。
二、抗戰的會戰與戰役
《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中國抗日戰爭真相》等著作史料，以國軍全體進行某一方面的聯合作戰作為歸類，通常稱為「會戰」；而《海軍抗日戰史(上、下冊)》、《海軍抗戰事蹟》等著作史料，以海軍軍事行動為某一時期之行動作為歸類，故海軍則稱為「戰役」。所以，本研究延續前者歸類作法，國軍稱為「會戰」，海軍稱為「戰役」，而關係如圖一：
八年抗戰中國軍重要會戰22次，海軍重要戰役12次，兩相比對可發現會戰均有我海軍應對的戰役。另最高統率部擬定的長期作戰策略：係「持久戰略」、「發展敵後武力」、「引敵軍自東西向」三大方針11，下列對此三大方針，研究我海軍對日抗戰貢獻。
參、我國海軍運用持久戰略的軍事行動
「持久戰略」係因蔣中正總統經長期觀察，看出日本「不戰而屈」戰略，設計出「戰而不屈」應對12。開戰時日軍以一個師對抗國軍三個師，但日本戰略物資不能持久，依據「兩極性原理」13，「速決」對日本有利，對我國有害；若「持久」則反之14。在這樣的構想中較著名的有淞滬、武漢、長沙、浙贛、鄂西等會戰，海軍則有淞滬、江陰、潯湖、荊河、洞庭湖、閩廈、浙贛等戰役支持。以下將列舉海軍較著名的淞滬戰役與江陰戰役探討海軍支持的軍事行動所在。
一、淞滬戰役
淞滬地區位於中國大陸沿海中間位置，有上海港及長江龐大水系，另外，鐵、公路交通線，抗戰前均已通車，是我國重要地點15。就戰略而言，日本攻佔此區可迫我國求和，反之我國軍發動猛烈攻勢，也使日軍增援兵力加重，我國軍可獲充裕時間轉移，而海軍在此提供了重要付出與貢獻如下。
(一)戰役概述
1937年8月13日淞滬戰役發生後，我海軍依照國軍全般作戰構想，制訂海軍全般作戰構想16主要阻止日海軍沿江西上，協同拱衛首都以及掩護政府西遷。主要軍事行動如下：
1.沉船阻塞：從8月14日開始，以普安運艦、商輪與日貨船沉塞水道，使黃浦江內構成三道阻塞線17。另外駐守青島的第三艦隊，也將艦艇沉塞於青島大、小港及威海劉公島水道中，我海軍在長江中下游及重要海口以沉船限制日海軍的行動。
2.水上襲擊：利用黑夜和熟悉地形採小規模突襲行動，由小艇以魚雷進行主動出擊。上海報報導8月16日晚上九時，快艇「史一○二艇」向日艦隊旗艦「出雲艦」實施突襲(「史一○二艇」發射的魚雷爆炸現場如圖二)，雖然「出雲艦」未被擊沉但已重傷18，戰後日本方面亦有刊物記載19。後續更對日本第三艦隊少將旗艦「安宅艦」攻擊，漸引日軍暗夜慎懼，使其後續行動漸緩。
3.水雷封鎖：雖有沉船阻塞航道，但因上海分歧錯雜，須運用水雷進行各港汊要衝防禦，方能阻日砲艦潛入。因此我海軍將淞滬一帶港口，佈設了三道水雷封鎖線，加強阻滯力量，另特別於9月7日及10月2、3日晚間，我國海軍佈雷兵用水雷主動攻擊三井碼頭，將日軍堆放大量物資及燃料炸毀20。
(二)戰役影響
淞滬會戰我海軍引起國際注意並使國軍能自南京從容退出，襲擊淞滬與董家渡水道阻塞行動貢獻顯著，使日海軍艦艇僅能於長江口外，無法協助其地面部隊「速戰速決」，後續更阻日軍溯江西上；而我國海軍快艇與水雷的襲擊，使其軍用物資損失慘重，進而阻塞其前進速度，建立「持久消耗戰」基礎。
二、江陰戰役
江陰距離上海90浬，距離民國首都南京也只有105浬，故稱「江陰」是整條長江上不折不扣的咽喉、首都南京的門戶21。
(一)戰役概述
觀看抗戰自淞滬戰役發生以來我國海軍即以江陰為防守的主要任務，亦同淞滬戰役開始時間至12月2日爆毀要塞撤離22。此戰役我國海軍軍事行動主要如下：
1.沉船阻塞：為防止日艦溯江西犯，我國海軍在長江下游實施封鎖，保障南京的安全。9月20日蔣中正總統手諭40年以上大船沉塞長江23，海軍部長陳紹寬親自指揮執行，總計共沉大小艦船35艘約6.38萬餘噸；另沉民船、鹽船185艘及石料，亦將沒收日商的8艘躉船拖往堵塞，用以填補空隙。
2.對空作戰：日海軍用岸基和艦載航空兵出戰，企圖消滅我國海軍主力，後續攻擊快艇及防守部隊。自8月22日開始連續出動飛機，對江陰阻塞線進行轟炸，我軍艦以艦砲和機槍奮力抵抗長達一個多月，先後共擊落日機9架，擊傷多架。其中以9月22至25日最為慘烈，主力艦喪失殆盡，平海艦艦長高寬申身受重傷，第一艦隊司令陳季良更堅持死守戰場，旗艦多次轉移。當時德國軍事總顧問法肯豪森(德語：Alexander Ernst Alfred Hermann von)見此，堅定地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我德國與英國海軍，在北海海戰就是如此激烈，中華民國必定打敗日本。」24
3.水上襲擊：利用黑夜有利條件，以魚雷為武器主動出擊，最具代表性的為：10月12日快艇「史一八一艇」乘夜突襲日艦，次日再對溯江日艦攻擊25。
4.艦砲長江兩岸作戰：將先前阻塞沉艦與擱淺艦，艦上的艦砲移置水道兩岸，建立要塞砲隊，以保護阻塞線，直至12月2日奉命撤退。
5.水雷封鎖：同於淞滬戰役。
(二)戰役影響
除了上述我抗戰記載外，亦可從日海軍記載中，見到江陰要塞阻礙及威脅日海軍艦艇。因此，日本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清，於9月20日19:00下達速將中國艦艇擊潰或消滅，日軍於25日第六次攻擊後才完成。另自11月5日起，日軍對長江及黃浦江開始實施清掃航道，掃雷均有觸雷沉沒，直至隔年4月6日始完成，江陰掃雷對日軍影響頗費日時26。由此可見江陰戰役也策應淞滬會戰，支持「空間換取時間」達成長期抗戰基礎。
三、小結
本段研究發現，我國海軍從戰爭開始時，長江的作戰自淞滬戰役、江陰戰役、太湖乍浦劃子口防禦作戰、馬當戰役、潯湖戰役及武漢、田、葛戰役，經歷武漢上游防衛作戰、荊河洞庭湖防衛作戰，至最後的川江防衛作戰；以及其他地區的閩廈戰役、浙贛區戰役、奧桂區戰役，可發現均有時間持續性的特點，更發展特有戰術，支撐戰役支援會戰，完成「持久戰略」的佈局。海軍在「持久戰略」的軍事行動發揮的效用(海軍持久戰略的軍事行動示意圖如圖三)，致使日本海軍無法依原訂計畫前進，是國軍抗戰的重要力量。
肆、我國海軍運用約米尼作戰線的軍事行動
約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在其經典著作《戰爭藝術》(Summary of The Art of War)中，已表明「作戰線」對軍事行動的成敗具有重大影響，此觀點在歐洲古戰場，或是近代的波灣戰爭中，皆可獲得印證。「作戰線」的定義為作戰基地至戰略目標間，律定作戰軍主力行動方向之基準線，具有實際之空間，包括公路、鐵路與海空航線等27。
當時軍事行動記載，決堤黃河使敵轉用長江西進，誘敵陷江南湖沼山岳地區28，此抗戰史料說明，國軍戰略使日軍作戰線成為「自東向西」；軍事行動上可以見到會戰沿著長江「引敵軍自東向西」。國軍支持這樣的會戰有淞滬、武漢、長沙、徐州等會戰，我海軍困日海軍於江河內，則有長江、閩廈、荊河、宜川江等戰役支持，以下將說明海軍的軍事行動如何支持此作戰指導戰略。
一、長江的佈雷與沉船
長江流域戰略上是我國心臟腹地，且與鐵路構成交通網路亦是我重要的運輸動脈29。
(一)戰役概述
「蘆溝橋事變」發生後，蔣中正總統洞悉了日方意圖，指示遵照原預定計畫展開抗戰佈局，以長江流域為主戰場，出海口為我國海軍抗戰準備開端，沿著長江「自東向西」抵抗與誘引日軍行動，此區域海軍軍事行動主要如下：
1.沉船阻塞：看似自廢武功實則達到了阻、誘敵功效，加上在重要地點上海市、董家渡與黃浦江構成三道阻柵，大幅減緩日軍長江水道的前進速度。
2.水雷封鎖：此段的水雷封鎖阻塞力量，更是令敵焦慮難安，我國海軍長江佈雷地點與戰役、會戰狀況綜整表如附表30。
3.艦砲長江兩岸作戰：依「自東向西」戰略指導，從江陰水道起，自巫山、六助港、乍浦港經馬當、湖口、田家鎮、城陵、宜巴、巴萬等建立艦砲陣地，阻礙日軍西進。
(二)戰役影響
從上述的海軍作為與「長江佈雷與戰役、會戰狀況綜整表」，可見我國海軍誘導日軍沿長江前進，且陸地部隊後撤之後仍可遲滯日海軍前進，使其無法配合日陸軍作戰。而水雷封鎖的影響，日軍必須不定時且重複實施航道安全開放與限制管制，戰場動向上呈現出，日軍「自東向西」的行動，也是我國海軍達成此戰略指導的主要成果。
二、閩江、廈門的佈雷
「閩江」是福建省最大河流，約佔全省面積一半31。「廈門」東北部與泉州市，西南部與漳州市接壤，合稱閩南金三角，亦是清末民初西方強權貨貿地32。且與臺灣僅一水之隔，也是日本虎視眈眈目標，戰爭前日本曾派海軍將領視察，並設立「出張所」33。
(一)戰役概述
自1937年9月3日開始，日軍向廈門要塞實施轟炸；1938年5月31日日軍更以大機隊，對閩口實施轟炸，但是均無法限制我國海軍行動，進而無法運用此區。此戰役海軍軍事行動主要如下：
1.要塞砲臺作戰：抗戰期間抵抗日軍轟炸，搶修陣地，分別在1937年11月、1938年2月、5月10日，擊退進犯廈門日艦34；日軍1939年4月、6月27、29日侵犯閩口，直至1941年4月21日始失陷，但於同年9月收復，再次部署抗日35。
2.水雷作戰：依敵情預警與發展，分別在福斗江、梅花、烏豬、長門江佈雷，其後更加以複製分別在閩江、涵江、晉江、韓江佈雷使敵無法攻下36。
(二)戰役影響
閩廈地區是中國接受盟國軍援之入口，日海軍想要斷援助之口卻又無法取下。此區戰役說明日軍無法「由南往北」行動，間接呈現出日軍只能「自東向西」的行動。
三、荊河的佈雷
「荊河」為長江中游主河道，而重慶位於其與嘉陵江入川江交接處，故「荊河」37是陪都重慶的防守咽喉。此外，戰略位置上與黃河銜接，如掌此地，則可破黃河決堤阻礙日軍原定「由北至南」的作戰線。
(一)戰役概述
我國政府機關遷至「重慶」時我海軍主力艦艇損失殆盡，仍參酌當面敵情及先前戰果，自1938年11月武漢會戰結束後，為阻敵南下調整對「荊河」的防務。此地區海軍軍事行動主要如下(荊河水雷封鎖概圖如圖四)：
1.定雷設置：先在石首藕池、太平口、沙市、董市、宜都、紅花套、樂河各處佈放固定水雷，此類作為使日軍艦艇不敢貿然闖進。
2.漂雷佈放：在二洲子、磚橋、紅花套、監利、郝穴、馬家宅、陡湖堤、窯家埠、馬家嘴、松滋、宜都、平善霸控制漂雷，此水雷佈放使日軍艦艇不堪威脅，用鐵網設置防禦線38。
(二)戰役影響
在此次戰役中，水雷有效的遲滯了日本海軍在荊河(長江中游河道)的行動，使其必須採用陸軍以迂迴方式取得「宜昌」，雖然如此，仍持續對上駛的日艦，佈放漂雷挫其攻勢，也間接制止日軍的「自北南下」速度，卻又如同上癮般的持續引日軍的西進。
四、小結
長江作戰、閩廈戰役、浙贛區戰役以及奧桂區戰役的相關史料中，可以發現日軍作戰線由東部大陸沿岸，沿長江而西上。比對日軍史料上發現，自馬當至九江僅10浬，卻花費45天清除水雷39。這是我國海軍運用作戰線支撐政府、友軍後撤，使日軍認為溯江作戰雖有遲緩但可執行，達成「引敵自東向西」的佈局。學者張鑄勳著的<從淞滬會戰析論日軍侵華作戰線改變-抗日戰爭最重要的戰略指導>研究發現，國軍黃河潰堤使日軍改用長江，形成日軍「自東向西」。此段，我海軍以閩廈、荊河軍事行動，運用沉船阻塞航道、艦砲砲臺與水雷應對，制止了日軍「自南至北」與「自北至南」的輔助進攻，貢獻出對抗戰的「引敵自東向西」戰略輔支持，造成日海軍受困在我國海軍設定的江河戰場。
伍、我海軍運用克勞塞維茨補給線威脅日軍的軍事行動
在近代西方兵學思想克勞塞維茨(Roger Ashley Leoward)著作中的《戰爭論》(On War)中提出「補給線」，若此線被切斷，往往會造成全軍覆沒的下場，著作更提到「防禦形式不僅是一種防盾，而是一種用巧妙的打擊來構成的防盾」40，這論述說明「補給」對軍事行動的重要。日本雖都具優勢，但所隱藏的憂慮就是「補給線」的攏長41。國軍威脅日軍「補給線」的行動計有淞滬、武漢、長沙、徐州等會戰，我國海軍則有城陵磯、湖北湖沼、洞庭湖、川江等行動支持，以下列舉洞庭湖說明海軍的軍事行動如何支持此論述。
一、戰役概述
「長沙會戰」前我國海軍設置了佈雷七個隊，負責當面佈雷作戰任務，先於琴棋望、白玉圻、楊廟湖、磊石山、營天攤、老鼠夾等處，佈雷190具，並在1938年11月11、13日，營田灘交叉江面下沉艦船阻塞，另資江、澧水和沅江亦計畫加以封鎖，佈雷範圍，東起鹿角，南迄湘潭，北接荊河，西達常德，遮斷洞庭湖，前後計佈設水雷約四百餘具。「第一次長沙會戰」時，日艦於長沙、岳陽江面活躍，我國海軍針對日艦動向，先後在湘江、沅江各處佈水雷兩千具，戰後發現遭水雷炸沉之日艦殘骸十餘艘。「第二次長沙會戰」時，我國海軍分別在磊石山、虞公廟、蘆林潭、烏龍咀等處，前後佈雷達四千具，使日艦不能直驅長沙，造成日軍援軍及軍用物品運輸不靈，漸陷絕境，遂造成長沙第二次會戰勝利。「第三次長沙會戰」時，日軍三度進犯，我國海軍依既定戰略，在霞凝港、撈刀河、瀏陽河喬口等處加佈水雷，造成日陸軍雖有進展，但無海軍支援，遂又復歸失敗42。
二、戰役影響
我國海軍的作為在「洞庭湖」產生的成果可以見到，日本海軍支援的「補給線」遭受阻擋，使日軍登陸遭受影響，給予國軍分段截擊和個別擊破機會43。我國海軍的佈雷活躍工作，在無傳統兵力下，一面阻止日艦前進，一面截斷日艦退路，雷區的佈設和漂雷的攻擊，特別是漂雷，利用江流水勢，迎頭沖擊敵艦，施展「游擊戰」，使日軍進不進，退不退，失去了施展能力，當時更有中央社莫斯科專電：紅星報撰文檢討中國境內戰局，長江一帶中華民國軍隊，異常活躍，江面佈設水雷以後，日軍水路運軍隊軍火至前線，已甚困難44。印證我軍「威脅日軍補給線」，初現抗戰勝利曙光。
三、小結
回顧武漢上游防衛作戰、荊河洞庭湖防衛作戰、川江防衛作戰、閩廈區、浙贛區、奧桂區等戰役，可以見到日本海軍沒有一回，或是一處突破我國海軍所設屏障。以我國如此弱勢的海軍，發揮其極大的效能，使日軍無後勤補給支援，造成前進受阻，放棄溯江西進，迫採日本陸軍迂迴出擊策略。可見我國海軍戰績，引起了國際注意，並獲得輿論好評，也說明了海軍軍事行動產生「威脅日軍補給線」，創造了抗戰勝利曙光。
陸、結語
我國海軍與日本海軍軍力相差懸殊，卻能發揮抗日戰爭軍事行動功能，且在不同的階段，作戰形式、戰術指導原則和作戰任務也不盡相同，但又有連續性和交叉並行的特點。縱觀海軍抗戰全過程，作戰形式主要有：沉船阻塞戰、水上襲擊戰、水雷封鎖戰及佈雷遊擊戰45。而我海軍這些作戰形式、戰術指導和作戰任務，對於國軍八年抗戰的影響，將由下述說明。
一、粉碎日軍的速戰方針
我國海軍的對日作戰，雖然未能阻止日軍在中國沿海登陸，但對消耗日海軍戰力，阻遏日軍進攻速度，以至最終戰勝日本，都作出了重大貢獻46。首先，在戰爭初期挫敗日本「速戰速決」的侵華戰略，運用各種手段封鎖長江、黃浦江，堵截日軍溯江的航路，不僅保障了陸軍側後安全，且在「淞滬會戰」後期，使陸、空軍得以從容退出，可見「淞滬會戰」能持續達3個月之久，我國海軍是重要支柱。除長江外，抗戰初期在山東、浙贛、閩廈、粵桂等沿海與江河出海口，亦對日軍進攻進行了阻抗，粉碎日軍「速戰速決」，發揮了重要作用47。
其次，掩護了首都及廠礦企業、戰爭物資西遷，為維持中國繼續作戰的經濟基礎作出了貢獻。淞滬會戰期間，海軍始終控制著長江下游，即使在江陰要塞淪陷後，仍一度獨自屹立在長江下游，直到1938年3月日軍才排除江陰水道封鎖線。而後在馬當、湖口、田家鎮等要塞戰中，更是使日海軍持續受阻長達10個多月。海軍貢獻使國民政府得以遷往陪都「重慶」，同時廠礦設備和重要物資亦同遷往西南地區，為長期抗戰提供重要物資保障(海軍粉碎日軍速戰示意圖如圖五)。
二、破壞日軍的作戰節奏
日軍於1938年會議記錄中，對華作戰線分為由北至南或由東至西兩種48。從1937年7月7日起日軍佔領區域，可以見到日軍「自北向南」佔領，攻擊力量集中，成果獲得迅速。但我國採取「持久戰略」應對，引導日軍力量擴散49，發展至1938年以後日軍佔領區域分散，且行進方向改為「東向西行」，這是國軍迫日軍改變作戰線成果。
我海軍在此作戰中，可見到其於浙贛地區阻日軍由西南進犯；閩廈、桂奧阻日軍南侵。對於日軍北部進犯，國軍採當時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陳果夫建議，炸毀黃河古堤，水淹大平原(德國顧問法肯豪森也建議採此措施50)，海軍則以荊河佈雷填補間隙，阻斷了日軍由北至南線。長江則以海軍為主幹，自長江口引日軍自東向西進(海軍破壞日軍作戰節奏圖示意圖如圖六)。整體上可以見到，海軍支持了國軍的「引敵自東向西」，使日軍「由北至南」的作戰節奏遭到破壞。
三、分散日軍的作戰能力
「海上游擊戰」是一種運用游擊戰思想的作戰形式，藉海上襲擊、伏擊、擾亂、破壞等非正規戰法，減低敵作戰效能與士氣，協助軍事任務之達成51。海軍江陰戰役後主戰艦艇幾乎犧牲了，但是轉兵力暗伏交通線，威脅日軍後路，組織游擊武力打擊日海軍，分散其作戰能力。而日軍侵佔「武漢」以後，長江成為日軍的重要「補給線」，為了阻塞日軍的推進速度，我國海軍與日本海軍在長江上展開了一場控制與反控制、消耗與反消耗的戰鬥，造成日艦軍力分散52。從當時海軍抗戰位置所見，均發生在日軍占領區內，不論是抗戰開始「淞滬戰役」的水上襲擊，或是後續的川江漂雷，均持續於長江、閩江與粵江等水道，以及東南沿海各海灣，繼續奮戰(分散日軍的作戰能力示意圖如圖七)。我國海軍的這些作為，使日海軍力量分散，奠定我國抗戰勝利基礎。
四、研究發現
本研究發現整個抗戰發生到結束的過程，海軍整體展現了「持久戰略」、「自東向西」及「威脅日軍補給」的軍事行動，與蔣委員長的戰略相吻合一致，我海軍的這些軍事行動，支持了各個重要會戰。第一、以「江陰戰役」要塞的阻敵戰為例，主要是為守衛首都「南京」，在「南京」周邊設置的第二道防線中的一個局部戰鬥，然而，透過這一個局部的戰場，我們見到「江陰戰役」展現了在「持久抗戰」的正確性；第二、抗戰戰略構想所述，國軍破敵作戰線，使其改為「自東向西」，海軍在江河內困日軍的軍事行動，展現了日本海軍軍力隨我意志行動；第三、我海軍漂雷作為，達成「威脅日軍補給」，使日本海軍無法支援其陸上作戰，產生日軍戰役的失敗。上述三點研究可發現海軍「軍事行動」一直在支持國軍會戰為最終擊敗日本提供了重要貢獻。
五、具體建議
本研究得到，我國海軍在抗日戰爭中，採取的是防禦性作為，從開始的消極防禦，到後來轉變積極防禦，見到在戰爭狀態下，將限制我海軍作戰的江河延伸，創造機會消滅敵方。應對海軍抗戰的經驗與教訓，搭配現今狀況，歸納具體建議如下：
(一)全民國防支持建設海軍
八年抗戰經驗獲得，海軍的建設是在平時必須實施完成的，因為過去國內動盪，無法依海軍計畫建設海軍，也不知重視海軍，以致抗戰時我海軍須以另類戰法與日本海軍對抗。此點教訓應對近年中共海軍發展，我們應運用全民國防，推廣全民宣教使國人均知此歷史，進而搭配左營海軍故事館或臺南安平港的德陽艦，學習長榮海事博物館與陽明海事博物館的建設，將海軍歷史長期設展，加強教育國人對海軍重視，支持「國艦國造」海軍建設，進而增加就業機會，獲得全民支持，也同步建設我海軍。
(二)建設不對稱的另類國防戰力
在抗日戰爭中海軍力量對比是敵強我弱，因此不宜進行艦隊決戰，更不論我海軍無航空力量。雖然如此，我海軍運用另類戰法，以沉船阻塞搭配交叉砲火，阻止日艦打通航道，另後續的佈雷游擊戰，成了積極的防禦，更是國際稱讚。此歷史經驗應對我國近年的新輕快兵力(例如：光六飛彈快艇、機動飛彈車)，更應加以運用發展新戰術位置(飛彈快艇戰備漁港)或陣地(機動飛彈車陣地)，搭配新型水雷發展，進而思考不對稱的國防戰力建設與戰法。
＜參考資料＞
一、專書
1.國防部史政處，《抗戰簡史》，臺北：國防部史政處，民國41年8月。
2.蔣緯國總編，《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臺北：國防部，民國61年10月。
3.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74年9月9日。
4.蔣緯國，《蔣委員長如何戰勝日本》，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7年12月再版。
5.方雍，《抗戰勝利六十週年-國軍抗戰歷史專輯》，臺北：國防部，民國94年8月。
6.王文燮，《中國抗日戰爭真相》，臺北：中華戰略學會，民國100年9月3日。
7.國防大學，《抗日戰史》，臺北：國防大學，民國101年。
8.海軍總司令部，《海軍抗戰事蹟彙編》，臺北：海軍總司令部，民國30年12月。
9.柳永琦，《海軍抗日戰史(上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民國83年元月。
10.柳永琦，《海軍抗日戰史(下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民國83年6月。
11.張力、吳守成、曾金蘭，《海軍人物訪問紀錄(第一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7年9月。
12.張力、吳守成、曾金蘭，《海軍人物訪問紀錄(第二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91年10月。
13.崔怡楓，《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海軍抗戰期間作戰經過彙編，民國26至民國34年》，臺北：國防部海軍司令部，民國104年1月。
14.唐德剛，《民國史抗戰篇：烽火八年》，臺北：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2014年7月。
15.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美國國防部軍語辭典》，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84年6月。
16.國防大學軍事學院編修，《國軍軍語辭典(92修訂本)》，臺北：國防部，民國93年3月15日。
17.張其昀，《中華百科全書》，第八冊，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民國70年。
18.武月興，《中國現代史地圖集：1919-1949》，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2004年。
19.劉傳標，《近代中國海軍大事編年：1840-1949(下卷)》，福州：海風出版社，2008年5月。
20.王曉華，《國殤(第七部)：國民黨正面戰場海軍抗戰紀實》，北京：團結出版社，2013年1月。
21.黃傳會、周欲行，《逆海：中華民國海軍紀實》，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年6月。
22.李豐、薩蘇，《海魂-從甲午戰爭到釣魚台海權爭奪戰》，北京：大旗出版社，2012年6月。
23.吳杰章、蘇小東、程志援，《中國近代海軍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7月。
24.劉鴻喜，《中國地理》，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77年10月四版。
二、專書譯著
1.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吳玉貴譯，《盧溝橋事變後之海軍作戰 ： 海軍作戰(二)》，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6年7月。
2.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林石江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第一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78年6月。
3.克勞塞維茨(Roger Ashley Leoward) 著，鈕先鍾譯，《戰爭論精華》(A Short Guide to Clausewitz on War)。臺北：麥田出版社，2010年9月。
4.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上、下卷)》，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10年3月29日。
5.外山三朗 著，方希和譯，《日本海軍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1月。
三、期刊論文
1.李光大，<先總統蔣公「對日抗戰」戰略指導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民國76年3月。
2.黃愷，<我國遂行海上游擊戰之研究>，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8年3月。
3.張蘇贛，<論抗日戰爭期間的江陰阻敵戰>，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10月10日。
4.海軍總司令部，麥鳳膛譯，<我們最怕機械水雷>，《海軍抗戰事蹟彙編》，臺北：海軍總司令部，民國30年12月，頁397-398。
5.瀨名堯彥，〈揚子江上的戰鬥〉，《世界的艦船》，1982年，第2期，頁137。
6.莊義芳，〈海軍與抗戰〉，《抗戰勝利四十週年論文集(上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4年9月3日，頁245-247。
7.陳驥，〈對日抗戰海軍實力之研究〉，《海軍學術月刊》，第21卷，第7期，民國76年7月10日，頁38-57。
8.趙梅卿，〈長江中游海軍佈雷戰紀〉，《海軍學術月刊》，第21卷，第7期，民國76年7月10日，頁109-119。
9.馬幼垣，〈海軍與抗戰〉，《聯合文學》，第105期，民國82年7月，頁152-201。
10.何燿光，<抗戰時期海軍砲隊與佈雷隊之研究：海軍史意義詮釋方式的論證>，《榮耀的詩篇：紀念抗戰勝利60週年學術論文集》，民國95年6月。
11.馬煥棟，<抗日戰爭中海軍作戰之戰略運用研析>，《海軍學術雙月刊》，第47卷，第3期，民國102年6月1日，頁82-92。
12.傅應川，〈「持久抗戰」思想與其戰略態勢的形成〉，《抗日戰爭是怎麼打贏的-紀念黃埔建校建軍90周年論文集》，臺北：五南文化廣場，民國103年9月，頁25-56。
13.張鑄勳，<從淞滬會戰析論日軍侵華作戰線改變－抗日戰爭最重要的戰略指導>《抗日戰爭是怎麼打贏的-紀念黃埔建校建軍90周年論文集》，臺北：五南文化廣場，民國103年9月，頁99-136。
14.章長蓉，〈抗日戰爭海軍之江防作戰〉，《抗日戰爭是怎麼打贏的-紀念黃埔建校建軍90周年論文集》，臺北：五南文化廣場，民國103年9月，頁327-346。
15.潘世勇，<海軍對日抗戰烈士事略>，《海軍學術雙月刊》，第49卷，第1期，民國104年2月1日，頁18-28。
16.宋連海，<抗日戰爭中期間布雷作戰之研究>，《海軍學術雙月刊》，第49卷，第1期，民國104年2月1日，頁29-46。
17.王志鵬、余元傑，<中華民國抗日戰爭中，海軍官兵之英勇事蹟與貢獻>，《海軍學術雙月刊》，第49卷第2期，民國104年4月1日，頁6-15。
18.老冠梓，〈抗日戰爭對中國海軍建設的沖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文叢第三輯》，1992年，頁129-139。
19.蘇小東，〈抗日戰爭中中國海軍的戰略戰術〉，《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1月，頁8-22。
20.李仲元，〈試論中國海軍在抗戰中的作用及啟示〉，《軍事歷史》，1998年，第3期，頁20-23。
21.閻鳴，〈長江沉艦驚世壯舉〉，《湖北檔案》，2000年4月，頁26-28。
22.史滇生，〈抗日戰爭中中國海軍的水雷戰〉，《南京社會科學》，2005年，第8期，頁12-15。
23.任保軍，〈虎門海戰打得鬼子望風逃〉，《當代海軍》，2005年9月，頁63。
24.任保軍、葉介甫，〈抗日戰爭中的中國海軍(上)(下)〉，《環球軍事》，2005年，第16、17期，頁42-44，54-55。
25.任保軍、葉介甫，〈抗日戰爭中的中國海軍〉，《黨史文匯》，2005年，第11期，頁4-9。
26.王志兵，〈抗戰中的中國海軍〉，《中國鐵路文藝》，2006年，第8期，頁15-17。
27.郜合啟，〈抗戰中的中日海戰〉，《湖北檔案》，2008年，第9期，頁44-45。
28.陳紹寬，〈抗戰六年的海軍〉，《海軍雜誌》，第16卷，第1期，頁4。
29.馬駿杰，〈抗日戰爭中的中國海軍魚雷艇(上、下)〉，《現代艦船》，2010年，第10、11期，頁51-54，50-53。
30.黃傳會、周欲行，〈中國海軍征戰紀實－海峽風雲〉，《黨員之友》，2006年6、7、8月下半月刊12、14、16，頁41-42，40-41，38-40。
31.韓祥麟，<海軍在抗戰期間的長江防守作戰>，《紀念抗戰勝利50週年：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陸軍軍官學校，民國84年6月5日，頁95-128。
32.《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全紀錄》，第3卷，第14集。臺北市：美安國際，2013年。
四、官方文件
1.《第二艦隊長江佈雷阻塞案》，檔號：B5018230601/0027/935/3815.2。
2.《掃佈雷作戰計畫案》，檔號：B5018230601/0026/935/5702。
3.《荊河佈雷封鎖案》，檔號：B5018230601/0031/935/4240。
4.《田家鎮佈雷阻塞案》，檔號：B5018230601/0027/935/6040。
5.《長江江防工事構築案》，檔號：B5018230601/0028/933/7173。
6.《歐陽格案內魚雷艇出動情形及田家鎮佈雷情形是否屬實請將原卷惠予參考》，檔號：A305000000C/0027/1572.12 /77787647/3/9。
7.《海軍抗日戰爭史初稿》，檔號：B5018230601/0026/152.2/3815.2。
8.《海軍抗日戰爭經過編報案》，檔號：B5018230601/0029/152.2/3815。
9.《南京江陰區抗日作戰經過案》，檔號：B5018230601/0026/543.64/4022。
10.《函詢歐陽格任江陰區及在馬當九江間又負指揮魚雷快艇作戰之責請查明其前後作戰情形》，檔號：A305000000C/0027/1572.12/77787647/1/19。
11.《前兼江陰江防司令任內對當時作戰有無貽誤軍情之處尚有調查必要》，檔號：A305000000C/0027/1572.12/ 77787647/1/6。
12.《請檢送江陰馬當江防作戰經過及淪陷情況案宗另前江防總司令部撤銷後檔案移交何處》，檔號：A305000000C/0027/1572.12/77787647/3/25。
13.《有明瞭江陰馬當江防作戰經過及江陰馬當淪陷情況之必要請檢送有關卷宗參考在案》，檔號：A305000000C/0027/1572.12/77787647/3/29。
14.《艦艇噸位年齡表》，檔號：B5018230601/0026/625.2/2841。
註1：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4年9月9日)，頁38-39。內容記載日本海軍約190餘萬噸，海軍飛機1,220架。我海軍第一艦隊17,484噸；第二艦隊9,359噸；第三艦隊14,717噸；練習艦隊4,360噸；巡防艦4,270噸；測量隊3,000噸；直轄艦艇5,825噸，共計59,015噸。
註2：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吳玉貴譯，《盧溝橋事變後之海軍作戰：海軍作戰(二)》(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6年7月)，頁21-69。
註3：蔣緯國，《蔣委員長如何戰勝日本》(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7年12月再版)，附圖3中日戰爭爆發時對日軍進攻判斷圖。
註4：同註2，頁21-98。
註5：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美國國防部軍語辭典》(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84年6月)，頁408。
註6：王文燮，《中國抗日戰爭真相》(臺北：中華戰略學會，民國100年9月3日)，頁190。
註7：蔣緯國總編，《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臺北：國防部，民國61年10月。
註8：同註1，頁3-5。
註9：國防大學，《抗日戰史》(臺北：國防大學，民國101年)，頁3-2-13、4-1-1、4-2-1、4-3-1。
註10：柳永琦，《海軍抗日戰史(上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民國83年元月)，頁5。
註11：張其昀，《中華百科全書》，第八冊(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民國70年)，頁246-249。
註12：傅應川，〈「持久抗戰」思想與其戰略態勢的形成〉，《抗日戰爭是怎麼打贏的-紀念黃埔建校建軍90周年論文集》，臺北：五南文化廣場，民國103年9月，頁26。
註13：「兩極性原理」所謂「二元論」是一種哲學觀念，其意義為有兩個獨立而互不相互還原或替代的實體同時存在。雖然二者間可能互賴互動，具先後或因果關係，但又始終彼此獨立，保持其特性。但實際戰爭中有許多複雜現象，且變化多端，所以才會被視為一種藝術。因此，現實中常以辯證法之「正」、「反」思辯過程，而產生更高思維形式「合」，而這是一種動態上升形式，與「二元論」純靜態之對比是不一樣的。
註14：李光大，《先總統蔣公「對日抗戰」戰略指導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民國76年3月)，頁125。
註15：劉鴻喜，《中國地理》(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77年10月4版)，頁276。
註16：海軍總司令部，《海軍抗戰事蹟彙編》(臺北：海軍總司令部，民國30年12月)，頁1。
註17：海軍總司令部，《海軍抗戰事蹟彙編》(臺北：海軍總司令部，民國30年12月)，頁1-2；王曉華，《國殤(第七部)：國民黨正面戰場海軍抗戰紀實》(北京：團結出版社，2013年1月)，頁88-105。
註18：同註10，頁768-76。
註19：瀨名堯彥，〈揚子江上的戰鬥〉，《世界的艦船》(1982年，第2期)，頁137。
註20：同註10，頁782-786。
註21：黃傳會、周欲行，《逆海：中華民國海軍紀實》(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年6月)，頁259。
註22：章長蓉，〈抗日戰爭海軍之江防作戰〉，《抗日戰爭是怎麼打贏的-紀念黃埔建校建軍90周年論文集》，臺北：五南文化廣場，民國103年9月，頁338。
註23：〈總統府機要檔案〉，《海軍抗日戰史(上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民國83年元月)，頁698。
註24：王曉華，《國殤(第七部)：國民黨正面戰場海軍抗戰紀實》(北京：團結出版社，2013年1月)，頁115-151。
註25：同註10，頁824-826。
註26：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方志祿譯。《盧溝橋事變前之海軍作戰：海軍作戰(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6年7月)，頁479-761。
註27：國防大學軍事學院編修，《國軍軍語辭典(92修訂本)》(臺北：國防部，民國93年3月15日)，頁2-16。
註28：同註9，頁2-1-5、2-1-6、3-2-1、3-2-4、3-2-11。
註29：同註15，頁227。
註30：柳永琦，《海軍抗日戰史(上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民國83年元月)，頁808-810、963、978、983、1047、1051-1053、1131-1132、1134-1143、1151；柳永琦，《海軍抗日戰史(下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民國83年6月)，頁19-20、116-130、161-162、167-168、170-173、207-212；《第二艦隊長江佈雷阻塞案》，檔號：B5018230601/0027/935/3815.2。
註31：同註15，頁87。
註32：同註15，頁97。
註33：「出張所」是日本設於民政支部、縣、廳、州下的行政單位。
註34：柳永琦，《海軍抗日戰史(下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民國83年6月)，頁277-279。
註35：同註35，頁282-289。
註36：同註35，頁262、288、290、295。
註37：「荊河」其代表意義為荊州的河川，荊州則是現代的湖南湖北地區。
註38：同註35，頁130-132。
註39：同註2，頁34-35。此地長江地形如同夾子，在此史料上稱作馬當夾。
註40：克勞塞維茨(Roger Ashley Leoward) 著 鈕先鍾 譯，《戰爭論精華》(A Short Guide to Clausewitz on War)(臺北：麥田出版社，2010年9月)，頁194。
註41：同註3，頁13。
註42：韓祥麟，<海軍在抗戰期間的長江防守作戰>，《紀念抗戰勝利50週年：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陸軍軍官學校，民國84年6月5日)，頁119。
註43：同註16，頁88-91。
註44：同註16，頁399。
註45：趙梅卿，〈長江中游海軍佈雷戰紀〉，《海軍學術月刊》，第21卷，第7期。頁109-119。史滇生，〈抗日戰爭中中國海軍的水雷戰〉，《南京社會科學》，2005年，第8期，頁12-15；蘇小東，〈抗日戰爭中中國海軍的戰略戰術〉，《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1月，頁8-22；郜合啟，〈抗戰中的中日海戰〉，《湖北檔案》，2008年，第9期，頁44-45；李仲元，〈試論中國海軍在抗戰中的作用及啟示〉，《軍事歷史》，1998年，第3期，頁20-23；王志兵，〈抗戰中的中國海軍〉，《中國鐵路文藝》，2006年，第8期，頁15-17；任保軍、葉介甫，〈抗日戰爭中的中國海軍(上)(下)〉，《環球軍事》，2005年，第16、17期，頁42-44，54-55；任保軍、葉介甫，〈抗日戰爭中的中國海軍〉，《黨史文匯》，2005年，第11期，頁4-9。上述學術刊物均有此分法與敘述。
註46：唐德剛，《民國史抗戰篇：烽火八年》(臺北：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2014年7月)，頁5、11。
註47：李光大，《先總統蔣公「對日抗戰」戰略指導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民國76年3月)，頁127-130；蔣緯國，《蔣委員長如何戰勝日本》(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4年10月31日)，頁13-16、33、46、53、90；莊義芳，〈海軍與抗戰〉，《抗戰勝利四十週年論文集(上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4年9月3日)，頁245-247；傅應川，〈「持久抗戰」思想與其戰略態勢的形成〉，《抗日戰爭是怎麼打贏的-紀念黃埔建校建軍90周年論文集》(臺北：五南文化廣場，民國103年9月)，頁37、51、55；王文燮，《中國抗日戰爭真相》(臺北：中華戰略學會，民國100年9月3日)，頁196。上述所列均有所提及海軍作為對此持久抗戰的影響。
註48：同註25，頁796。
註49：王文燮，《中國抗日戰爭真相》(臺北：中華戰略學會，民國100年9月3日)，頁179；傅應川，〈「持久抗戰」思想與其戰略態勢的形成〉，《抗日戰爭是怎麼打贏的-紀念黃埔建校建軍90周年論文集》(臺北：五南文化廣場，民國103年9月)，頁36-37；張鑄勳，<從淞滬會戰析論日軍侵華作戰線改變－抗日戰爭最重要的戰略指導>《抗日戰爭是怎麼打贏的-紀念黃埔建校建軍90周年論文集》(臺北：五南文化廣場，民國103年9月)，頁133。均對此闡述國軍迫使日軍改變作戰線方向為自東向西。
註50：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上卷)》，(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10年3月29日)，頁180；張鑄勳，<從淞滬會戰析論日軍侵華作戰線改變－抗日戰爭最重要的戰略指導>《抗日戰爭是怎麼打贏的－紀念黃埔建校建軍90周年論文集》，(臺北：五南文化廣場，民國103年9月)，頁119。
註51：黃愷，《我國遂行海上游擊戰之研究》(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8年3月)，頁1。
註52：柳永琦，《海軍抗日戰史(下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民國83年6月)，頁160；韓祥麟，<海軍在抗戰期間的長江防守作戰>，《紀念抗戰勝利50週年：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陸軍軍官學校，民國84年6月5日)，頁119；海軍總司令部，《海軍抗戰事蹟彙編》(臺北：海軍總司令部，民國30年12月)，頁89；章長蓉，〈抗日戰爭海軍之江防作戰〉，《抗日戰爭是怎麼打贏的-紀念黃埔建校建軍90周年論文集》(臺北：五南文化廣場，民國103年9月)，頁344-345。均提及此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