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在傳統與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關係
海軍少校 曾孟傑
提 要：
一、做為南亞的第一大國，印度緊隨著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崛起，做為毗鄰而居的兩個發展中國家，同時又是崛起中的兩個亞洲大國，中印關係是亞洲乃至於全世界最受矚目的雙邊關係之一，不但具有全球與戰略意義，中印關係對於地區的發展、穩定，以及對於國際權力結構的變化而言，其重要性更是不言可喻。
二、中國大陸與印度彼此間在面對恐怖主義、氣候變遷、經貿交流、中亞能源開發、喀什米爾地位等議題上，兩國卻又像是盟友般，有著堅實而共通的利益。
三、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DNI)在《2020展望報告》(Project 2020)中指出，中國大陸與印度將在2020年成為世界經濟的主導力量1。這顯示中、印同為亞洲崛起的國家，而且已經成為不容忽視的經濟力量。可以確定的是，中、印兩國的崛起將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產生深遠的影響。而中、印關係中顯著的問題將成為影響各自戰略利益、地區和全球安全的不穩定因素2。
關鍵詞：中印關係、競爭與合作、大國關係、中國大陸崛起、上海合作組織、東協
壹、前言
較之於競爭關係，中、印兩國間的合作關係則是自2003年後始成為兩國交往的主軸，這可視為印度開始正視中國大陸崛起這樣一個國際現實。在此之前，即使仍不乏合作，但受限於歷史以及政治等因素，中國大陸與印度兩國間始終是競爭關係要較合作關係來的顯著。值得注意的是，兩國間雖然是自2003年起才朝向深化友好以及合作的方向前進，但卻能在短短的10年間深化合作的領域與面向，不管是政治、軍事、經貿甚或是非傳統安全領域上。可以說，即使結構性的問題仍未解決，但攜手合作仍是中、印兩國的默契與共識。
貳、中印在政治領域的合作
2003年後，中、印兩國在政治上合作關係開始加溫，對比於其他領域的合作關係，政治合作是所有合作關係中進展較為顯著的領域之一。除了連年的高層互訪，另外在區域組織合作、促進邊界和平及外交關係的升溫等，都可視為兩國在政治領域合作的具體呈現，甚至長期對立的印度與巴基斯坦關係，也因為中國大陸崛起而逐漸有了改善的跡象。本節將就中、印間在政治領域不同面向的合作關係詳細探討。
一、區域合作
(一)南亞區域合作聯盟
1985年12月，印度、孟加拉、尼泊爾、不丹、馬爾地夫、巴基斯坦及斯里蘭卡等7國在孟加拉首都達卡通過《南亞區域合作宣言》和《南亞區域合作聯盟憲章》，正式宣告南亞區域合作聯盟成立(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SAARC)。目前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的成員共有8個國家(包含阿富汗)，觀察員共9個國家，2006年中國大陸正式取得南亞區域合作聯盟觀察員國地位，並於2007年首次出席在新德里召開的南亞區域合作聯盟峰會。這是中國大陸在南亞地區多邊外交的一個重要突破，顯示中國大陸與南亞國家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也意味著中國大陸開始通過多邊制度的途徑發展與南亞國家的關係3。過去的二十多年，中國大陸成功地在東南亞、東北亞和中東推行多邊外交。中國大陸取得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的觀察員地位，算得上是為中、印的合作創造了一個契機，因為它為中國大陸與印度在南亞地區的互動，以及區域事務的合作上確立了一個基礎。此外，這代表著中國大陸在南亞地區多邊外交的一個突破，在幾個觀察員國中，中國大陸是唯一與南亞聯盟各國毗鄰的，這為中國大陸與南亞區域合作聯盟創造了更大的優勢。再者，這將為中印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提供一個新的空間。在中國大陸崛起後，印度可謂急起直追，在政治及經貿等領域，兩國考量地緣關係、市場規模及經濟潛力等，遂逐漸深化合作關係，兩國領導人也認為中印關係已超越雙邊層面而具有全球和戰略意義。2005年，兩國將雙邊關係定位為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4。在政治的意涵上，中國大陸的加入象徵著一種對立關係的緩解。由於印度長期對中國大陸有著高度的警覺心，擔憂其擴大在南亞地區的影響力，進而取代印度在南亞地區的獨霸地位。而中國大陸成為正式觀察員後，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為兩國之間的合作和交流提供了一個新的平臺5。對比於冷戰時期，中國大陸和印度從相互敵對的陣營逐漸和解，並在中國大陸崛起後共處於一個國際組織內相互合作，做為一個合作媒介，南亞區域合作聯盟將有助於兩國政治關係的深化或進而外溢到其他領域。
(二)上海合作組織
冷戰結束之後，為因應一個新局勢下的多邊外交關係，中國大陸與吉爾吉斯、哈薩克、塔吉克、俄羅斯等國開啟了一個新形態的互動模式，而形成了上海合作組織的前身－「上海五國」。自1998年起上海五國的地區論壇機制逐漸朝向地區安全合作發展，促使五國進一步組成新的地區安全體系，在2001年6月15日，五國加一(烏茲別克)正式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6。除了標榜著深化區域「經濟」與「安全」的目標，上海合作組織更有著成員國間關係朝向更緊密發展的象徵性意義。這是中國大陸首次在其境內成立國際性組織，及以其城市命名，秉持著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協力廠商原則，上海合作組織可以說漸漸擴增其在國際間的影響力。2002年11月，上海合作組織通過了《上海合作組織與其他國際組織及國家相互關係臨時方案》，將發展與保持國家和國際組織間的關係，做為該組織的基本原則與目標之一。在發展對外關係的大原則下，上海合作組織與國際社會積極的進展多邊關係。時至2013年，上海合作組織已與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紅十字會、歐盟及其他多個國際組織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7。
面對這麼一個由中國大陸所主導建立的區域性國際組織，又被西方國家視為「東方北約」的區域合作關係8，印度對其態度始終是不冷、不熱，或可說是不甚積極的。在上海合作組織成立4年後，也就是2005年7月，印度正式成為上海合作組織的觀察員國。多年來，印度以非該組織正式成員為由，始終保持只派部長級代表出席上海合作組織的領袖峰會，成為唯一一個非由國家領導人出席領袖峰會的國家。2005年，印度派遣外長辛哈(Yashwant Simha)參加上海合作組織第5次峰會；2006-2008年間，印度皆由石油暨天然氣部長迪奧拉(Murli Deora)出席。儘管印度以非正式成員為由派出部長級代表出席峰會，但此期間印度亦從未提出成為上海合作組織正式成員的申請9。2009年6月15至16日，上海合作組織第9次峰會在俄羅斯葉卡捷琳堡(Yekaterinburg)舉行，印度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親自出席，打破其自成為上海合作組織觀察員國以來的慣例，被視為印度政策方針修正的觀察指標，反映出印度企望加強與上海合作組織關係的目標。2009年12月，印度總理辛格出訪俄羅斯，兩國發表的聯合聲明中，俄羅斯明確支持印度成為上海合作組織的正式成員。2010年12月，俄羅斯總統麥德維夫(Dmitry Medvedev)訪問印度，再次表示支持印度成為上海合作組織的正式成員10。印度在態度上的調整，其主要因素有五：
第一，相較於印度，巴基斯坦對於加入上海合作組織表現出極高的意願，儘管印度對於成為正式成員國的意向並不積極，但仍不樂意宿敵巴基斯坦藉助上海合作組織深化其在區域事務的影響力，進而取得區域戰略的優勢11。第二，做為一個能源進口大國，基於能源開發、合作的需求，促使印度迫切的企望改善並深化與中亞國家間的關係，而上海合作組織正好提供了一個合適的平臺。第三，印度長期存在著各種恐怖組織攻擊的隱患，以印度最大的恐怖組織納薩爾派(Naxalites)為例，該組織自2004年以來已經發起了約6,000起的暴力事件，在2010年的幾個月內即有約300多人遭到殺害，據估計，納薩爾派每月造成印度平均約35人左右的死傷12，讓印度政府疲於應付。而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即是以「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的安全問題合作做為其核心的宗旨，印度希望藉由上海合作組織，強化與區域周邊國家間，共同打擊恐怖主義的合作機制。第四，中國大陸崛起後，促使印度重新開始審視與中國大陸的交往方針。相較於從前兩國在國際間的對抗或是角力，印度意識到，與中國大陸擴展合作關係似乎才符合印度長遠的國家利益。第五，在上海合作組織這樣一個平臺內，若能與成員國間深化交流更對於應對重大天然災害、打擊恐怖主義及遏制毒品走私等方面有著難以估計的實質效果。2010年6月10日，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領袖於烏茲別克召開第10次元首理事會議，並共同簽署了《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農業合作協定》和《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間合作打擊犯罪協定》13，使得中、印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間進入一個更全面、務實與合作深化的新階段。另一方面來看，繼印度成為上海合作組織觀察員後，印度也同意接納中國大陸加入南亞合作聯盟成為正式觀察員，雖然這其中還是基於國家利益的算計，算不上是投桃報李，但這確實也為雙方的合作提供了更寬闊的空間。
二、邊界安寧與和平
上個世紀1990年代以來，中、印關係迭有增長，但限於歷史恩怨，雙方疑慮頗深，兩國關係難以快速成長。而所謂歷史恩怨，即是兩國在西藏邊界的領土主權問題。邊界問題長久以來一直是橫亙在中、印間的一個不確定因素。當兩國關係冷淡甚至出現摩擦時，邊界問題對於情勢惡化常有助燃的效果，有時候，邊界問題本身即是一個不定時炸彈，三不五時就會引爆雙方最敏感的神經；而當兩國朝向合作互惠方向前進時，邊界問題卻又常使得雙方努力在關係加溫以及深化合作方面進展有限。1962年邊界戰爭後，中印關係陷入長期冷凍狀態，直到1976年兩國政府才同意恢復中斷14年的外交關係，重新恢復大使級別的往來。1988年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訪問北京時，決定與中國大陸另闢一個談判工作小組，也就是後來的邊界問題聯合工作小組(Joint Working Group, JWG)取代原來的副部長級會談，並由中共外交部副部長與印度外交部秘書佐為該小組的負責人。該小組自1988年至2005年間共進行了15次會談(如表一)14。
印度西藏政策的轉變，可追溯自2003年6月印度前總理瓦傑帕伊親訪中國大陸，自此，中、印關係從不冷不熱，逐漸邁向溫水區。2003年印度總理瓦傑帕伊(Atal Behari Vajpayee)訪問中國大陸期間，兩國政府同意另外設立邊界問題特別代表會談(Special Representative Meeting, SRM)。迄至2014年為止，雙方共進行了17次的會晤15(如表二)。2003年6月，兩國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建立「長期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重申「願通過平等協商，尋求公正合理以及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以及「在最終解決前，雙方應共同努力保持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16。兩國分別為了在西藏以及錫金獲得更大的利益，相互間皆釋出善意，雙方互有退讓，中共承認錫金(Sikkim)是印度的領土，以換取印度首次公開承認西藏自治區是中國固有的領土，以及重申不允許流亡印度的藏人舉行反共的政治活動。自同年起，兩國也同意互派邊界問題特別代表，以加速解決邊界問題17。2003年後，印度對中國大陸政策趨於積極，2005年4月，中共總理溫家寶訪問印度，雙方簽訂了《關於解決邊界問題的政治指導原則》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聯合聲明》，正式將中印關係由「長期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定位為「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2008年，印度總理辛格訪問中國大陸大陸，兩國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印度共和國關於21世紀的共同展望》，內容涵蓋了氣候問題、經貿、外交、邊境爭端等多個面向23。顯示兩國同意先擱置爭議，發展其他領域的合作關係。從兩國高層官員的密切互訪，顯示出雙方關係較以往更加密切。
而邊界問題經過兩國多年的談判，雖無突破性進展，但仍有些成效。兩國訂定了有關邊界問題的三項協定與一項備忘錄，邊境除了保持相當平靜之外，就是完成了解決邊界問題的政治指導原則，以及開放中國大陸大陸的亞東與錫金的納圖拉山口(Nathula Pass)的邊境貿易。兩國在1993年簽署了《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和1996年簽署了《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用意在避免衝突，改善了兩國邊境地區的緊張氣氛。2003年，印度前總理瓦傑帕伊與中共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藏自治區與印度共和國的錫金邦之間經過納圖拉山口開展邊境貿易的備忘錄》，兩國之間還就解決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進行了多次的磋商，並於2005年4月簽署了《解決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的協定》，以此做為維持邊界和平與解決邊界問題的依據與框架。2006年7月6日，西藏納圖拉山口開放通關，這代表著中印於1962年邊界戰爭以來較有突破性的合作24。歷次的邊界問題談判雖然總是難有突破，但卻也偶有進展。2012年1月，中、印邊界問題中方特別代表、國務委員戴秉國與印方特別代表、印度國家安全顧問梅農在新德里舉行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第15次會晤，雙方簽署建立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的協定；同年3月，中印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首次會議在北京舉行，第二次會議11月在新德里召開。2013年6月，國務委員楊潔篪與印度國家安全顧問梅農(Shivshankar Menon)在北京針對邊界問題舉行第16輪的談判會議。中、印雙方仍舊重申，將根據雙方達成的解決邊界問題的政治指導原則，努力推進框架談判進程，尋求公平合理和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在邊界問題解決之前，雙方要共同努力保持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25。2013年4月15日，印度指控共軍越過印度喀什米爾拉達克段的暫定邊界，並進入印度認知的領土19公里處搭帳棚崗哨，雙方於營地相隔300公尺處對峙，情勢緊張。在雙方的節制與磋商後，雙方部隊協議同時後撤，結束了為時約3週的「帳棚對峙」局面26，這也是自1986年中、印邊界東段桑多羅河谷對峙後，兩國再次發生「安營紮寨」的對抗27。也由於中、印在邊界的「帳棚對峙」事件，促使印度總理辛格於2013年10月22日訪中期間，針對一直是中、印間最大變數的邊界問題，與中國大陸簽署了「邊防合作協議」，此協議的簽訂被視為有助於兩國邊界和平及穩定28。
中國大陸崛起後，中、印兩國有意將解決邊界問題的時程加速。中國大陸希望盡速解決這最後一個與鄰近國家的領土爭議，與印度在邊界問題上的和解，有助於全力拓展中、印全方位合作關係。對印度而言，除了不斷的擴編邊防部隊，面對中、印爭議領土的防務問題，印度還需不斷的擴建軍用機場、前進基地以及採購昂貴的新式戰機。邊界問題的解決，除了能少了一個安全防務上的威脅，使能更專心致力於對宿敵巴基斯的軍事佈局，國防壓力的減輕將大大降低印度的財政負擔，省下來的經費可以更有效的發展國內經濟與基礎建設，提升其整體國力。因此，兩國都有心解決邊界問題，但是兩國複雜國內情勢，使邊界問題卻又非在短期內可以解決，於是，兩國領導人遂將心思放於如何維持邊界「和平的現狀」，努力擴展雙邊經貿戰略合作關係。
三、外交領域的合作與進展
中、印兩國關係在中國大陸崛起後慢慢產生明顯的轉變。由於中國大陸的迅速發展，整體國力出現顯著的增長，除了在國際事務上發揮著越來越關鍵的影響力外，更主導著區域內事務的發展。自1988年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的破冰之旅，一直至2003年6月印度總理瓦傑帕伊訪中，這段期間內中、印間一直維持著不冷不熱的「冷和平」關係，一方面出於糾葛的歷史因素，另一方面則是展現出兩國在競爭下的一種必然。對於中國大陸這個茁壯而日顯巨大的強鄰，印度面臨著繼續以對抗、競爭做為共處的基調，抑或是以合作取代兩國間摩擦的兩個選項，前者無疑將使印度深陷國力競賽的「安全困境」之中，除了增加國家發展的成本外，在可預期的未來亦將完全的拖垮印度經濟。而印度在審度國際情勢以及國家發展的大戰略後，選擇以更為務實的策略來修補與中國大陸這個鄰居的關係。因此，在中國大陸崛起後，兩國高層的互訪與接觸呈現出更為頻繁的趨勢。
2000年，印度總統出訪中國大陸，雙方重申彼此互不構成威脅。2001年，中共總理朱鎔基訪問印度，為中、印關係的改善提供了一個有利的環境。2003年印度總理瓦傑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訪問中國大陸，兩國簽署了《中印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宣言》。2004年11月23日，中共政協主席賈慶林受邀訪印，會見了前總理瓦傑帕伊以及國會議長喬許(Manohar Joshi)以及外長辛哈(Yashwant Simha)，高層的互訪使得兩國雙邊互利、合作的關係得以進一步推展29。2005年4月，中共總理溫家寶展開南亞四國的訪問行程，在抵達印度時，除了會見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總統卡拉姆(Abdul Kalam Maraikkayar)、副總統兼聯邦議院議長謝卡瓦特(Bhairon Shingh Shekhawat)以及國大黨主席甘地(Sonia Gandhi)，並且在與總理辛格會談中，溫家寶提出拓展中、印關係的六點建議：第一，明確政治地位，提升兩國關係水準；第二，拓展雙邊交往,密切協調配合；第三，深化經貿合作，尋求互利雙贏；第四，擴大文化交流，增進民間往來；第五，建立安全互信，推動區域合作；第六，推進劃界談判，保持邊境安寧30。更重要的是，兩國在會談後發表了一項促進雙邊關係、加強經貿合作、深化文化教育的「聯合聲明」，同時宣布兩國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並商定2006年為「中、印友好年」31。2006年11月，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出訪印度，雙方在聯合宣言中提出了發展和充實中、印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十項戰略」。2008年1月，印度總理辛格訪問中國大陸，並於同年10月至中國大陸參加歐亞峰會(Asia-Europe Meeting, ASEM)，此後，由總理親自出訪中國大陸已形成印度的慣例。2010年是中國大陸與印度建交60週年，該年5月，印度總統帕蒂爾(Pratibha Patil)抵中國大陸進行國事訪問，總統的出訪也象徵著印度對兩國關係的重視度；12月，溫家寶總理訪印，兩國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聯合公報》。2012年，中、印雙方將其定位為「中印友好合作年」，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分別在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BRICS Summit)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期間，與辛格總理舉行雙邊會晤。2013年1月，中共國務委員戴秉國赴印出席金磚國家安全事務高級代表會議，其間與辛格總理和國家安全顧問梅農舉行雙邊會見；3月，新任的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席南非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期間會晤辛格總理，中、印關係繼續保持穩定發展態勢32。2013年5月19日，中共總理李克強出訪印度，針對貿易赤字、邊界衝突、西藏問題和跨境水資源等問題與印度總理辛格實施廣泛的對談。辛格會後特別強調「中、印兩國是合作夥伴，非競爭對手，世界有足夠的空間供兩國共同發展」。而李克強除了將與印度簽署經貿、農業、文化、環保、鐵路、電力及地方交往領域等一系列合作協議，甚至提出打造「中印緬孟經濟走廊的構想」33。在2002年9月後，中、印兩國的外長就曾多次在聯合國或其他專門安排的場合舉行會晤，就其共同關心的國際和亞太情勢、國際關係民主化和經濟合作等重大議題上進行磋商。2007年2月，兩國外長又齊聚印度首都新德里，就能源、科技達成強化合作的共識；同時，在伊朗核問題、北韓問題、東亞合作及上海合作組織等問題上，就化解歧見的面向來說雙方達成了不小的成果34。兩國領導人的頻繁互訪，對中、印兩國來說，多少有發揮降低戰略上猜忌的效果，從而增加了兩國在國際合作上的意願。
四、中印巴關係的改善
巴基斯坦向來是中、印關係間一個不可控的變數，在中國大陸與印度長久以來的衝突歷史中，巴基斯坦始終扮演著推波助瀾的角色。在冷戰時期，南亞地區形成了一種的中、美、巴與印、蘇間對抗的局勢。中國大陸崛起後，美國為了遏制中國大陸在區域的迅速膨脹的影響力，宣示採行「重返亞洲」的策略，藉由拉攏印度並改善與巴基斯坦的關係，來遂行對中國大陸防堵的政策。而即使與美關係的大幅改善，巴基斯坦卻始終與中國大陸保持著穩固而友好的關係，中、巴關係越是緊密就越是引起印度的提防與敵視。對中國大陸而言，美國的「重返亞洲」乃是對中國大陸實行「新圍堵」；而對印度而言，中、巴間的緊密合作也是針對印度而來的一種防範。中、印、巴三邊關係中，雙邊關係的改善往往會引起另一方的猜忌。隨著中國大陸崛起後，中、印間關係明顯的趨向緩和，間接的連動至印、巴間關係的改善。
印、巴間長期以來的仇視與敵對，在中國大陸崛起後反倒成為中、印間合作進程的一道阻礙。因為唯有和睦的印、巴關係才真正符合中國大陸的國家利益，中國大陸也從原先「巴基斯坦的堅實盟友」，慢慢的修正為「兩國調停人」角色。由於中國大陸是南亞地區的近鄰，擁有世界最龐大的軍隊，也是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總體國力不容忽視。也就是基於這樣的條件下，印、巴兩國間在對抗的過程中，沒有哪一方是能夠忽略掉中國大陸這個因素的。對印度而言，倘若中國大陸堅決要做為巴基斯坦的後盾，那麼印度勢必重新思考衝突所要付出的代價，這一點可以從印、巴間衝突的歷史得到印證；而對巴基斯坦而言，少了中國大陸的奧援，巴基斯坦亦難以挑戰印度南亞霸主的地位，這可從1999年印、巴卡吉爾衝突(Kargil War)獲得證明。當中國大陸表態不支持巴基斯坦揮兵進入喀什米爾後，巴國隨即將部隊撤出該地區35。中國大陸崛起這樣一個客觀事實，也逐漸的促進了印、巴間關係的改善。
印、巴間的和平進程始於2004年6月，迄至2011年，雙方進行的4輪對話。2005年10月南亞大地震後，兩國政府臨時開放了5個邊境檢查站，以方便救災和「實際控制線」兩側的親友探視。尤其是2008年10月，印巴開啟了喀什米爾巴控區和印控區的2條貿易通道，這是自1947年印巴分治以來兩國首次的創舉。值得關注的是，巴基斯坦已將其駐紮在東部印巴邊界的軍隊大批轉移到西部巴阿邊界地區。而印度政府也在2008年與巴基斯坦進行秘密會談，試圖找出永久解決喀什米爾問題的辦法36。但印、巴間的雙邊關係並非自此就從此走向友善和解之路，2008年印度孟買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印度懷疑巴國情報單位在背後策動恐怖攻擊，印、巴間的關係一度陷入緊繃37。2011年2月10日，印、巴官方分別在新德里和伊斯蘭馬巴德宣布，兩國將在7月之前恢復和平談判，巴基斯坦外長庫雷希(H.E. Makhdoom Shah Mahmood Qureshi)將於7月訪問印度，與印度外長克裡希納(S.M. Krishna)就和平進程問題舉行會談。這代表著印巴關係正一步步走出2008年孟買恐怖襲擊案的陰影，即將恢復全面對話進程。5月30日，印、巴兩國重開國防秘書級會談，終於實現了恢復和平對話進程的第一步。該會談自2004年啟動和平進程以來，迄今印度與巴基斯坦已經進行了4輪「全面對話」，兩國持續多年的緊張關係明顯得到改善，這是其各自國內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等方面現實發展的需要，也與大國尤其是美國推動和談所發揮的作用有關38。2012年8月，印度總理辛格與巴基斯坦總統紮爾達里(Asif Ali Zardari)在伊朗首都德黑蘭參加會晤；同年9月7日，印度外交部長前往巴基斯坦，先後拜會了巴國總統與外長，兩國達成了放寬對簽證限制的共識與協議，這可謂印、巴間一個超越性的突破39。2013年5月26日，巴基斯坦總統夏里夫(Nawaz Sharif)受邀出席印度新任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的就職典禮，這是兩國對峙近70年來，巴國總統首次出席印度總理就職大典，兩國關係發展至此可謂達到頂峰。
印、巴間關係的改善，除了出於各自國家利益上的算計外，亦可以整理出以下幾個因素。第一，巴基斯坦的總體軍力雖不如印度，但兩國間的軍備競賽從未停止，特別是在印度成功試射「烈火-5型」洲際彈道飛彈後不到一週40，宿敵巴基斯坦軍方25日表示，也成功試射一枚可攜帶核彈頭的沙欣(Shaheen 1-A)中程飛彈，射程涵蓋印度全境41，兩國間核子武器的相互嚇阻，已經達到了恐怖平衡，當兩個國家一旦達到了恐怖平衡，常備軍力懸殊與否已不具意義，這反倒抵消了彼此在原先軍備競爭下的敵意，使得戰爭發生的機率大為降低。第二，由於中國大陸的崛起，中、印關係的發展對兩國而言日顯重要，特別是兩國在經貿上的合作日趨頻繁，過去那種結盟式的對抗已經成為國家發展的阻力，而為了加快與中國大陸合作的腳步，印度採取了更為務實的對巴國政策，也就是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中、巴合作緊密的關係，來取代過去的勢不兩立的立場。第三，印、巴兩國長期以來敵對所造成的安全困境，已經成為兩國在經濟上的「不可承受之重」，由於巴基斯坦迫於印度的軍事壓力，不得不將極大一部分國力用於發展軍備。據英國《詹氏年鑑》統計，巴基斯坦2010年國防預算增加了61.4億美元，而且從2007年開始平均每年以10％的速度增加，而巴基斯坦2011年6月3日向議會提交的下一財政年度總預算約僅291億美元，國防預算占到總預算的大約20％，當年巴經濟增長率只有2％，大大的壓縮了經濟發展的空間，印、巴領導人都體悟改善兩國關係是當務之急42。
總體來說，印、巴關係因著中國大陸的崛起而漸漸有了改善的跡象，但由於雙方的分歧過大，除了在軍事上持續的對峙外，兩國對喀什米爾問題立場亦南轅北轍，這讓兩國雖然緩步的朝向合作前進，但若要達到關係正常化或是取得重大的突破亦尚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但可以樂觀的預測，只要中、印間持續基於國家經濟貿易發展深化雙邊關係，印、巴間的關係就不致於太差，中、巴與中、印關係各自間的發展也較能夠並行不悖。
參、軍事合作下的中國大陸與印度
相較於中國大陸與印度在各領域間深化合作的趨向，兩國在軍事方面的合作則顯得進展緩慢而不成比例。一方面源於兩國一直僵滯的邊界問題，造成軍事上必然的針對性；另一方面則是自1962年邊界戰爭戰敗後，印度國內普遍對中國大陸的敵視心態，在中國大陸以大國之姿在世界崛起後更加深了其恐懼。但雖然如此，隨著冷戰的結束以及中國大陸的崛起，兩國在軍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也慢慢有了一些進展，而首先改善與恢復的，就是兩國高層的交流與互訪。
2003年4月，印度國防部長費南德斯(Shri George Fernandes)訪問中國大陸，並與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進行了會晤43，這是兩國建交以來印度國防部長首度訪中，即使在中、印兩國交惡以前，兩國的合作與交流也僅限於外交與經貿領域，在兩國矛盾尚未化解前，國防部長的到訪，特別是由反中色彩濃厚的費南德斯做為代表，更顯得意義非凡。同年11月，印度派遣了2艘飛彈驅逐艦及1艘補給艦，與中共海軍東海艦隊的2艘主力軍艦，在上海外海與中共海軍舉行海上搜救聯合軍演，演習的內容除了海上搜救外，另含括了艦艇編隊運動、通信操演，此次演習雖為兩國首次合作，卻也為兩國海軍日後的軍事演習奠下良好的基礎。2004年3月，中共國防部長曹剛川回訪了印度，這也是中國大陸國防部長第一次出訪印度，而印度陸軍參謀長亦隨即於12月回訪中國大陸，在他訪問中國大陸的同時，促成了中、印邊防部隊舉行了首次的聯合登山訓練44。2005年5月，共軍總參謀長梁光烈訪印，並與印度海軍參謀長普拉卡什(Arun Prakash)上將會晤，雙方對南海問題以及海上合作進行深入的討論。是年11月，中共海軍舷號887的「微山湖」號補給艦以及舷號167的「深圳」號飛彈驅逐艦訪問印度，兩國海軍在印度科欽軍港，並在印度洋水域實施海上聯合軍演45。2006年5月28日至6月2日，印度國防部長穆卡吉(Pranab Kumar Mukherjee)訪問中國大陸，訪問期間參觀了北京航太指揮控制中心，同時包含蘭州與上海的一些軍事設施與機構，使得中、印軍事交流進一步向實質性內容深化，這次訪問最重要的意涵，是印方提出了希望促成兩國進行聯合軍演，兩國還簽署《中印防務領域加強交流與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內容包括雙方軍隊深化交流的合作，這也是兩國首次實現了將演習與訓練、交流、合作的制度化46。2007年後，雙方舉行了多次陸軍聯合反恐訓練，兩國軍方代表團多次互訪。2009年，印度海軍參謀長梅赫塔(Sureesh Mehta)上將訪問中國大陸，同時參加中共海軍成立60週年慶典活動；印度東部軍區司令庫馬爾(Ajit Kumar)率領高級軍事代表團訪問中國大陸；隨後，共軍副總參謀長葛振峰上將和西藏軍區司令員舒玉泰分別率團訪印。2011年6月，印度首次派遣邊防部隊代表團訪問中國大陸。12月，中國大陸與印度在新德里進行第5次防務與安全磋商。2012年5月，滿載大連艦艇學院300餘名官兵，舷號81的「鄭和」號訓練艦對印度進行友好訪問，由於大連艦艇學院即為中共的海軍軍官學校，所培育的指揮職軍官都將是未來中共海軍的中堅骨幹，對於深化軍事上友好的印象有著潛移默化的效果，這也是中共核心的基層軍事幹部搖籃，首次對印度進行友好訪問，而印度海軍也隨後於6月，派遣4艘艦艇訪問上海做為回應；9月，中共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梁光烈訪問印度。2013年1月，中、印第6次防務與安全磋商在北京舉行；3月，中共共軍副總參謀長戚建國率團訪印，針對兩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政策方向與印度國防部長進行了充分的討論。7月，印度國防部長安東尼(A.K. Anthony)訪問中國大陸，同時還拜會了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見了國務委員楊潔篪47，經過兩天的會談，中國大陸和印度起草了一份長期計畫，以逐漸建立兩國軍事間的互信。該計畫包括增加邊境爭議地區人員交流的頻率和人數，擴大軍隊間的直接聯繫。據瞭解，這兩點建議均由印度方面所提出，是對4月時中、印兩國軍隊「帳棚對峙」的直接回應，印度希望通過增加邊境地區人員會晤次數，以逐漸縮小兩國在爭議邊境地區的巨大分歧，對此，中國大陸方面給予正面的回應48。
中、印兩國雖然在軍事上的交流尚未全面深化，軍事合作亦僅及於人道支援及友好互訪層面，攸關防務與指揮協作機制交流等深度軍事合作上，雙方均有默契的不去觸碰。畢竟，基於觀念上的差異與歷史的延續，使兩國仍避免不了保持一定程度的防備。特別是在邊界問題上，中、印兩國的軍事部署都還是充滿了針對性，例如兩國均積極在包括機場、公路、鐵路、橋樑建設等基礎設施工程建設加強擴建的速度；又如部署具針對性的先進戰轟機或增加戰略導彈的部署數量等。但大體上來看，兩國目前仍尚且願意在表面的軍事交流上保持友好與熱度，這已是在矛盾解決前，兩國在軍事上最佳也最靠近的距離。畢竟中、印間在1962年曾經一戰，崛起後的中國大陸在區域內也多少壓縮了印度的戰略空間，這使印度軍方高層在這些戰略安全問題方面對中國大陸敵意很深，因此，加強雙方軍方高層以及軍事人員的有效接觸對於緩解雙方的軍事互疑，逐步建立中、印軍事互信發展雖然極為重要，但這一點卻也是兩國在合作上進展最為遲緩，也最難以加速的一個層面。
肆、中印兩國在經貿領域的互助關係
做為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速的兩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大陸與印度已經互為重要的經濟夥伴。中國大陸崛起後，兩國經貿關係迅速發展，到了2014年，中國大陸已經成為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在2013-2014財政年的前9個月，印度與中國大陸的貿易達到495億美元，占印度總貿易額的8.7％49。對中、印兩國而言，深化兩國的合作關係，尤其是經貿領域的合作，是符合兩國國家利益的。兩國除了在區域經濟體內共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外，在能(資)源的合作開發上，基於成本考量，兩國更是有著強烈的合作動機；而兩國雙邊貿易的特性與產業結構上也有著高度的互補性，這些都促使中、印兩國不約而同的向彼此靠近。探討中國大陸與印度在經貿領域的合作關係，可以就以下幾點做深入的分析。
一、東南亞國家協會
中國大陸與東協自由貿易區內共擁有19億人口，國內生產總值近6兆美元，貿易總額達4.5兆美元，該自由貿易區是全球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也是繼歐洲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區之後，全球第三大的自由貿易區50。中國大陸崛起後，成為亞洲經濟以及市場的火車頭。2001年11月，在汶萊舉行的第五次中國大陸與東協領導人會議上，中國大陸和東協達成共識，一致同意建立中國大陸─東協自由貿易區；2002年11月，在第六次中國大陸─東協領導人會議上，中共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和東協10個成員國的領導人共同簽署了《中國大陸—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CAFTA)，決定到2010年建成中國大陸－東協自由貿易區；2003年，中國大陸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AC)，與東協各國更深化了合作關係。這不僅強化了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各國間對話與合作機制，更代表與各國間相互成為互利互惠的戰略夥伴。2010年1月1日，中國大陸對東協的平均關稅從9.8％降至0.1％，東協自由貿易區成立51。於此同時，中國大陸與韓國、日本以10加3的模式加入自由貿易區。2005年12月，在馬來西亞吉隆玻召開的第1屆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宣言中指出期望在涉及共同利益與安全的政經議題上，促成東亞各國更廣泛的對話機會，東協與中、日、韓、紐、澳、印的東協加6架構於是成形。
東協加6主要在藉由納入澳洲、紐西蘭和印度的資源及市場，形塑一個更強大而廣泛的經濟合作架構－「東亞綜合經濟夥伴」(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in East Asia, CEPEA)，以此深化東亞地區的經濟整合、縮減各國的發展差距，並使各會員國在未來數十年間享有永續發展所帶來的利益52。現階段東協加6自貿協定規劃於2015年前完成，其最主要原因，是配合東協經濟共同體預定在這一年掛牌成立。倘若東協10加6啟動後，將能減低東亞對歐美傳統出口市場的依賴，提振亞洲發展中國家間貿易投資，進一步將全球經濟重心移轉到亞洲53。這顯示中、印兩國在衝突與矛盾尚未全部化解的此時，尚能夠以較為務實、前瞻的思維，將爭議暫時擱置，共同的面向兩國最大公約數－經貿發展前進，藉由經貿上高度的互補性，先後加入區域國際組織，以期藉著經濟為紐帶，深化經貿合作的層面。
二、能(資)源開發與合作
為了確保經濟的快速發展，近年來，中國大陸與印度都同時將關注的焦點放在確保能源安全的問題上。也由於兩國多次為了能源問題在國際間惡性競爭，加劇外交或經濟資源的不必要消耗，使得兩國政府也開始關注在能(資)源上合作的可能性54。中國大陸與印度雖均屬資源大國，各自也都有產油，但兩國國內石油產量均趕不上經濟成長需求(如表三)，使得兩國對能源進口需求若渴。
根據英國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m, BP)在2010年的統計，中國大陸與印度2009年的石油產量，相較於2008年分別減產了2.8％及1.8％，但需求量卻分別增加了6.7％及3.7％，預估至2020年，中國大陸的石油每日需求量將增長至11,600千桶，印度也將達每日3,600千桶；到了2035年中國大陸更將增加至16,900千桶，印度則增加至4,700千桶55。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估計，到了2020年中、印兩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將分別高達77％和92％56。依據印度官方估算，迄至2010年印度的石油對外依存度已超過75％，以每桶石油價格上漲5美元為例，印度的經濟增長率將下滑0.5％，通貨膨脹率上升1.4％。換言之，能源已經成為影響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正如印度總理辛格所言：「能源安全已經成為僅次於糧食安全的嚴重問題。」57而印度德里大學研究能源安全以及中國大陸問題的專家馬杜‧巴拉(Madhu Bhalla)亦曾言：「我們把中國大陸看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雖然中國大陸和印度是經濟上的競爭對手，但我們必須在某些方面進行合作。」58
由於中、印兩國在國際能源的激烈競購，造成兩國在能源採購的成本大幅上升，兩國可以說都沒有討到任何便宜。因此，雙方都認識到對話與合作的重要性。2005年4月，中共總理溫家寶訪印，兩國政府發表了《聯合宣言》，雙方同意在節能與能源安全領域進行合作，這包含了兩國可以共同探勘、開採第三國石油及天然氣資源59。8月初，印度一個工作小組訪問了中國大陸，探討與中國大陸國營企業共同在第三國收購資產。12月，中石油與印度ONGC公司就聯合以5.78億美元收購加拿大最大的石油公司Petro-Canada在敘利亞的油氣田37％的股份60。2006年1月，時任印度石油與天然氣部長的艾亞爾(Mani Shankar Aiyar)率領印度天然氣代表團訪問中國大陸。訪問期間，兩國簽署了5份有關加強雙方石油及天然氣合作的協議，包含了兩國在能源資訊共用、強化能(資)源開發，以及加強在非傳統油氣資源方面的合作共識61，這促成了同年8月，中石化與印度ONGC公司再次合作，以大約8億美元的價格，共同收購了哥倫比亞Omimexde Colombia公司油田50％的股權，兩國各持有該公司25％的股權62。
此外，中國大陸與印度在中亞地區的能源合作也有突破性的進展。作為油氣蘊藏量僅次於中東地區的中亞地區，為中、印兩國長期仰賴海運的原油來源提供了另一個較為安全的供輸選項，印度甚至將目光投注在裏海能源管道的建設上，印度石油天然氣公司甚至表示，有意參加中國大陸與哈薩克間石油管道的鋪建63。2004年9月，印、巴兩國討論了修建從伊朗經巴基斯坦到印度的跨國天然氣管道的合作議案，對印度而言，這個議案最大的窒礙即在於管線必須過境巴基斯坦，使能源的安全供應有著極大的不確定性。為此，印度甚至設計了一條避開巴基斯坦以及阿富汗，而經過中國大陸新疆再至印度的替代路線，對印度而言，考量到中、巴兩國間關係的密切，中國大陸的加入將有助於確保這條管線的能源供輸安全64。2005年，印度舉辦亞洲石油經濟合作部長圓桌會議，邀請中國大陸參加。會議中，亞洲各主要石油消費國包括中國大陸、印度、南韓及日本一致同意，面對石油溢價與能源安全問題，將採取一致的應對立場。2006年12月，中、美、印、韓、日五個能源需求大國的能源部長在北京舉行能源合作會議，共同探討如何維護能源安全以及國際能源市場的穩定，以期達成多邊的合作而非競爭的關係65。事實上，除了中亞地區以外，印度也甚為重視中、印、俄三國在能源議題上的合作。2002年11月，印度學者在中、印、俄三邊學者論壇第二次會議上，首次提出了開展三邊能源合作的建議後，此後三國政府也益加重視能源合作與對話66。2010年11月，中、印、俄三國外長在武漢舉行的第10次會晤時重申，要確保能源穩定的供應以及價格的平穩。2011年，中、印、俄三國甚至提出了5個從俄羅斯途經中國大陸再至印度的輸油管道鋪建的建議方案，這些方案一旦進入實質運作，將建構出世界上最大的區域能源運輸體系67。正如印度前石油與天然氣部長艾亞爾所說：「中、印兩國在能源方面是合作大於競爭的」68。
除了在能源領域的合作外，中、印近年來也開始共同開發印度洋所蘊藏的資源。由於印度洋以及周邊國家除了擁有大量包括鈦、鋰、錫、鎳、錳等原物料資源外，更是世界最主要的漁場之一。依據聯合國農糧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估計，印度洋的漁產量從1950年的86.1萬，到了2010年遽增至1,130萬噸。而即使世界其他海洋漁產量接近枯竭，但印度洋的一些漁產量仍能夠維持相對豐沛的供應69。而對於印度洋大多數周邊國家而言，皆尚未具備深海資源開採的能力，這使得擁有開採技術中、印兩國有了合作的空間。2003年6月，中國大陸國家海洋局和印度海洋開發部簽署了《中、印兩國海洋科技諒解備忘錄》70，由兩國各派遣5名專家組成海洋合作聯合委員會，協議在海岸帶綜合管理、海底資源勘探與開發技術、極地科學、海洋能源、天然氣水合物勘探與開發技術、海洋資源評估、海藻養殖及加工、衛星海洋學以及雙方同意的海洋科學其他領域進行合作71。這為兩國在海洋科技領域的合作樹立了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三、深化雙邊經貿合作關係
做為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速的兩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大陸與印度已經互為重要的經濟夥伴。中國大陸崛起後，兩國經貿關係迅速發展，合作領域也不斷外擴，除了雙邊直接投資總額逐年增加外，兩國在電信、資訊、醫療、生技及軟體領域上的雙項投資更是顯著72。對兩國而言，雙邊的貿易特性存在著高度的互補性，例如在資訊領域方面，中國大陸的硬體生產技術領先，而印度在軟體開發方面有著優勢；另外，中國大陸製造業發達，印度則擅長外包服務，這為雙方合作留下了空間；印度出口中國大陸的產品主要是鐵礦砂、鉻礦石、寶石及貴金屬、植物油、紡織品等，而中國大陸則主要輸出機電產品、化工產品、紡織品、塑膠及橡膠、陶瓷及玻璃製品等製成品；印度一直力圖仿效中國大陸在製造業領域的效能與品質，而中國大陸則試圖仿效印度在軟體開發的人才與技術73。產業高度的差異性以及互補性，使兩國深知唯有再深化經貿領域的合作關係，才能極大化各自的國家利益，也因如此，中、印兩國在中國大陸崛起後陸續簽訂了大量的經濟合作協議。2005年4月，中、印間制定了《全面經貿合作五年規劃》，提出雙邊貿易發展的具體目標。2006年9月，中、印兩國在北京簽署了《科技合作諒解備忘錄》，確定成立中、印科技合作指導委員會，這將有利促進兩國在科技領域的交流與發展；11月，兩國簽署《關於促進和保護投資的協定》，這為兩國間相互投資及保護投資權益上，訂立了一個有力的依據。2008年，中國大陸與印度共同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印度共和國關於二十一世紀的共同展望》；2010年兩國發表了《中國大陸與印度聯合公報》，雙方確立2015年雙邊貿易額達1,000億美元的目標，並期望拓展在基礎設施、信息技術、電信、環保及財經等領域的合作74。這些合作協議為兩國經貿合作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尤其在經歷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後，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速度亦隨之放緩，印度更是不甚理想，兩國雙邊經貿關係的高速發展，可以說符合雙方的根本利益。這也成為穩定雙邊關係的重要黏著劑。特別是金融海嘯後，國際間貿易保護主義益形嚴重，而中、印間的經貿合作深化，對維持區域經濟穩定與提升周邊國家貿易合作信心方面，有著積極且深遠的影響。
伍、結語
較之於1960年代以及1990年代末期，中國大陸與印度的合作態勢趨於明朗與頻繁，儘管由於歷史與政治上的因素，使得兩國在政治上仍舊缺乏足夠的信任，但中國大陸崛起導致世界權力板塊的位移，讓中國大陸在處理區域利益及問題上漸而擁有更多的籌碼與耐性。印度也逐漸認知，兩國在多個領域上擁有共同的利益，中國大陸與印度在國際間的合作，從原本難以想像演變至今日的可以預期。兩個彼此毗鄰的鄰國，總人口超過世界三分之一的國家，即使相互間仍舊有許多的問題尚待克服，但在經貿上的互補性大於競爭性、政治問題上的合作性高於排斥性75，以及在非傳統安全問題，包括氣候、反恐領域目標上的一致性，讓兩國全面的合作不再遙不可及，在這樣的一個大勢驅策下，其實是有助於兩國益漸朝向避免衝突、加強合作的方向前進的。這一點可以從2013年5月李克強訪印，雙方不僅刻意淡化此前長達3週的邊界「帳棚對峙」衝突，更共同發表《聯合聲明》，強調應鞏固兩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建立「中印緬孟經濟走廊」目標的例子來印證76。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與國際環境的變遷，若不能與中國大陸朝向深化合作並減少摩擦的方向前進的話，印度冀望持續經貿成長，並成為世界大國的理想是絕對不切實際的。畢竟，競爭與對抗不符合印度的國家利益，惟有先建立緊密的政經關係，那些尚待擱置的矛盾才有逐漸被解決的可能。
註1：洪鳳儀，〈中、印 經濟崛起模式比較初探〉，《臺灣經濟研究月刊》，第12期(2005年)，頁44。
註2：張力，〈印度戰略崛起與中印關係：問題、趨勢與應對〉，《南亞研究季刊》(成都)，第1期(2010年)，頁4。
註3：汪戎、萬廣華，《印度洋地區藍皮書－印度洋形勢與戰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頁207。
註4：張貴洪，〈中國與南亞地區主義：以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為例〉，《南亞研究》(北京)，第2期(2008年)，頁4。
註5：張貴洪，〈中國與南亞地區主義：以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為例〉，《南亞研究》(北京)，第2期(2008年)，頁5。
註6：黃一哲，〈上海合作組織的現況與發展〉，《國防雜誌》，第3期(民國98年)，頁6。
註7：吳恩遠、吳宏偉，《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頁8。
註8：〈上海合作組織是「東方北約」嗎？〉，美國之音網，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sco-china-nato-20130912/1748 660.html, accessed April 12, 2014.
註9：吳恩遠、吳宏偉，《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頁311。
註10：吳恩遠、吳宏偉，《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頁314。
註11：吳恩遠、吳宏偉，《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頁312。
註12：吳恩遠、吳宏偉，《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頁305。
註13：吳恩遠、吳宏偉，《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頁192。
註14：陳牧民，〈領土主權與區域安全－中印領土爭議分析〉，《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期(2009年)，頁173。
註15：陳牧民，〈領土主權與區域安全－中印領土爭議分析〉，《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期(2009年)，頁174。
註16：楊值珍，〈冷戰結束以來的中印關係〉，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頁69。
註17：徐桂香，〈中印邊界談判之進展－達旺歸屬問題〉，《蒙藏現況雙月報》，第4期(民國97年)，頁3。
註18：〈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第13次會晤〉，鳳凰網，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zhongyinbianjiehuiwu/, accessed June 22, 2014.
註19：〈中印再談邊界問題 印度頻向藏南增兵〉，中國評論新聞網，http://hk.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NML.jsp?coluid=7&kindid=0&docid=101523824, accessed June 22, 2014.
註20：〈中印第15輪中印邊界會談〉，印度駐中國大使館，http://www.indianembassy.org.cn/Chinese/DynamicContentChinese.aspx?MenuId=2&SubMenuId=0, accessed June 22, 2014.
註21：〈新一輪中印邊界會談在京舉行〉，國際在線新聞，http://gb.cri.cn/42071/2013/06/28/6071s4163988.htm, accessed June 22, 2014.
註22：〈中印邊界談判進入深水區〉，中國評論新聞，http://hk.crntt.com/crn-webapp/touch/detail.jsp?coluid=92&kindid=0&docid=103022079, accessed June 22, 2014.
註23：徐桂香，〈中印邊界談判之進展－達旺歸屬問題〉，《蒙藏現況雙月報》，第4期(民國97年)，頁4。
註24：徐桂香，〈中印邊界談判之進展－達旺歸屬問題〉，《蒙藏現況雙月報》，第4期(民國97年)，頁9。
註25：〈中國同印度的關係，中國新聞網〉，http://big5.chinanews.com:89/gj/zlk/2014/01-15/72_2.shtml, accessed April 12, 2014.
註26：〈中印同時撤軍 解除帳篷對峙〉，《中國時報》，102年5月7日，版A13。
註27：〈陸新戰略 擴展兩國經貿合作〉，《聯合報》，102年5月20日，版A3。
註28：〈印度總理訪中 簽署邊防合作〉，《青年日報》，2013年10月24日，版A5。
註29：周祉元，〈析溫家寶訪問印、巴、孟、斯四國之行〉，《展望與探索》，第9期(民國94年)，頁114。
註30：〈印度駐華大使：溫家寶訪印深化印中利益融合〉，中國評論新聞，http://hk.crntt.com/doc/1015/3/6/9/101536984.html?coluid=93&kindid=2786&docid=101536984, accessed April 12, 2014.
註31：〈國際週刊：中印友好年 龍象共舞 雙贏可期〉，人民網，http://world.people.com.cn/BIG5/14549/4257472.html, accessed April 12, 2014.
註32：〈中國同印度的關係〉，中國新聞網，http://big5.chinanews.com:89/gj/zlk/2014/01-15/72_2.shtml, accessed April 12, 2014.
註33：〈李克強：打造中印緬孟經濟走廊〉，《聯合報》，102年5月21日，版A13。
註34：馬加力，《崛起中的巨象－關注印度》，(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17。
註35：王蘇禮。〈中國對印度與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博士論文，2010年，頁170。
註36：李群英，〈印巴關係緩和現狀與前景〉，《現代國際關係》(北京)，第6期(2011年)，頁29。
註37：李濤，《南亞地區發展報告》，(北京：時事出版社，2013年)，頁205。
註38：李群英，〈印巴關係緩和現狀與前景〉，《現代國際關係》(北京)，第6期(2011年)，頁30。
註39：李濤，《南亞地區發展報告》，(北京：時事出版社，2013年)，頁205-206。
註40：〈巴基斯坦試射飛彈 打到印度洋〉，聯合新聞網，http://udn.com/NEWS/WORLD/WOR3/7053071.shtml, accessed April 17, 2014.
註41：Pakistan test fires nuclear-capable ballistic missile, BBC News,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17836625, accessed April 17, 2014.
註42：李群英，〈印巴關係緩和現狀與前景〉，《現代國際關係》(北京)，第6期(2011年)，頁30。
註43：徐桂香，〈試論中印關係的發展－以邊界問題與西藏問題為中心〉，《蒙藏現況雙月報》，第4期(民國92年)，頁44。
註44：〈曹剛川訪印商邊境問題〉，文匯報(香港)，http://paper.wenweipo.com/2004/03/30/CH0403300007.htm, accessed April 19, 2014.
註45：〈解放軍海軍艦艇編隊出訪南亞三國〉，新浪網，http://mil.news.sina.com.cn/sz/167cfny/index.shtml, accessed April 19, 2014.
註46：〈印度國防部長訪華 發展對華關係信心之旅〉，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06-05/29/content_4614035.htm, accessed April 19, 2014.
註47：〈中國同印度的關係〉，中國新聞網，http://big5.chinanews.com:89/gj/zlk/2014/01-15/72_2.shtml, accessed April 12, 2014.
註48：彭念，〈評印度防長安東尼訪華〉，http://www.southasiawatch.tw/detail/367/39, accessed April 20, 2014.
註49：〈中國成為印度最大交易夥伴〉，美國之音，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china-india-trade-20140303/1863387.html, accessed March 28, 2014.
註50：〈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機遇與挑戰共存〉，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1/01/content_12734038.htm, accessed March 28, 2014.
註51：〈背景資料：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2/31/content_12735266.htm, accessed March 28, 2014.
註52：東協加六，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http://www.aseancenter.org.tw/ASEAN6.aspx, accessed March 28, 2014.
註53：〈東協10+6自貿區協議啟動談判〉，聯合新聞網全球觀察，http://mag.udn.com/mag/world/storypage.jsp?f_ART_ID= 474118, accessed March 28, 2014.
註54：馬加力，《崛起中的巨象－關注印度》，(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25。
註55：李渤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印能源合作模式》，(北京：時事出版社，2011年)，頁61-62。
註56：馬加力，《崛起中的巨象－關注印度》，(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28。
註57：馬加力，《崛起中的巨象－關注印度》，(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25。
註58：李渤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印能源合作模式》，(北京：時事出版社，2011年)，頁246。
註59：〈印度概況〉，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rdzt/content_2406064_4.htm, accessed April 26, 2014.
註60：李渤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印能源合作模式》，(北京：時事出版社，2011年)，頁274。
註61：〈印度石油部長訪華前表示中印應加強能源合作〉，人民網，http://finance.people.com.cn/BIG5/42773/4012499.html, accessed April 26, 2014.
註62：李渤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印能源合作模式》，(北京：時事出版社，2011年)，頁275。
註63：余建華，〈中南亞能源政治博弈中的大國競合〉，《外交評論》(北京)，第5期(2011年)，頁22。
註64：李渤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印能源合作模式》，(北京：時事出版社，2011年)，頁287。
註65：馬加力，《崛起中的巨象－關注印度》，(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28。
註66：余建華，〈中南亞能源政治博弈中的大國競合〉，《外交評論》(北京)，第5期(2011年)，頁23。
註67：李渤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印能源合作模式》，(北京：時事出版社，2011年)，頁308。
註68：李渤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印能源合作模式》，(北京：時事出版社，2011年)，頁310。
註69：David Michel and Russell Stickler, Indian Ocean Rising: Maritime Security and Policy Challenges, Stimson Center, July 2012, p.17.
註70：〈中、印兩國海洋科技諒解備忘錄〉，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3-06 /23/content_1200456.htm, accessed April 26, 2014.
註71：汪戎、萬廣華，《印度洋地區藍皮書－印度洋形勢與戰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頁262。
註72：樓春豪，〈中印經貿合作面臨的新挑戰〉，《亞非縱橫》(北京)，第4期(2009年)，頁29。
註73：〈中印互補性決定雙方合作巨大潛力〉，中國網，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3-05/22/content_289 03371.htm, accessed April 26, 2014.
註74：楊文武、徐菲，〈後危機時代中印經貿合作研究現況探討〉，《南亞研究季刊》(成都)，第4期(2012年)，頁71。
註75：馬加力，《崛起中的巨象－關注印度》，(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01。
註76：〈中印同時撤軍 解除帳篷對峙〉，《中國時報》，102年5月21日，版A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