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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共地緣戰略論證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之戰略意涵(陳弘毅、黃基禎)

以中共地緣戰略論證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之戰略意涵
Demonstrating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 of PRC’s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via Its Geo-Strategy
陳弘毅 中校、黃基禎 上校
提  要: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共「一帶一路」倡議下的海路發展政策,其初始內涵強調是以經濟上協助,強化周遭海上鄰國乃至南亞、非洲等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同時加強與歐洲國家貿易鏈結,期藉資金的挹注與人力技術的支援,加快各國經濟發展速度與交流互通,最後達到互利共贏的目的。於此同時,追求經濟的繁榮並使中國人民「富起來」,不但是中國共產黨在政權合法性的「護身符」,更是國家國防維持與持續突破的重要碁石,經濟的「跳躍式」成長,乃其軍事「跳躍式」擴張的後盾,故當各國在面對中共經濟利多的同時,對國防安全上的恐懼將無可避免的加深。基於地理上的獨特性與海洋戰略的特殊需求,本文就地緣戰略的觀點,針對「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部分據以研析,探尋中共「絲路」倡議背後戰略意圖,以為我軍事備戰之因應參考。
關鍵詞:一帶一路、海上絲綢之路、地緣戰略、經濟、軍事
Abstract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s part of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proposed b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initial intension is to emphasize economic assistance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long the sea, which also includes South Asia, Africa and other regions. Meanwhile, The Silk Road can establish a trade link with European countries. It may accelerate the pa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s with other states by capital investments and support the level of technical development. Finally, this can achieve the purpose of win-win statu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states. At the same time, the approach domestically pursue economic prosperity for Chinese industries. However, this maritime development of the Silk Road also generates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to develop China’s sea power in the future when the sea lanes have been approached by the Silk Road.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on discovering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 of PRC’s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Geo-Strategy.
Keywords: One Belt One Road, Maritime Silk Road, Geo-strategy, PRC’s Maritime Strategy

壹、前言
2013年9月7日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於哈薩克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演講時,首度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1,同年10月應邀在印尼國會演講時,則接續提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創建構想2,並於12月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首次出現「一帶一路」一詞3。對於「一帶一路」兩項主要倡議構想的提出,在中共官方的說法及其有關的論談中,均強調為持續國家經濟發展,並協助亞太地區周邊國家的經濟繁榮,促進亞、歐、非三大洲之間的經濟、文化、金融、貿易、能源、民生產業等之交融與合作,藉以深化彼此情感,提升國際社會和平與穩定。「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共「一帶一路」倡議下的海路發展政策,其初始內涵強調是以經濟上協助,強化周遭海上鄰國乃至南亞、非洲等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同時加強與歐洲國家貿易鏈結,期藉資金的挹注與人力技術的支援,加快各國經濟發展速度與交流互通,最後達到互利共贏的目的。倡議之初,來自周邊各國乃至世界各主要國家的討論、研究、分析、預判,甚至疑慮也紛沓而至。究竟所謂的「一帶一路」,是如中共所表明的延續性經濟政策,亦是新一波的「國家戰略」,還是中共長久以來「大戰略」的延續,乃是本文關注之焦點。另外,與中共地緣關係密切的我國,位處西太平洋,是南北海上經濟要道,亦是東西軍事戰略要點,與中共僅以海峽相隔,地理位置特殊,在兩岸分治的情況下,有著高度的軍事敵對與經濟的密切交融,政治上有其複雜性。基於地理上的獨特性與海洋戰略的特殊需求,本文將就地緣戰略的觀點,針對「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部分據以研析,探尋中共「絲路」倡議背後戰略意圖,以為我軍事備戰之因應參考。
貳、中共地緣戰略分析
就陸地而言,地理範圍是一個國家主權之所及,地理位置在某些方面,決定了國家的發展屬性,而主權衍生出的政治權力,將因應周遭地緣政治的變化而調整。地理雖然與權力一樣是物質屬性的變數,但與權力不同的是,地理具有恆久不易改變的客觀性,其本身並不主導體系中的權力分配或國家的能力變化,若不與權力相結合,在國際關係上將毫無意義4。因此,運用地理與政治的結合,並賦予戰略上的考量,即成為當今建構地緣戰略的基本形態。
一、地緣戰略基本內涵
「地緣」即地理環境關係的簡稱,凡以人類為主體,在某一共同地區內居住、生活或從事生產等社會活動而形成的地理空間關係,就是「地緣」5。地緣實際上反映了各種社會和人文現象與地理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它既有地理的內涵,又是地理的延伸6。所謂地緣政治,簡言之就是地理因素所引發的政治問題,以及政治問題中的地理因素7。地緣政治與國防有著緊密的聯繫,因地緣政治分析的目的,在於判斷國家所面臨的安全挑戰,俾於國際競爭中獲取有利態勢,進以維護國家的安全利益,而「基於地緣政治分析,為了維護地緣政治利益所制定的戰略」則稱地緣戰略,地緣戰略是國防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8。對於地緣政治學的說法,更具多種不同的定義,如:德國地理學及地緣政治學家冒耳(Otto Maull)認為,地緣政治學為研究整個地表與政治發展相關之應用科學,其概念上較為重視生存空間與國家政治發展的關係;另荷裔美國地緣戰略學家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則認為,地緣政治學為根據地理要素,用以設計國家安全政策之研究;德國地緣政治學家豪斯霍弗爾(Haushofer)則表示,地緣政治學為研究自然環境中,政治生活之科學,在求瞭解政治生活與地理之密切關係9。故總體而言,由地緣政治所衍生出的地緣戰略,即是利用地緣關係及其作用法則來謀取和維護國家利益,所進行的全域性戰略謀劃10。正如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界定,地緣戰略是「對地緣政治利益的戰略性管理」11。綜合來說,地緣政治就是將國家視為某一地理的有機體或一個空間現象,並加以認識的科學12。而地緣戰略則是由地緣政治所發展而來的一種戰略理論,它以地緣政治為基礎,著重於研究地緣環境對國家安全戰略的影響,以及考量戰略上的地理特徵。本文所探討之地緣戰略,主要在分析中共與海上絲路所涉國家及地區間,整個地緣關係上的相互牽引與合作,同時檢視中共就國家安全與地緣政治利益觀點所遂行之相關戰略作為。
二、地緣戰略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來,始終堅持在中國共產黨以黨領政的基礎上,追求政權的鞏固、軍事的強健、經濟的發展與民族的復興。國家發展初期,是採取所謂「摸著石頭過河」的謹慎態度,其中雖不乏「文化大革命」等時代顛簸與政策壓迫,卻也悻悻地匍匐走過。時光推移,在歷經五代領導人的強勢主導下,展現出今日的國家局面。回顧以往,中共第一、二代領導人,應其時代背景,持續增強政治與軍事安全的確保,逐步轉向第三代領導人所接續於經濟與文化上的融合,在邁向全球化的過程中,展現不同於西方世界的軟實力。時至今日,中共已進入另一個發展階段,筆者稱之為「富國以為強軍、軍強以衛國富」的新里程。自1997年時任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提出「新安全觀」,並在2002年的官方報告中指出「各國安全上應相互信任,共同維護,樹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協作的新安全觀,通過對話合作解決爭端,而不應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13。及至2014年,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更於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第四次峰會開幕演講時,倡議「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續安全」的亞洲新安全觀,主張亞洲國家應與其他地區國家、組織合作,實現雙贏、多贏、共贏的國際社會,同時為了「可持續的安全根基」,應積極改善民生、縮小貧富差距,共同發展、推動區域一體化,讓區域經濟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動、齊頭並進14。此正呼應了「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政策推行,若就地緣戰略思維加以推論,中共希望藉由陸地、海上絲路的建設,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各項基金、融資服務的啟動,加速建構與沿線各國的合作機制,為主導區域事務創造有利條件。
三、中共面臨的周邊安全形勢與挑戰
中國大陸位處西太平洋,海岸線長約18,000公里,占有大小島嶼7,600多座,陸地國界線約22,000多公里,是當今世界上陸地邊界最長、鄰國最多的國家(陸海鄰國達26個)。就地緣戰略觀點,除了在西亞、東非與歐洲的勢力拓展外,主要還需面對東南亞、南亞甚而部分西方強權等多國利益平衡的挑戰,故「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的政策推動上,將力求兼顧多方、深化融入。
在東南亞方面,無論從歷史或地理的角度來看,東南亞諸國均與中國有著長久而密切的牽引。及至今日,在中共「一帶一路」倡議的戰略指導下,其與東南亞國家間的發展關係,仍可歸納出幾個可能挑戰:(一)「一帶一路」所倡言的絲路經濟合作,雖為利他,益利於已,在互利共贏,互利互惠的口號下,仍為某些東南亞國家帶來「中國崛起現象」的潛在威脅感。(二)一帶一路經濟戰略看似軟實力,實則是一種國家力量的硬實力展現。(三)中共在面對南海主權爭議時,如何落實主權擱置、共同開發,將關係到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15。(四)如何創建可持續的新發展方式,即努力尋求同各方利益的匯合點,通過務實合作促進合作共贏16。畢竟,除了經濟之外,中共領導階層對政權的堅持掌握與軍事力量的積極擴大,均難以掩飾其追求經濟協作外的戰略野心。
另於南亞部分,中國大陸與全球化智庫(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一帶一路研究所執行所長黃日涵認為,目前在南亞投資的機遇與風險並存。首先是宗教風險,南亞地區具多種宗教,如伊斯蘭教、基督教、佛教、印度教等,中國大陸企業應瞭解當地宗教情況及一些風俗習慣;其二是缺少語言人才,無論是從事商業投資或進行各項交流,語言人才的培育有其重要性;其三,面臨恐怖主義威脅的風險日益加大,如:阿富汗的塔利班組織、伊朗在斯里蘭卡的分裂主義運動等,均為中國大陸企業帶來不可預測之風險17。另就境外勢力而言,國際安全環境混亂,強權較勁治絲益棼,由於美中關係的表裡不一,兩強既難建構「新型大國關係」的真誠共識,又在東海及南海的主權爭議上角力比劃,隱藏於國是訪問及各類高峰會談的背後,盡是錙銖必較的算計與抗衡。此外,美國「亞太再平衡」與「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的政策推展,目的在於收編或拉緊與周邊國家的同盟戰略關係,不但對中共「一帶一路」形成掣肘,也加大其在西太平洋區域的地緣張力,大陸東西兩面的壓力已然成形18。
參、解讀「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
19世紀迄今,中共的對外開放經歷了三個主要進程:(一)1820-1950年,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外國資本控制了重要經濟命脈,民族工業發展受到極大的限制,閉關自守是中國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國力迅速衰落的重要原因。(二)1950-1978年,在毛澤東的政策指導下,中共全面朝向社會主義陣營,實行所謂「一邊倒」的外交方針,同時因參與抗美援朝戰爭,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之經濟封鎖。文化大革命期間更進一步走向自我封閉、高度自給、強烈排外的政策。(三)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除積極融入全球化的經濟體系外,對內則放寬對農業和地方企業的控制,趨使國家在開放的環境下進行經濟建設,並逐漸融入世界經濟和地區一體化發展之中19。在歷經此三個進程後,中共整體經濟開始有了較為明顯的變化。2002年時任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明確提出21世紀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新三步」構想:第一步,使經濟總量、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再度大幅增長,為往後十年的更大發展打好基礎;第二步,2010-2020年,GDP翻兩番,人均GDP達3,000美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使綜合國力和競爭力明顯增強;第三步,2020-2050年,實現現代化目標,建成富強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20。為實現這一現代化主軸,中共除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外,更積極於海外市場的開拓。及至2006年3月16日在其所公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中強調,國家「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還不發達,能源和重要礦產資源相對不足,經濟結構的不合理,使城鄉與貧富差距持續擴大,投資和消費關係的不協調,造成產能過剩等問題,另由於國際環境複雜多變,影響和平與發展的不確定因素增多,外部科技壓力與世界經濟不平衡的狀況加劇,圍繞資源、市場、技術、人才的競爭,均對中共經濟社會發展和安全造成新的挑戰21。為因應此一環境情勢,2013年中共再度開啟了一個區域戰略新模式-「一帶一路」倡議。
一、政策緣起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3年9月及10月間,運用各項國際場合所陸續提出的戰略構想。「一帶」指的是「絲綢之路經濟帶」,規劃自中國大陸出發,續分為三大主要路線,其一是經中亞、俄羅斯到達歐洲;其二則經中亞、西亞、波斯灣終抵地中海;其三為自中國大陸經東南亞、南亞至印度洋22。而「一路」即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此海上絲路計分2條概念性路線,包括有自中國大陸沿海港口出發,經南海進入印度洋,通過蘇伊士運河後延伸至歐洲地區的路線,規劃中將以所經各國要港為節點,共同建設安全高效的運輸通道23;另一條則公佈於後續規劃的圖版中,也就是加入從中國大陸沿海港口經南海後抵南太平洋的經濟航路,隨著此南線的加入,海上絲綢之路將貫通印度洋與南太平洋經濟動脈,有助中共打造「大洋經濟圈」。24(如附圖:「一帶一路」路線圖)整體而言,除貿易輸送外,中共將以沿岸各國基礎電力設施與通信網路建置為推進重點,其中包括建設電力、石油、天然氣等運輸管線,共同維護並提升區域輸電網絡安全,依規劃推動能源基礎設施之互聯互通;另計畫建設跨境光纖網路、商討洲際海底光纜的鋪設、改善衛星通訊系統等,促進通信之互聯互通工作25。初步估算一帶一路倡議將可涵蓋26個國家,所經地區人口約44億,占全球人口63%,總體經濟規模約為21萬億美元,接近全球總量的30%26。就中共官方立場,強調「一帶一路」戰略是主動性而非主導性的戰略,是以中共周邊國家及區域的發展為主體,並進一步延伸至歐、非乃至其他地區的全球性戰略,是構建穩固的、相互依託、共同發展的利益和命運共同體戰略27。進入21世紀的現代經濟環境,全然自我利益考量,或是單方面的經濟追求,將錯失全球化發展先機,「一帶一路」整體政策,即是在這樣的思維下推行,以利己為核心,利人為手段,最後再反饋為利己下兼以利人的戰略環境。以南亞經濟現況為例,基礎設施(尤以電力、交通及通訊)的不足,正是遲滯南亞諸國經濟成長要因,對於財政與金融資源的缺口,有賴政府部門的積極作為。有鑑於此,中國大陸在南亞地區所推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孟中印緬區域合作論壇(BCIM)」及「中巴經濟走廊(CPEC)」等三個倡議,輔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與絲路基金(Silk Road Fund)的成立,將能有效解決南亞國家在基礎設施、金融開發、產業合作、能源與基本民生等各方面的迫切需求。同樣的,南亞諸國的發展,有利於紓解中共產能輸出與資金流通之所需,南亞繁榮後的效應,亦將反饋為中共經濟成長的動能與市場。
二、具體作法
2015年3月28日亞洲博鰲論壇期間,中共國務院授權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主要內容包括:時代背景、共建原則、框架思路、合作重點、合作機制、中國大陸各地方開放態勢、中國大陸積極行動及共創美好未來等八要項28。其中時代背景、中國大陸各地方開放態勢、中國大陸積極行動與共創美好未來等四部分,著重於中共對內、對外之政策性宣傳,茲僅就共建原則等四項較具實務性陳述部分,分析如下:
(一)共建原則
強調恪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和平共處、平等互利)的基礎下,堅持開放合作、和諧包容、市場運作、互利共贏的合作機制。
(二)框架思路
「絲綢之路經濟帶」重點在暢通中國大陸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或經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地區,以及中國大陸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諸國之陸路經貿合作;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方向乃從中國大陸沿海港口經南海到印度洋並延伸至歐洲,或經南海抵南太平洋諸國29。整體目標在完善區域基礎設施建設、健全海陸空交通網絡、緊密政治協商及深化人文交流,最終達成歐亞非各國政治互信、經濟合作與共同安全之目標。
(三)合作重點
基於「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經濟互補與合作空間大,將以「加強溝通」為倡議成功之保障、「設施聯通」為建設的優先領域、「貿易暢通」為投資合作之重點、「資金融通」為建設發展的支撐、「民心相通」為長遠穩固的根基,依上列五項原則,指導倡議之推展30。筆者認為,就地緣戰略的觀點,前者為政治運用的技巧,中間三項為經濟層面的誘因,後者則為文化滲透的手段,基此五項促成合作中達成互利互惠、深化認同,進而取得軍事互信的有利條件。
(四)合作機制
主要在開創或強化現有雙邊及多邊合作機制,包括東協加一、上海合作組織(SCO)、亞太經合組織(APEC)及各項國際對話、論壇、博覽會、經濟合作會議等,期藉各類組織與會議,常態性、持續性地深化在國際社會的主導地位。合作僅是關係緊密的開端,以「海上絲綢之路」來說,所涵蓋地理範圍廣大,沿海國家眾多,相關文獻指出,中共將優先選擇與東協國家在既有自貿區的基礎上,加強海上互動,進而發展海洋合作夥伴關係。故有學者認為,建設「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共海洋戰略的一種路徑選擇和構想,主要目的之一是為了實現國家海洋戰略,達到「建設海洋強國」的國家戰略31。
三、地緣戰略上的考量與影響
一個國家的地理位置,有其無法更動的侷限及難以挑戰的優勢,對於如何善用地緣優勢並突破現有侷限,即為地緣戰略運用的真義。所謂「船可載舟亦可覆舟」,中共政權及於廣大領土,位居西太平洋一線之濱,為麥金德所稱歐亞大陸「心臟地帶」一隅,物產與資源有其豐厚實力,文化多樣、人口長期高居世界之首。建政之初,由於內政紛擾與專制封閉,在政策錯誤與開發失序下,致長期處於貧弱狀態。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不僅改善國內部分地區生活品質,亦間接扭轉過去50多年世界貧窮人數的增長32。時至今日,中共快速發展下的產能過剩與經濟開發後的成長趨緩,逐漸影響中共經濟以外的國家戰略步調,「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即是藉由鄰國對經濟開發的渴望與中國大陸企業和資金「走出去」的兩面需要所推動,當然,此一政策背後的戰略目的,是隱晦不明的,就能源的確保(或稱掠奪)來說,許多中共戰略家遵奉石油生產已達頂峰的論點:也就是能源供應很快就會下降,價格將因此飛漲。根據這個角度,世界就像一場圍棋競技,必須力爭銅礦、石油和鋰等有限資源,不能讓競爭對手奪佔33。茲就政治、經濟、軍事、心理面向分述如下:
(一)政治方面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涉及國家包括歐、亞、非三大洲,在經濟利益的背後,隱含的是更多政治算計。前瞻未來,美國甚或亞洲鄰近國家,將可能面對一個越來越強硬的中共,北京將會推動在今天看來不務實、難以相信的外交要求,迫使其他國家向中共的壓力退讓(如:關閉西藏達賴喇嘛位於印度達蘭色拉的流亡政府、停止對臺軍售等)。中共不必然透過軍事征服以追求其利益,而是製造一種情勢,讓鄰國覺得向中共讓步是明智的,因為北京將越來越有能力從金錢上(經濟上)懲罰它們34。
(二)經濟方面
很少有市場是完美的,而且權力關係也可能影響共同收益的安排。經濟成長創造了更大的「餅」可供分配,相對權力將會決定誰可以拿到最大的那塊35。中共貿促會會長姜增偉,在出席2015廣東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博覽會時表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是對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傳承和發展,將加速人流、物流、資金流、技術流、商貿流和資訊流等在沿線國家的港口城市集聚,為港口城市和區域經濟發展提供強大動力36。」,海上絲路的開發,將使沿線各國經濟更加緊密,因為市場的力量,促使國家間開始產生鏈結,也逐日建構彼此的互賴關係,一方面達成共同收益,另一方面亦創造出不對稱的情勢,即是讓中共可以獲得相對較大的收益,或是取得可為其他目的而運用的權力37。
(三)軍事方面
許多國家清楚地認識到,雖然軍事力量仍然是國家安全的重要支柱,但經濟不發達、科技不進步,軍事力量的發展就失去了可靠的基礎,建設現代化國防的目標就難以實現38。平心而論,中共在可預見的未來並無法取代美國成為第一海軍國家,亦難以控制次體系中所有的海上戰略交通線,中共亦不能冀望以軍事力量「制服」美國與亞太次體系中其他強國,使其接受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亞太地緣政治次體系。因此,中共的地緣戰略操作,實將以政治與武力為核心、輔以經濟為主要表現手段的「威德並用」古典模式39。總結來說,經濟能力需軍事力量的確保,軍事力量需經濟能力的支撐,在面對國際競爭時,兩者間的相互連動將更為明顯。
(四)心理方面
2007年10月,時任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宣佈,中共意欲提升國家軟實力,並以此開啟軍事「硬實力」外的另一道路,2008年第29屆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的主辦,即此戰略宣示的重要一環。於此之後,更透過在全球各地設置數百所孔子書院,傳授中國文化、增加國際廣播、爭取思想認同,同時運用相關政策吸引外國學生留學中國大陸,另一方面,在鄰國事務的處理上,亦採行更加柔軟的外交手段40。進一步研析,「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彰顯的,不單是其願景與行動中所表明「增進沿線各國人民的人文交流與文明互鑒,讓各國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用和諧、安寧、富裕的生活41。」之共融世界,而更是想藉對沿線各國的建設利多與文化滲透,宣揚中國傳統儒家和諧思想與當代中國和平愛好者的形象,以此減低區域鄰國乃至世界各主要國家,對於中共「和平崛起」或其後改稱「和平發展」之疑慮。
肆、「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地緣政治利益
1987年鄧小平於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他認為沒有強勁有力的民間部門,中共絕不能成為具高度競爭力的國家,於是開始推動重大改革。這些改革歸納為「四個現代化」,專注在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四大領域的革新。最重要的就是以國家計畫支持市場力量,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42。「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延續了此一精神,並加以推展與擴大,澈底運用國家力量,鼓勵民間向外投資,不僅有利部分企業產能消化,更期待在強大經濟實力的支撐下,透過與沿線國家的融資合作,獲取地緣戰略上的所望利益。
一、在東南亞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現階段多數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有賴中國大陸龐大的消費市場加以推動,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所關注的基礎設施建置,將益於東南亞諸國的經貿運行與暢通。為確保「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推展順遂,中共在東南亞經濟整合的策略與作法,包括有:(一)積極參與東南亞多邊對話機制,以利其未來在與東協進行經濟合作與整合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二)以「睦鄰外交」策略建構東南亞共富圈;(三)推動與東協國家成立自由貿易區的經濟整合;(四)透過華南諸省加強推動與東南亞次區域的經濟合作與整合;(五)以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CP)做為整合東協與東亞區域之政治經濟安排機制43。與其他地區一樣,「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的推動,直接涉及諸多國家發展策略的轉變,挑戰本是無可避免,綜整來說,挑戰之一是戰略疑慮,即對中共倡議的戰略意圖有懷疑,一些鄰近國家懷疑中共借此實施擴張,對於合作共建基礎設施網絡存有疑慮,把經濟的問題政治化;挑戰之二為如何妥善解決或者化解爭端(如:南海島礁主權爭議)44;挑戰之三則是當一帶一路的經貿發展威脅到東南亞國家經濟時,可能會導致「排華」運動再起;挑戰之四乃一帶一路戰略結合文化、歷史、經濟、外交等互聯互通的概念,讓東南亞國家出現朝貢經濟體系的歷史不安情結心理45。
二、在南亞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中共國防大學國防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劉群指出,中國大陸企業在南亞進行投資的兩大問題:第一是安全問題,不僅是恐怖主義問題,還有因國家政局不穩定所造生的內部問題,包括民族、宗教、分裂主義等各種地區性問題,都可能導致中共在南亞的投資項目出現危機與變數。第二個是政治風險,比如斯里蘭卡總統的更換,造成此一國家局勢的不穩定。劉群認為「斯里蘭卡是小國家,地理位置又非常敏感,它肯定還要為大國之間取得平衡。」就長期看來,斯里蘭卡和中國還是必須在經濟領域繼續合作,同時採取一些平衡的措施46。
南亞是中共周邊外交的重點,如巴基斯坦做為中共的傳統友邦是中共南亞政策的支柱,而印度也是中共努力構建的發展夥伴,並被置於更加突出的戰略位置;同時,中共更加重視與南亞小國間的關係,提升與斯里蘭卡和馬爾地夫關係的定位47。如前所述,印度不僅地理位置重要,亦是位處南亞的第一大國,在面對中共實力於印度洋地區的日益增長,2014年6月印度莫迪政府啟動了一項重大的外交戰略—「季風計畫」(Project Mausam),此計畫所涉及的地域範圍包括廣義的印度洋地區,也就是從東非、阿拉伯半島、印度次大陸、斯里蘭卡,一直延伸到東南亞48。季風計畫是藉深受印度文化影響的環印度洋地區國家間悠久的貿易往來史為依托,以印度為主力,推進環印度洋地區國家間的合作,共同開發海洋並促進經貿往來49。
世界銀行於2015年底發佈的最新《南亞經濟聚焦》報告稱,南亞經濟的外部脆弱性業已消退,在印度經濟強勁擴張的推動下,通過維持旺盛的消費和增加投資,南亞經濟增長預計將從2015年的7%穩步上升至2017年的7.6%。世界銀行主管南亞地區的副行長安奈特.迪克森認為「減少對能源的補貼所節省出來的資金,可用於滿足南亞地區在基礎設施、基本服務和救助窮人專案的迫切需求。」50,印度是南亞中的大國,其在中共「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的推動上扮演著關鍵角色,面對印度因戰略疑慮所展現出的謹慎態度,中共需以更開放、透明、真誠與積極的操作方式,來加以應對。
三、在非洲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2015年12月初召開的中非合作論壇約翰尼斯堡峰會上,許多非洲國家領導人對於中共「一帶一路」倡議能夠參與非洲鐵路、公路、港口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與各項產能合作表示歡迎51。就中共的考量,由於經濟成長形成對資源的相對依賴,非洲許多國家為中共極欲爭取的投資熱點,各項基礎設施的順利建成,不但可強化與非洲地區的合作關係,亦有利於自身產能的消化、資源的獲得、貿易的便利及戰略地域的掌握。但就現實面而言,投資非洲機遇和挑戰並存,由於部分政權的不穩定,投資簽約時特須注意對合同的連續性提供附加保障,而更多的風險來自企業本身對在非洲國家投資和經營,缺乏必要的法律和政策的瞭解,同時還需避免因不瞭解當地的風俗文化,所引發的不必要衝突52。
非洲地大物饒,其中有許多國家因長期處於國內政治紛擾,以及外國強權介入的多重侵害,縱有豐富資源,卻始終貧弱不堪。時至今日,在全球化的趨使下,部分非洲國家對於經濟發展仍有著強烈的渴望,以埃及為例,根據《埃及2022》遠景發展規劃明確提出,2022年要在埃及建立起基於社會公平、多元化以及對外開放的強大經濟體,根據該政策方案,埃及政府制定了自2014年7月起為期3年的中程計畫,目標是將經濟增長率提高5至7個百分點,其政策宣示包含有:更加致力於吸引外資投資、發展以資訊和通信產業為主的基礎設施建設、透過提高勞動力素質以增進生產品質、積極推展國內貿易並控制物價上漲53。
四、在歐洲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通過東南亞到非洲肯亞,再到歐洲的希臘、義大利,無論是地處希臘的比雷埃夫斯港口還是德國的漢堡(Hamburg)港口,都將成為海上絲路的重要戰略支點54。另就整體歐洲而言,歐盟乃是主要也是最大的經濟體,2014年11月新上任的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提出以振興歐洲經濟為指向的「歐盟戰略投資基金」,又稱「容克計畫」。就此計畫來說,包括有三方面內容:其一,在不增加公共債務的情況下加大投資;其二,支持關鍵領域內的專案和投資合作,如基礎設施、教育和研發創新等;其三,消除行業以及金融和非金融投資壁壘55。有專家認為,歐盟目前經濟復甦趨緩,投資消費乏力,需藉開拓市場空間以創造投資機會,而歐洲位處「一帶一路」倡議的末端,「容克計畫」中所包含科技創新、交通基礎設施與網絡通訊等建設需求,將可帶動中國大陸企業對歐洲的投資,同時緩解中國大陸產能過剩和投資過度等問題56。舉例來說,2015年6月6日中共外交部長王毅前往匈牙利布達佩斯進行訪問時,與匈牙利外交部長西亞爾托(Peter Szijjarto)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匈牙利政府關於共同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諒解備忘錄》,此為中共在歐洲地區推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政府間的第一個此類合作協議,同時也啟動了中共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歐洲國家的進程57。中歐關係的深化是合作互利的基礎,然而雙方是否能確實達到真誠互信才是關鍵,其中歐盟各國在部分議題上彼此間的歧異,以及中共對於人權保護與宗教自由的打壓,將是日後需加以解決及研析的重點議題。
伍、結語
中共現今經濟發展步調與後續規劃進程,均展現出強烈的決心與企圖。「一帶一路」的政策推動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其中代表一路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更有著多面向的戰略考量,整體宣傳與計畫航路是經濟合作、互助互利的伙伴關係,但若就當今中共在面對國際政治與主權衝突時所展現的強勢態度,以及中共在口號上的和平主張,相對於軍事強化的不相稱,不免令人產生不安與疑慮,也就是手法上為經濟共贏,戰略上則蠶食控制,經濟上是假協助他國之名,而行紓解本國產能並擴大經貿市場之實。在地緣戰略上,中共巧妙地運用地緣優勢,向北、向南、向西輻射式發展,一則藉由經濟的緊密互動與依賴,加大對鄰近國家相關政策的影響力;二則間接確保其能源獲得的多管性,得以海路、陸路或是海陸併行轉運等方式取得所需資源,降低遭受潛在敵人阻擾或切斷供給的風險;三則得以海上利益或航運安全的維護,為其強化海軍軍力與遠洋戰力擴張找到合理藉口,尤其在突破「麻六甲困境」及對印度洋的航路確保與控制上,一直是其所望追求的長期戰略目標;最後,追求經濟的繁榮並使中國大陸人民「富起來」,不但是中國共產黨在政權合法性的「護身符」,更是國家國防維持與持續突破的重要碁石,經濟的「跳躍式」成長,乃其軍事「跳躍式」擴張的後盾,故當各國在面對中共經濟利多的同時,對國防安全上的恐懼將無可避免的加深,而此正是我們需持續觀察的重點方向。
<參考資料>
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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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王生榮,《金黃與蔚藍的支點:中國地緣戰略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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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0:程廣中,《地緣戰略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6。
註11: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著,林添貴譯,《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The Grand Chessboard),(新北:立緒文化,2014年8月),前言頁15。
註12:傑佛里.帕克著,李亦鳴譯,《20世紀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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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0:同註28。
註31:林昱君,〈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形塑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往「強國」之路跨出重要一步〉,《經濟前瞻》, 2015年第158期,2015年3月,頁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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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8:吳兆禮,〈南亞與「一帶一路」倡議:機遇、挑戰與前景〉,張潔主編,《中國周邊安全形勢評估「一帶一路」與周邊戰略(201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1月),頁158。
註49:陳菲,〈「一帶一路」與印度「季風計畫」的戰略對接研究〉,鉅亨網,2015年12月1日,〈http://news.cnyes.com/20151201/20151201084622432051910.shtml〉(檢索日期:2016年2月27日)
註50:高偉東,〈世界銀行「南亞經濟聚焦」報告稱南亞經濟增長將加速〉,中國經濟網,2015年5月5日,〈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505/05/t20150505_5277729.shtml〉(檢索日期:2015年12月8日)
註51:何瑛,〈「一帶一路」倡議在實施中不斷取得碩果〉,新華社,2015年12月14日,〈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2015-12/14/content_5023532.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8日)
註52:張振克,〈「一帶一路」戰略中的非洲機遇〉,《中非合作論壇》,2015年5月19日,〈http://www.focac. org/chn/zfgx/t1265026.ht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5日)
註53:中國貿促會,〈「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投資指南(一)/東亞、北非篇〉,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重慶市委員會,2015年12月12日,〈http://www.ccpitcq.org/html/mcdt/15/12/1065.html〉(檢索日期:2015年12月12日)
註54:王士琛,〈歐盟容克計畫能對接中國一帶一路嗎?〉,《香港南華早報》,2015年7月3日,〈http://www. nanzao.com/tc/from-the-readers/14e4e2145d966e5/ou-meng-rong-ke-ji-hua-neng-dui-jie-zhong-guo-yi-dai-yi-lu-ma-〉(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7日)
註55:金玲,〈「一帶一路」與歐洲「容克計畫」的戰略對接研究〉,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2015年11月13日,〈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15-11/13/content_8374371.htm〉(檢索日期:2016年1月17日)
註56:鍾寧,〈《大陸經濟》一帶一路擬對接歐盟容克計畫〉,富聯網,2015年7月8日,〈http://ww2.money-link.com.tw/RealtimeNews/NewsContent.aspx?SN=2395200001&PU=0010〉(檢索日期:2016年1月20日)
註57:祁月,〈匈牙利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備忘錄 成第一個「吃螃蟹」的歐洲國家〉,華爾街見聞,2015年6月8日,〈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9059〉(檢索日期:2016年1月20日)

公告日期: 2017-02-17

供稿單位: 司令部/督察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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