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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兩岸戰略溝通策略比較研究(許世宗)

當前兩岸戰略溝通策略比較研究
海軍少校 許世宗
提  要:
一、《孫子兵法》說:「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戰略溝通」是達成「國家戰略」或「軍事戰略」目標,非常重要的一項戰略作為。所以,中共歷經前幾代領導人有效累積善意及互信後,逐步建立對臺戰略溝通管道,才會出現當前我們所看到的兩岸關係在經濟、文化上往來熱絡,卻在政治、軍事與外交上出現對峙的矛盾現象。
二、中共一貫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框架下,對臺灣從各層次、多元化進行戰略溝通。近年來,由於國際關係逐漸深化,兩岸關係隨著中共的崛起,正處於關鍵性的階段。中共為實現其強國夢、中國夢的理想,對臺改採以溝通、協調、合作為主流的戰略溝通策略形式,增進相互瞭解和信任。我國軍及執政者當應深切地尋找出一個因應之道,以「戰略溝通」做為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上策,對中共廣泛開展戰略磋商和對話,使我國具有與世界各國走向共謀發展、共享繁榮的機遇。
關鍵詞:戰略溝通、兩岸、戰略、兩岸關係
壹、前言
兩岸分治60餘年來,發展出在政治、軍事與外交上對峙,而經濟、文化上往來熱絡的獨特關係。當今國際社會正面臨前所未見之大變局,尤其近20年來,隨著中共改革開放成果的顯著,其經濟發展逐漸走向全球化,與世界各國間的經貿往來、各種交流日趨頻繁。國家間經濟相互依存度加深、共同挑戰也增多,致使各種多重因素的糾葛,孕育出日益複雜的兩岸關係。
近年來,由於國際關係逐漸深化,兩岸關係隨著中共的崛起,正處於關鍵性的階段。因此,中共為實現其強國夢、中國夢的理想,調整與亞洲鄰近國家、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大國的關係,改採以溝通、協調、合作為主流的戰略溝通策略形式,增進相互瞭解和信任;對我國則是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增進政治互信,開展各種對話協商。反觀我國,在前總統馬英九執政下,深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為時代潮流,中國大陸當前與世界緊密相連、息息相關的趨勢是不可阻擋的;我國唯有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加強溝通與協調,對中共廣泛開展戰略磋商和對話,才能使我國具有與世界各國走向共謀發展、共享繁榮的機遇。此為本研究之主要動機。
《孫子兵法》說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戰略溝通有助於影響塑造環境、建立關係網絡,從而促進政治、經濟及軍事目標的達成。本研究目的在瞭解當前中共以及我國,如何運用戰略溝通,來整合內、外部有關公眾外交、公共事務、國際傳播及資訊作戰的計畫和行動,運用宣傳向世界各國與人民傳達自己國家的正面印象;以及比較兩岸如何在以「戰略溝通」做為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上策,爭取世界各國與兩岸人民的支持。
貳、戰略溝通的定義
一、戰略的意涵
所謂「戰略」(各國戰略定義,如表一),是指為實現某種目標(如政治、軍事、經濟或國家利益)而制定的大規模、全方位的長期行動計畫1。《國軍軍語辭典》定義為:「戰略為建立力量,藉以創造與運用有利狀況之藝術。俾得在爭取所望目標或從事決戰時,能獲得最大之成功公算與有利之效果。」2克勞塞維茨將「戰略」定義為:「如何使用戰爭手段以達成戰爭目的的學問」。以現代用法而言,「戰略」分為多種層次,傳統的戰略指軍事戰略(Military Strategy),即戰爭的前置規劃、軍事行動的詳細計畫,武力的運動與處置等。加上政治層面,即戰爭的指導,則被稱之為大戰略(Grand Strategy),此外,還包含經濟、心理層面的總體戰略(Total Strategy)。大體來說,戰略指的是具有「總體性」的規劃3。顯見戰略由早期傳統的軍事作戰領域,擴展到現今的政治、經濟、軍事、心理等層面(不同階層戰略建立與運用,如表二)。
二、溝通的意涵
溝通是人與人之間、人與群體之間思想與感情的傳遞和反饋的過程,以求思想達成一致和感情的通暢。在溝通過程中,人們分享、披露、接收信息,根據溝通信息的內容,可分為事實、情感、價值取向、意見觀點。根據溝通的目的可分為交流、勸說、教授、談判、命令等。溝通的主要作用,就是向溝通對象傳達自己的想法和情感;根據溝通的互動性分為單向溝通與雙向溝通(單向溝通和雙向溝通的比較,如表三)4。
溝通本身就是與他人進行深層交往,並且具有明確的目的,是要通過溝通解決特定問題。任何一個溝通對象都有自己獨立的利益和意志,投入精力,慎重地實施溝通,還不一定能夠達到理解和認同的目的。不慎重對待,必難以獲得良好有效的溝通效果。有效溝通的意義可總結以下幾點:(一)滿足彼此交流的需要;(二)使達成共識、更多的合作;(三)降低工作的代理成本,提高辦事效率;(四)獲得有價值的信息,使辦事更加井井有條;(五)使進行清晰的思考,有效把握所做的事5。
三、戰略溝通定義與特性
(一)戰略溝通的定義
《2006年四年期國防檢討:戰略溝通執行規劃》(QDR Execution Roadmap fo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2006),首次定義「戰略溝通」為:「集中美國政府處理與致力於瞭解及接觸關鍵受眾(key audiences),透過運用協調之資訊、溝通主題、計畫、方案及行動,結合綜合國力之運用使其同時發生,以創造、強化或維護美國國家利益及目標的有利條件之進程發展。」6就本質而言,戰略溝通以「接收者為核心」(Receiver-Centric),而非「發送者為核心」(Sender-Centric)的溝通模式,強調「傾聽」重於「言說」7。上述對戰略溝通定義為統合政府組織之力,透過接觸、媒體管道,進而影響國內外受眾。強調跨政府部門間的整合與「雙向」溝通機制,與傳統傳播單向模式有別8。
(二)戰略溝通的階層與對象
就國家與軍事階層戰略溝通方面而論,主體是「政府」,國家階層主要是指「外交」、「資訊」、「軍事」及「經濟」等綜合國力。軍事階層,軍方在戰略溝通裡扮演重要的「支援」角色,主要透過「資訊作戰」、「公共關係」及「國防支援公共外交」等遂行戰略溝通任務(國家階層戰略溝通與軍事階層戰略溝通,如附圖)。美國將綜合國力視為一大架構,在達美國最高戰略目標及維護美國利益前提下,側重各部門對外傳遞的訊息與所執行的行動能具一致性,此種「協調」與「整合」是戰略溝通重要的一環9。因此,「戰略溝通」是跨部會(如國防部與外交部)、跨國家(如國際間聯盟作戰)工作。
2009年美國國防部《戰略溝通報告》(Report o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中提到:「集中美國政府之力,理解及接觸關鍵受眾,透過協調性方案、計畫、主題、訊息等產物與綜合國力的行動使其同時發生(synchronize),以創造、強化或維護美國政府之利益、政策與目標之有利條件之進程發展」10。2010年美國白宮《戰略溝通之國家架構》(National Framework fo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中指出:「(一)使言語與行動同時發生,並使其讓特定受眾有所感知;(二)審慎規劃的計畫與行動,透過公共事務、公共外交與資訊作戰等專業人員對所欲影響的受眾進行溝通與接觸。」11上述美國戰略溝通對象是「關鍵受眾」,與「目標受眾」(Target Audiences)不同,「目標受眾」指欲影響的個人或團體。「關鍵受眾」指他國具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或決策者,進而藉由渠等之影響力在政策上擴大至普羅大眾,以獲取民眾向心12。歸結上述,戰略溝通對象不僅針對菁英分子,還須審慎與全球民眾溝通、接觸,且更進一步理解他們的態度、意見、怨言13。
(三)戰略溝通的特性
傳統在戰場上擊敗敵人,迫使敵人接受政治條件,即獲得「戰爭勝利」。美國「911事件」後,美國進行反恐戰爭,進一步思考要贏得「戰爭勝利」,絕非傳統贏得戰爭的觀點那般容易。因此,戰略溝通因應而生。換言之,就戰略上而言,第五代戰爭正在興起,叛亂活動已不是單純的軍事活動,而是一種戰略溝通活動14。戰略溝通特性呈現其不同策略性質和重點,兼具短期與長期的層次性,其特性包含整合性、目的性、集中性、多元性、平衡性與長期性等6項(戰略溝通的特性,如表四)。
參、兩岸戰略溝通發展
我國古代常稱戰略為謀、猷、韜略、方略、兵略等。近代,戰略在世界各國先後發展成為軍事科學的重要研究領域。現代戰略涉及的範圍日趨擴大,西方國家陸續提出「大戰略」、「國家戰略」、「全球戰略」等類概念。「戰略」一詞現已被各個領域所借用,諸如政治戰略、經濟戰略、科技戰略、外交戰略、人口戰略、資源戰略等15。戰略研究目的在瞭解國家發生戰爭或衝突的原因,以及贏得戰爭的方法16。因此,戰略溝通是聚焦於外國公眾而非政府,強調與具有影響力的政府首長、軍事領導人、部落長老及宗教領袖等關鍵受眾接觸,瞭解他國關鍵受眾的思維模式與戰略行為,影響外國政府的政策走向。換言之,即深入瞭解他國決策者的戰略行為與思維模式後,據此,提供國家政策制定者、外交官及軍事指揮官建言,進而以最佳方案溝通對國家有利的策略及政策。
一、影響兩岸戰略溝通因素
(一)戰略思想的傳統
傳統的戰略思想所形成的戰略思想傳統特質或是相同的思想趨勢,對於當前戰略溝通的行為會產生影響。波拉克(Jonathan D. Pollack)也認為中國傳統的戰略思想對中共共軍、嚇阻戰略、軍事力量的目的有著影響17。因此,中共自1949年10月1日建政以來,除毛澤東時代外,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以及習近平,對我中華民國工作或政策,都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架構下,因應內外情勢,不斷得進行調整。此外,各國定期發表的國防白皮書、國防部長在立法機關的國防報告、總統的國情咨文,乃至國家安全體系所作的背景資料等,都是研究戰略溝通持續與變遷之資料。
(二)政治文化或意識形態
有時意識形態也會影響戰略溝通的思考。正如中共「統一戰線」一詞從國共內戰到今日的兩岸關係,依舊是以它為主要的指導綱領。「以民促官」、「以商圍政」、「入島入心」、「以經促統、以武阻獨」等,都可視為「統一戰線」原則的延伸。統一戰線就廣義而言,是指不同的社會政治力量(包括階級、階層、政黨、集團乃至民族、國家等)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為了實現一定的共同目標,在某些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組成的政治聯盟。簡要地說,統一戰線就是一定社會政治力量的聯合18。反觀,民主國家對戰略的形成多要求參與及公開等程序,軍事體制受民意機關的監督,以及憲法的規範,不會如共產黨的「槍桿子出政權」,也不可能主動發動對外戰爭以求取個人生涯發展。
(三)國際關係與國際法
軍事武器裝備是有形的國防,外交是無形的國防,戰略溝通可藉由外交結盟或協商使國家在國際環境處於有利地位。一般而言,多敵國之國家多傾向利用國際關係結盟抵抗敵國;強大國則多以擴展國力而少以外交結盟對抗主要敵國;弱小國家在國際關係上有其現實的限制,必須體認強大國的戰略溝通後,進行靈活的修正及發展出自己的戰略溝通,而且還要經常不斷地進行反饋過程,以適應新的情勢。因此,國際關係對關鍵受眾的戰略偏好與決策自有某種程度之影響。此外,國家身處於國際社會,對國際社會規範有遵守的義務,國際法因而對國家的戰略溝通也產生一定的影響。
二、兩岸關係與戰略溝通之演變
1949年兩岸分治以來,兩岸關係之發展,隨著國際環境變遷及兩岸當局政治目標之改變,可分為6個時期,每個時期之國際情勢,追求之政治目標,與戰略溝通之調整,茲簡述如下:
(一)武力對抗時期
自1950至1958年,為激烈的武力對抗時期。此時期中共在毛澤東主政下,對臺政策為以武力解放臺灣為主,而國軍也以創機反攻大陸為用兵指導,各項軍事整建均是以反攻大陸軍事需求為著眼。觀察此時期的戰略溝通僅限於軍事階層的軍事作戰,宣傳對象,除我軍政領導為主外,目標還鎖定軍公教人員。
外交上主要對象也僅限於美、俄兩國,而美、俄兩國的外交角色也僅限軍事作戰目的。兩岸關係未如戰略溝通之整合特性般,將外交、資訊、經濟、軍事之公共外交、公共事務、資訊作戰等單位整合。兩岸只是單向傳播、宣傳,未建立一種和諧而良好「雙向平衡對稱交流」,此時期的戰略溝通,勉強說只有純以軍事武力解決,不具完整的戰略溝通全貌。
(二)法統爭奪時期
自1959年至1979年,即「漢賊不兩立」時期,主要是爭奪聯合國代表權。此時期國際局勢轉變,美國開始轉變與中共之關係,於1972年簽署《上海公報》,此公報強調「一個中國」政策,中美雙方關係正常化後,中共藉此加入聯合國,並於1971年取得常任理事國之代表權。觀察此時期的戰略溝通依舊以軍事作戰為主,只是較為緩和,宣傳對象以軍政領導及軍公教人員為主。外交上,中共與美國互動逐漸頻繁。仍未具戰略溝通之完整全貌。
(三)逐漸緩和時期
自1979年至1987年。中共歷經10年「文化大革命」動亂,幾無餘力再談「解放戰爭」。1979年元旦,在鄧小平主導下,提出《告臺灣同胞書》,對臺實施「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政策,倡議「國共第三次合作」、「兩黨對等談判」、「三通四流」之後,宣傳對象除國民黨高層19,還向我國各階層、各官方業務部門;此時中共中央對我國方針有戰略性轉變,提出用和平方式解決臺灣,一改過去「解放臺灣」的口號20。此時期,兩岸為解決國家統一問題,一改以往的只是單向傳播、宣傳,已逐漸建立和諧而良好「雙向平衡對稱交流」之戰略溝通雛形。
(四)交流互動時期
從1987年至1998年。1987年11月我國在蔣經國的政策下,開放國人赴大陸探親,由探親而衍生的經貿、文化、宗教、學術、科技等交流頻繁。1988年以後,兩岸進入交流互動階段,我國日益民主化;另在中共領導人江澤民主導下,加強對我國各階層人民,如工商界、知識界、文化界人士和青年的宣傳、各在野黨和一切黨外勢力,多做爭取宣傳工作21。此時期兩岸戰略溝通逐漸成形,除軍事作戰(臺海依舊維持軍事危機),如過去江澤民時期,曾於1996年對臺試射飛彈;以及外交上(除美國外,互搶非洲及拉丁美洲邦交國)的衝突外,也擴及經貿、文化等面向,甚至溝通工具的靈活,以及溝通對象的逐漸廣泛。
(五)意識對抗時期
從1999年至2008年5月19日。1999年7月李登輝發表「特殊兩國論」,兩岸關係再度陷入緊張。2000年5月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遂於2002年8月3日提出中華民國與中共是「一邊一國」的宣示,引起中共強烈反應。2003年6月起我國掀起「公民投票」熱潮,其後「臺灣正名」運動。2006年制定「新憲法」,2008年建立「新國家」。中共於2004年5月17日發表強烈的「五一七聲明」22,並在7月於福建東山島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展示中共攻臺的能力與決心,以威嚇我國。2005年3月14日通過《反分裂國家法》23。2008年3月20日馬英九當選總統大選後國內政局相對穩定,然因我國新舊政府還未完成政權轉移,中共仍然將520前視為「臺海高危期」,因此美方對臺海情勢仍有顧慮24。
胡錦濤主政時,改採「和平發展」策略,對臺工作建立在江澤民時期既有基礎上,予以增新補舊。胡錦濤認為對臺動用軍事武力並不會改變兩岸關係,因此,塑造親民形象,積極拉攏臺灣民心。實施多項惠臺具體措施,如開放大陸居民來臺旅遊、臺灣水果零關稅銷往大陸、就讀臺灣學生實施與大陸學生標準同等收費、臺灣居民入出境提供便利、放寬臺灣民眾在大陸就業的條件等等,希望藉此爭取我國民心25。
(六)和平穩定時期
2008年5月國民黨馬英九當選總統,兩岸領導人(馬英九與胡錦濤)都有意追求和平並向對方「戰略溝通」表達善意。馬英九呼籲「兩岸不論在臺灣海峽或國際社會,都應該和解休兵,並在國際組織及活動中互相協助,彼此尊重。」他並強調,1992年兩岸曾經達成「一中各表」的共識,今後將繼續在「九二共識」基礎上,儘早恢復協商26。
習近平上任後,因其長期在福建、浙江等地擔任要職,擁有對我中華民國豐富的觀察經驗,基本上,並沒有改變統一我國的目標,只是改變戰略,更加運用戰略溝通策略。誠如林中斌教授表示:「習近平長期在福建、浙江等地擔任要職,擁有22年對臺的觀察經驗,胡錦濤十年任期內,許多對臺政策就是來自習近平的建議,尤其在『爭取臺灣民心』方面,獲得很大進展;習接班後,應會更積極,讓兩岸關係更往前進一步,且手法將更為細膩、多樣化。」27
肆、當前兩岸戰略溝通策略比較
兩岸對峙逾半個世紀,彼此對立多於合作、分離多於共識、情緒回應多於理智考量。兩岸關係複雜且多元,兩岸關係現階段,充滿許多不確定、不合理,以及不合邏輯的矛盾現象,即經貿商業熱絡景象、一般民眾間往來頻繁,但卻呈現政治、軍事、外交對立的現象。
一、兩岸戰略溝通策略之主體
兩岸當前戰略溝通策略,從主體上來看,就中共而言,中共要求其各級黨委和政府、地方和軍隊、社會各界都須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的統一部署,提高對臺工作重要性的認識,並相互協調,緊密配合。全面從政治、經濟、文化等綜合國力上加強對臺工作,另始終強調「要以武備為後盾,綜合運用多種途徑和方法,進一步加大文攻的力度,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實現。」28反觀我國,中央政府統合政府組織,而地方政府、各政黨,以及社會各界均無統一的部署,以及無整合跨部門機構與非政府組織,形成多元機制。
承上所述,中共對我國的主要組織為國臺辦,國臺辦負責對我國主要政黨如國、民、親、新黨及重要政經人士。國臺辦透過海協會舉辦中華文化夏(冬)令營,及由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舉辦學術研討會等。其他與國臺辦無隸屬關係,但與我國關係密切的單位,如全國臺聯、統促會、黃埔軍校同學會、中華海外聯誼會(海聯會)、中華民族團結進步協會、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民革臺盟、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宋慶齡基金會)、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全國青年),及全國政協港澳臺僑聯絡委員會等。其經費除由中共編列預算外,其餘部分亦由國臺辦提供29。顯見中共對我國戰略溝通策略雖主體上較為統合(國臺辦為主要),但對我國戰略溝通關鍵對象相對廣泛、多元;反觀我國對中共戰略溝通策略的主體為陸委會,但其對中共戰略溝通關鍵對象,則主要集中在中共黨中央、國務院等具影響力領導人。
換言之,中共為求解決「臺灣問題」,達國家之統一,戰略溝通範疇包括政治、外交、經貿、軍事、社會、文教等層面。透過「多層次、多形式、多渠道、多面向」的部署,以「縱深設置、橫向聯繫、彼此照顧」方式,依照「各有分工、各有側重、互相協作、互相配合」原則,建立涵蓋官方與民間各階層的全方位對臺工作體系30。而我國對中共戰略溝通範疇,雖然包括政治、外交、經貿、軍事、社會、文教等層面,但只要掌握住中共幾個主要關鍵對象,即具影響力的幾位領導人,即可達戰略溝通策略之目標。
二、兩岸戰略溝通策略之對象
中共對我國戰略溝通對象,隨著我國政治、社會的多元化,特別是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中共擴大對我國接觸與交流層面。使原本以國民黨高層軍政人員為主,漸以各政黨或以我全民為對象,如:我國政界(民進黨、親民黨、臺聯黨)、工商界(親藍、親綠)、工人、農民、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不管是本省籍、外省籍,都是其工作重點。甚至中共進一步擴大以原住民、客家族群、青年學生、南部民眾、媒體工作者和社運人士為爭取對象31。2014年3月18日發生太陽花學運,習近平主政,認為兩岸關係受益面不均衡,更多是大企業受益,中小企業和基層民眾受益則不明顯。因此,促使中共重新思考直接與我中華民國學生對話,甚至深入瞭解臺灣中小企業和基層民眾32。反觀我國對中共戰略溝通對象,隨著習近平主政後,其政治領導權力相對集中,我國接觸與交流層面,明顯以中共高層軍政人員為主。
三、兩岸戰略溝通策略關鍵要素
(一)在政治方面
兩岸在政治的戰略溝通策略上,我國自從「終止動員戡亂」起,就已經不再視中共為敵對國家,不過中共從來不宣佈放棄武力犯臺。中共對我國戰略溝通策略,堅持我中華民國必須承認「一個中國」來尋求解決政治僵局的努力,並且無可退讓。反觀臺灣的戰略溝通策略,受到主流民意的影響,即保持兩岸的現狀與政治制度的現狀。即使在民主制度的運作下,任何違背民意的政治主張都將失去政權,所以政黨或政治菁英份子都很難背棄民意,轉而接受「一個中國」政策。因此,兩岸在政治議題的戰略溝通策略上,臺海兩岸短期內勢必保持長久以來的僵局,無法獲得政治的重大的突破。
(二)在軍事方面
事實上,中共對我國戰略溝通策略,一直以來是以「一個中國原則」為主要核心內容,中共的軍事思維永遠脫離不了政治,甚至是政治的延伸。近年來,中共高度的經濟成長,使其獲得更多資源進行軍事現代化33。為因應戰略溝通需求,中共將軍事現代化置重點於訊息(資訊)領域,實現建設資訊化軍隊、打贏資訊化戰爭的戰略目標。
若中共一再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而我國隨著不同政黨,而有維持現狀及獨立的不同主張。這無疑使兩岸原本薄弱的政治互信,遊走在鋼索上,故兩岸在軍事議題的戰略溝通策略上,依附在政治上。若政治上無法獲得重大的突破,那兩岸間軍事上的戰略溝通策略將不能成形。
(三)在經濟文化方面
中共目前對臺文化及經貿交流視為是中共推動和平統一的兩大工作重心。在經貿方面,由於我國是個島國,其經濟發展相當依賴國際貿易。中共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已是一個具有潛力的開發中國家,並且成為世界各國爭相搶進的廣大市場,此經濟成長已成為我國企業投資中國大陸的誘因。因此,現階段中共對我國工作,以吸引臺商,強化民間經貿交流作為突破重點。
在文化方面,文化是一綜合力量,兩岸同文同種,有相同的宗教信仰、生活習慣與文化,文化之潛移默化作用,讓我國部分人民敵我意識也漸逐緩和。承上所述,兩岸經濟交流互賴加深,以及兩岸同文同種的文化背景,給中共文化上的戰略溝通提供一個有利的客觀條件,經由兩岸經濟與文化交流,加深了兩岸經濟與文化的連結,已成為中共對我國工作主要的戰略溝通策略。
(四)在資訊傳播方面
中共以宣傳起家,相當重視宣傳工作,宣傳已成為中共對我國戰略運用中重要組成部分。中共對我國不僅設置專屬廣播電台、平面媒體如報刊、書籍等進行文字圖片宣傳,甚至透過衛星電視頻道對臺從事影像宣傳,近年來,更以網際網路對臺宣傳。如2011年1月,「海峽之聲廣播電臺與臺灣《旺報》簽署新聞合作協定,實現了大陸廣播媒體與島內平面媒體的跨媒體合作」,做到臺網融合、臺報融合,講求傳播策略,形成全媒體時代對臺宣傳整體優勢34。顯見,中共對我國戰略溝通的資訊傳播目的,意在爭取民心,遏止臺獨。然而,由於我國為多元社會,人民的思想較為多元,中共對我國實施戰略溝通傳播,實不易滿足我國所有人的想法及需要,故其宣傳效果是否具實值有效,殊值得商榷。
就我國而言,雖然我國對中國大陸的宣傳工作也如同中共作法,均有設置專屬廣播電台、平面媒體,甚至也透過網際網路對中國大陸宣傳。然而,由於中國大陸的廣土眾民,以及大多數人民均無收音機、電視、電腦等,故我國對中國大陸宣傳的效果,易遭稀釋。然而,中共在廣播、電視、多媒體及網路技術的不斷研發及提升,期望使其戰略溝通之效能能逐步提高,也值得國人深自警惕。
伍、我國戰略溝通機制未來挑戰
兩岸關係存在著不解的困境,尤其臺海兩岸都把「主權」列為第一優先。換言之,若以不同型式的說詞當作解決臺海兩岸對話的「先決條件」或是「前提」,結果將衍生出政治僵局,導致軍事對抗與外交衝突。臺海兩岸朝和平的方向發展,較符合兩岸民眾的期待,也符合亞太區域及國際社會的期望。
近幾十年來,中共綜合國力已大幅提升,雖然短時間內,未能見到兩岸對峙格局的解除,我國若從傳統的軍備與中共競賽,將是非常大的負擔。若雙方遲遲都不致力於和平的努力,和平的契機可能會因為一連串的誤判與誤解而隨之快速的消逝,因此,應從「戰略溝通」重新調整。未來我國面對中共戰略溝通之挑戰,應有以下幾點值得我們思考:
一、向中共行銷民主價值
觀察當前中共的民主化,欲推動歐美的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可說是微乎其微。然這並不表示推動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就不無可能。近幾年來,我們歷經三次政黨輪替,中共對我國的策略也是不斷地調整,有愈來愈趨向傾聽我國人民意見與想法,甚至認清我國社會的多元化,對我國政策有針對不同政黨、不同族群、不同階層、不同區域特色,而有相對應的作法。綜上所述,民主化的精神包含有多元、尊重與包容,當人民享受自由的同時,也會創造出一個相對應與適合的多元社會。而兩岸的密切往來,確實使中共有受到我國民主化精神的影響,已漸漸有從量變到質變的可能,中共當局也漸漸地學會尊重與包容我國的多元與不同的意見。
二、與中共建立軍事安全機制
全球當前普遍的訴求為和平發展,加上中共改革開放以來,其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程度,而且中共正傾全力地積極發展經濟,以提升其綜合國力。其本身也不希望臺海兩岸因一場戰役,將數十年的經濟發展毀之一旦,導致中共因贏得一場戰役,卻輸了國家戰略全局。顯見,中共當局非常需要一個安定和穩定的情勢,故從當前兩岸不論從內外情勢來看,都禁不起一場戰爭的代價與損失。因此,中共雖不放棄武力犯臺,由於經濟現實需要,兩岸之間的戰爭,將使中共必須付出慘痛的代價,以及內部派系激烈的權力鬥爭外,經濟的發展也將會倒退數十年。因此,維持兩岸的和平,才是最佳的道路。
綜上所述,兩岸為維持和平穩定,除政治上建立互信機制外,軍事上也要建立軍事預警或軍事互信機制。由於軍事涉及層面廣,有關國家安全問題等敏感問題,兩岸始終未能進一步地談論。因此,兩岸須要軍事方面的戰略溝通策略,以達兩岸間的和平,唯有透過建立「臺海軍事安全諮商機制」,形成「海峽行為準則」,可進一步地深化兩岸軍事互信或預警機制,也更能進一步保障兩岸的和平,避免戰爭的發生35。
三、聯結民間力量發揚兩岸全民外交
全球化與中共崛起對我國固然充滿嚴厲之挑戰,但同時也充滿機會。只要我國能掌握趨勢,創新思維、靈活之戰略,順勢而為,才能尋求出路。回顧1991年後,我國逐漸地運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所累積力量,積極推動的務實外交作為,如金援外交、度假外交、典禮外交、過境外交、體育外交、學術外交、國會外交和政黨外交等36,甚至積極地在無邦交地區,爭取設置代表處、辦事處及領事館等駐外機構,為我國經濟、貿易、文化與科技等建立實質關係。反觀中共當局,面對我國外交上的積極務實策略,也展開外交攻勢反擊,具體目標在打擊臺灣。綜上所述,我國要在外交上能有所突破,勢必要與中共在外交上建立互信,即以戰略溝通機制,與中共當局建立兩岸的互信,手段採「全民外交」的戰略溝通策略。
換言之,「全民外交」即是民間社會的資源與網絡,甚至將非政府組織,納入兩岸關係當中。透過「全民外交」除與國際交流合作,也與中國大陸建立更多網絡與互信。進而再以我國外交政策的重要內涵「民主外交」與「人權外交」等,擴散至中國大陸各地,並將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做為與大陸社會溝通與合作之重要基礎。
四、善用網路社群進行資訊傳播
中共是以宣傳工作起家,隨著兩岸關係的和緩,中共對臺以戰略溝通為手段,不斷地釋出善意,很難讓來自民間的國軍官兵對中共產生敵意,危機意識自然降低,敵我意識模糊,甚至對中共的軍事威脅產生麻痹甚或認同中共的對臺措施而不自知。21世紀資訊溝通的掌握,就如同控制空氣一樣,將成為未來戰爭中成功的必要條件37。而我國政治作戰,透過網路資訊或網路社群媒體對中共進行宣傳工作,以及對國人進行心理防衛工作,可使臺灣面對中共的強大威脅,提高民眾的危機意識並支持國防,作出貢獻。
綜合上述,我國若能將戰略溝通運用於社群網路,必須從和平時期做起,從而延伸至戰爭階段,才能取得效果的一貫性與無縫接軌。因此,國軍應成立專門社群網路戰略溝通寫作小組,集合具有軍事、政治、心理、新聞等背景之軍(文)職人員,結合國內、外情勢,及我國的民主力量,凸顯兩岸生活制度與價值之分別。
陸、結語
臺灣自有歷史記載以來,就與大陸存在著臍帶關係。然而,兩岸政治制度的差異,影響民眾生活的基本型態。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視之,無論兩岸是否同屬一個國家,我國都擺脫不了大陸在政治、軍事、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戰略溝通是以政治、經濟、軍事等力量為後盾,經專門組織協調機構,綜合各部門、學科、技術和方法的運用,才能無障礙的溝通和協調。
因此,未來我國應整合陸委會、外交部、國防部、國安會、海基會等多單位,政府內部要有一個可跨部會階層,國家層級整體架構予以規劃,並與時俱進,以戰略溝通角度涵蓋軍事領域以外的戰略。此外,能以宏觀的角度來審度全域,進行國家階層及軍事階層的政治作戰。如此,政府才能全盤考量國家戰略、軍事戰略、戰術等不同層次的需求,整合政府不同部門、軍方與民間的反應管道及能力,才能有效齊一口徑,強化反制能力。此外,在與中共的接觸與協商上,不應局限於中央,而應該加以地方化、多層化、多角度與多邊化。非政府組織亦可以扮演臺灣多邊化戰略中的安全閥。
其次,和平解決臺海兩岸問題不但是臺灣追求兩岸解決方案的首要戰略目標,也是亞太區域國家,甚至國際社會所共同的期許。由於臺海兩岸極端的缺乏互信,所以兩岸的任何作為都可能引起對方的猜疑,甚至產生誤解與誤判而引發緊張關係。臺灣內部政黨對國家認同分歧、統獨意識形態爭辯、南北支持政黨分野、東西部開發程度差異。這些分歧、對立的多元內涵已經成為國家統合發展,臺海和平穩定的最大隱憂。事實上,兩岸交流在無「制度化」的情況下,隨時都可能因臺灣不同的政黨執政,因不承認「九二共識」,而任意終止兩岸密集的往來關係。
我國走向民主後,社會多元化,內部不同意見與主張的人或團體相當多元。這點對我國而言也是兩面刃,原因在於,雖然民主化後不利中共對我國實施戰略溝通;相對地,對我國自己本身,也不易凝聚向心。中共新一代領導人習近平上任以後,對我國政策,將會更強調多面向的戰略溝通。毫無疑問地,習近平對我國的戰略溝通要能突破,若無法與我國多數人獲得處理兩岸關係的新共識或前提,其戰略溝通終將失敗。另外,有一點值得觀察,即習近平上任後,延續「一個中國」,這個大格局的原則不變的情況下,大量啟用外交背景人士主導兩岸事務,是否其已深刻體悟到兩岸關係的複雜性,或者是中共當局認為對我國的戰略溝通運用手段、工具與方向,需要有外交、國際視野的人才。
歸結上述,我國在未來對中共戰略溝通策略之運用上,可以借力使力。即透過與各種多元勢力的交往,促使臺灣在大陸形成地方利益或整體利益,將可以適度地制約北京採取激進的軍事手段,甚至擴大兩岸之間的妥協空間38。其次,我國必須承認在硬實力方面無法與中共相抗衡,應採取「以智取勝」的國家戰略作為。正如孟子所說的「智者能以小事大」。面對中共強大的軍事威脅下,國軍對中共的警戒除了一日都不得鬆懈外,也要提升我國戰略價值與能力,如外交上,運用戰略溝通策略積極發展成為美國的利益而不是負債;政治上,提升我國的民主政治;經濟上,促進對中、美的貿易,擴大民間交流等;軍事上,加強國際軍事合作、協助反恐作為,如此方能確保國家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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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同註4。
註6: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DR Execution Roadmap fo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2006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6),p.3.
註7:Rosa Brooks, “Ten Years on: The Evolution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Operations since 9/11,”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Sub-Committee, July 12, 2011. At http://armedservices.house.gov/index.cfm/files/serve?File_id=467e4788-5b39-4c86-98d1-34bc6f43610b (Accessed May/20/2014)
註8:陳中吉,《反叛亂作戰與戰略溝通:以阿富汗戰爭為例(2001-2012年)》(國防大學政治系博士論文,2012年),頁23。
註9:同註8,頁159。
註10:Department of Defense, Report o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9),p.1.
註11: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Framework fo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2010),p.2.
註12:轉引自陳中吉,《反叛亂作戰與戰略溝通:以阿富汗戰爭為例(2001-2012)》(國防大學政治系博士論文,2012年),頁158-159。
註13: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Framework fo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2010),p.2.
註14:莫大華、陳偉華、陳中吉,〈第四代戰爭的理論發展與研究議題─以戰略溝通活動為例〉,收錄於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編《第十二屆國軍軍事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09年),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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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6:林碧炤,〈國際衝突的研究途徑與處理方法〉,《問題與研究》,第35卷,第3期,1996年3月,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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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9:如1979年1月鄧穎超發表「我們願意同臺灣有關方面包括蔣經國先生在內進行商談」;1982年7月廖承志發表「致蔣經國先生信」。
註20:郭瑞華,《中共對臺工作機制研究:政府過程的觀點》(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年),頁104。
註21:共黨問題研究叢書編輯委員會,〈中央臺辦關於加強對臺宣傳工作的意見〉,《中共對臺工作研析與文件彙編》(臺北:上海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頁254。
註22:《自由時報》,2004年5月18日,版3。
註23:〈中國反分裂法全文〉,《中央社》,2005年3月14日,http://tw.news.yahoo.com(檢索日期2015年5月20日)。
註24:《中國時報》,2008年5月3日,版A13。
註25:〈國臺辦:54項惠臺政策措施均已落實推動〉,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tai_gang_ao/2007-09/05/content_6667579.htm(檢索日期2014年6月20日)。
註26:《中國時報》,2008年3月5日,版A8。
註27:尹悅韓,〈林中斌:兩岸一國是習近平對臺政策序曲〉,多維新聞,2012年7月29日, http://taiwan.dwnews.com/news/2012-07-29/58792999.html(檢索日期2014年6月20日)。
註28:江澤民,《江澤民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360-361。
註29:同註19,頁306-307。
註30:同註19,頁3。
註31:林佳龍主編,《未來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臺北:財團法人臺灣智庫,2004年),頁248。
註32:范世平,〈學運後兩岸關係-繞過學運爭議 繼續推動交流〉,《旺報》,2014年5月7日,https://tw.news.yahoo.com/學運後兩岸關係-繞過學運爭議-繼續推動交流-215049462.html(檢索日期2014年6月20日)。
註33:Yang-Cheng Wang, China’s Defense Policy and Military Modernization,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 XIX, No.2, Summer 2007, pp.89-112.
註34:鍾志剛,〈強軍目標下對臺軍事宣傳的新探索〉,《軍事記者》,第11期,2013年,頁20-25。
註35:高永光,〈兩岸應避免軍事衝突〉,國政評論-憲政(評)093-138號,2004年11月,http://www.npf.org.tw/PUBLICATN/CL/093/CL-C-093-138.htm(檢索日期2014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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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7:國防部,《心理作戰》(臺北,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1998年),頁506。
註38:李英明,〈鄧後大陸情勢與兩岸關係研析〉,《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4卷,第2期(臺北市: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5年12月),頁87-88。

公告日期: 2017-02-17

供稿單位: 司令部/督察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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