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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新型大國關係」外交戰略的意涵(高志雄)

中共「新型大國關係」外交戰略的意涵
The implications of China’s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foreign strategy
海軍上校 高志雄 Kao Chih-Hsiung
提  要:
自1978年以來,綜觀歷任中共領導人所提出的外交戰略,莫不是為了營造有利於中共整體國力發展的階段性國家戰略作為;不過中共真正需要的是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所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戰略思維。這個理念一旦實現,不但得以為中共擺脫強權崛起的枷鎖,更能對於現世的權力平衡引發重新構建的關鍵作用。本文將就美、中現世因素與戰略轉變,探討「新型大國關係」對於全球權力體系結構改變的影響。
關鍵詞:新型大國關係、一帶一路、亞投行、亞太自由貿易區
Abstract
Since 1978, the foreign strategy proposed by Chinese leaders were aimed to create an advantageous situation to establish 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of China. However, what China really needs is the strategic thinking of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proposed b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gpin. Once this concept has been realized, China can not only be free from the restraints of the rise of great power, but also trigger the re-establishment of current balance of power. This article is focused on current key factors and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nd explores the impacts of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on the change of global power structure.
Keywords: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One Belt One Road;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FTAAP)

註:本文曾於2015年10月3日,參加中國政治學會2015年會暨「東西方文明衝突下的政經多樣性與政經發展」國際學術研討
        會完成發表。

壹、前言
綜觀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所提出的「冷靜觀察、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決不當頭、有所作為」,強調凡事絕不當頭,透過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積極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1;到江澤民時代的「新安全觀」推展建構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國際關係策略2;以及胡錦濤時代的「三鄰政策」強調睦鄰、安鄰、富鄰為原則3,並以「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為理念的外交政策推展,莫不是為了營造有利於中共整體國力發展的階段性國家戰略作為。進入21世紀後,中共的綜合國力逐步提升,造就可觀的經濟、科技成就與軍事現代化成果,在當今的國際政治與經濟領域中已佔有不可動搖的重要角色。隨著快速增長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中共的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對於鄰近國家的威脅日益擴大,雖然中共處心積慮營造有利於綜合國力發展的和諧環境,但似乎仍擺脫不了崛起大國終究會遭受現存強權圍堵的歷史宿命。
而自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後,形成「一超多強」的世界格局,位處「單極世界」頂端的美國,對於霸權地位之維護乃視為首要任務,並將崛起的中共更引為區域甚至世界大國中安全領域最重大之事態4,因此,美國對中共的戰略由「聯中制蘇」,轉變為對中共遏制加接觸,視臺灣為圍堵中共的戰略要域,並強化「以臺制中」的力道5;前述對中共戰略的重大轉變,可由冷戰時期美中所簽訂的三個聯合公報6,比對冷戰結束後老布希政府通過「關於臺灣前途政策」的第285號修正案7,及柯林頓政府明確抬高「臺灣關係法」的地位中窺知8。然而,處於霸權地位的美國,雖然長期享受著掌握世界經濟與資源所帶來的豐碩利益,卻也得為了捍衛霸權地位,而必須有效的維持世界局勢平衡而付出代價;自2001年發生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以來,美國經歷了阿富汗以及第二次波斯灣戰爭,截至2014年,不僅尚未從阿富汗戰爭的泥沼中脫身而出,更陷入了另一個伊斯蘭國的反恐戰爭中。長期處於戰爭狀態的結果,使美國必須耗費龐大的軍事經費來維持戰爭支出,促使了美國國債高築、經濟陷入衰退的惡性循環。因此,美國不得不藉由繼續改善美中關係,來協助應對當前區域穩定的威脅與挑戰,轉向與崛起中的中共尋求戰略合作。
這也正應合了崛起中強權的需求;不過中共真正需要的是2013年6月7日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加州高峰會時所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戰略思維;並在2014年11月12日「歐習會」中與歐巴馬確認了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重要核心內涵。歐巴馬表示,美方沒有圍堵或妨礙中國統一的意圖,美國對於臺灣問題的立場並沒有改變,美國不會支持臺灣獨立,堅定支持兩岸改善關係的立場9。至此,美中關係已邁入了一個不同於歷史大國關係的嶄新局面。
貳、背景與內涵
學者趙明昊援引蔡娟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鑄就中國夢〉文中的看法:「外交是內政的延伸」,要理解中共外交的新思維以及新型大國關係理念,必須要認清中共在未來5至10年,甚至更長時期的國家政策主要目標;簡而言之,中共規劃未來內政主要目標為實現「兩個一百年」,與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所謂「兩個一百年」的目標意涵,就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的時間點上,實現生產總值及城鄉居民平均收入比對2010年時期成長百分之一百,以全面建構小康社會;期許在中共建政一百年時,將中國大陸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與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趙明昊提到:習近平曾在不同的場合中強調,要實現「中國夢」需要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與周邊安全,中共將堅持透過和平發展方式來實現「中國夢」。趙明昊認為,為了更加積極的實現「兩個一百年」的目標以及為「中國夢」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中共現正籌劃與實施第二版的和平發展戰略。自中共建政後到1970年代所推動的「生存外交」,演變為為了因應改革開放所實施的「發展外交」,促使了中共實現在和平發展的狀況下全力發展國力,現今為了擺脫「修昔底德陷阱」10的大國崛起宿命11,則必須邁向「大國外交」。這是欲於理解「新型大國關係」理論與內涵所必須探討的重要背景12。
事實上早在1953年12月31日,中共總理周恩來在中共與印度對於西藏地區的問題舉行談判時,就曾首次提出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等五項理念,史稱「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是一項近似於「新型大國關係」的外交理念;並在1954年先後與印度及緬甸總理發表聯合聲明,確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指導兩國關係,並做為指導一般國際關係的原則13。而此項理念更在萬隆會議中得到了具體的回應與發展,1955年4月18日,29個亞非國家代表團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召開亞非會議(Asian-African conference),又稱為萬隆會議,中共總理周恩來在其中《關於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的宣言》,更基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進一步地提出了處理國際關係史稱「萬隆精神」的十項原則。這十項原則分別為14:
1.尊重基本人權、尊重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
2.尊重一切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3.承認一切種族的平等、承認一切大小國家的平等。
4.不過問或干涉他國內政。
5.尊重每一國家按照聯合國憲章單獨地或集體地進行自衛的權利。
6.不使用集體防禦的安排來為任何一個大國的特殊利益服務;任何國家不對其他國家施加壓力。
7.不以侵略行為或侵略威脅,或使用武力來侵犯任何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
8.按照聯合國憲章,通過如談判、調停、仲裁或司法解決等和平手段以及有關方面自己選擇的任何其他和平手段來解決一切國際糾紛。
9.促進相互的利益和合作。
10.尊重正義和國際義務。
這十項原則就此在國際上被普遍認知為處理國與國關係的重要準則與基礎,而數十年來也一直發揮著積極的影響力,「萬隆精神」對於當今各國處理國際事務、解決國際爭端實具有重要的實質意義。
直到中共崛起,展現出經濟與軍事大國的姿態後,世界各國開始紛紛意識到潛在的中國威脅,也各採取了程度不一的經濟防範措施與外交策略;再者,由於中共一直以來以世界工廠的角色來推動經濟發展,已面臨了經濟發展上的瓶頸,而在中共的「十二五規劃」中,亦面臨經濟轉型與向海外發展的需求。因此,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於2009年11月15至18日,在接受美國邀請的國事訪問時機,為謀求改善中美關係發表了五項美中兩國聯合聲明,深化了傳統大國之間的合作:
一、美國與中共的關係
兩國領導人之間的定期交流對美中兩國關係的長期、健康和穩定的增長至關重要;並同意在平等和互惠的基礎上深化反恐磋商與執法合作。
二、建立並深化雙邊戰略互信
雙方都認為對於處理事關全球穩定與繁榮的重大問題上,具有廣泛的合作機會與必須共同面對的責任。雙方應進一步加強協調與合作,共同面對挑戰,以促進世界的和平、安全與繁榮。
三、經濟合作與全球復甦
中美雙方決心共同努力,實現更為永續與平衡的全球性經濟增長。
四、區域和全球挑戰
當國際環境發生複雜而深刻變化的時候,美中雙方都有責任合作解決區域和全球安全挑戰。
五、氣候變化、能源和環境
雙方就氣候變化問題舉行了建設性和富有成效的對話15。
而「新型大國關係」這一政策理念的產生,始自時任中共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於2012年2月訪問美國期間所提出。同年11月7日,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亦在美國總統歐巴馬的連任賀電中表示,在最近四年來,美中就「探索建構新型大國關係達成共識」16。中共認為中國大陸已經是大國,過去兩國之間的關係應該要重新調整,美國需要更加尊重中共的核心利益。2013年1月21日於歐巴馬總統續任就職當天,中共外交部再度表示,希望雙方能夠繼續致力「探索建構新型大國關係而努力」17。2013年6月7日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與美國總統歐巴馬實施加州高峰會時,正式提出中美雙方可以走出不同於歷史上大國衝突、對抗的新道路;闡釋其內涵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18。對此,美國國安會顧問萊斯(Susan E. Rice)亦曾表示,未來美、中兩國可以在彼此利益重疊的領域上深化合作,包含北韓的無核化、和平解決伊朗問題、阿富汗的穩定與安全,以及結束蘇丹衝突等問題19。復於2014年11月12日,美國總統歐巴馬應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邀請,在北京所舉辦的第22屆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會後實施國是訪問,在此次「歐習會」雙方就中美關係,以及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與區域問題實施了坦誠與深入的意見交換,並確認了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六個重要核心內涵,成為未來中美雙方推動「新型大國關係」重點建設的六個方向20:
1.加強高層溝通和交往,增進戰略互信。雙方應該更加發揮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人文交流,高層磋商等機制性對話的作用。
2.在相互尊重基礎上處理兩國關係。中美應尊重彼此主權和領土完整,尊重各自選擇的政治制度和發展道路,不把自己的意志和模式強加於對方。
3.深化各領域交流合作。雙方應該擴大和深化經貿、兩軍、反恐、執法、能源、衛生、基礎設施等重要領域務實合作,為兩國關係注入新的動力。積極促進兩國政府、議會、地方、智庫、媒體、青年等各界交流,夯實兩國關係社會基礎。
4.以建設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問題。雙方應該堅持通過對話協商,妥善處理敏感問題,不做損害對方核心利益的事,全力維護兩國關係穩定發展大局。
5.在亞太地區開展包容協作。雙方應致力於在亞太地區開展積極互動,鼓勵包容性外交,共同為地區和平、穩定、繁榮發揮建設性作用。
6.共同應對各種地區和全球性挑戰。中方願同美方加強在伊朗核子問題、朝鮮非核化、阿富汗等地區熱點問題以及反恐、氣候變化、傳染病防控等全球性問題上的溝通、協調、合作。
美國總統歐巴馬也表示願意同習近平主席繼續保持這種坦誠與具有建設性的交流和溝通,而對於習近平所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六個重要核心內涵,他的具體回應為21:
美中建交35年來,兩國關係取得長足進展,為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我期待美中關係發展為兩國、為世界帶來更多福祉。我非常重視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主張和建議,贊同加強交流對話,增進瞭解互信,擴大互利合作,建設性管控分歧,共同推進美中新型大國關係。我願意重申,美國歡迎和支持一個和平、繁榮、穩定、在國際上發揮更大作用的中國,這符合美國的利益。美方沒有圍堵或損害中國統一的意圖。美方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沒有變化,美國不支持「臺獨」,堅定支持兩岸關係改善,希望這一勢頭繼續保持下去。美方承認西藏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不支持「西藏獨立」。美方支持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希望雙方採取進一步措施,促進雙邊貿易平衡增長,加強農業、糧食安全等領域合作。美方支持兩國民間交往。美方歡迎美中兩國軍隊關係取得進展,希望兩軍在更廣泛領域加強交流、對話、合作,避免誤判,防止衝突。美國有誠意同中國大陸在亞太構建合作而不是競爭的關係,共同維護地區安全穩定。
兩國元首就加強雙邊、地區與全球合作實務達成了多項的重要成果及共識,也同意針對雙邊投資協定加快談判進度,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隨著本次「歐習會」的結束,進而推動了中共與美國兩國之間關係的發展面向,大國關係似乎從此邁入了另一個新世紀的里程碑。就如同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在《世界秩序》中所言:「新型大國關係是避免歷史悲劇的唯一之路」。綜觀在歷史上約15次的新興大國崛起中,有11次與既有大國發生了衝突與戰爭。然而,歷史事件乃為特定時代的產物,在當今的世界中,大國之間不再只有這個選項,中共以堅持和平發展的理念正在和其他大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也就是要打破歷史上大國之間衝突、對抗的宿命,走出一條合作共贏、互惠共榮的歷史新路;而近代的大國發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伴隨著對於市場和資源擴張的需求,使得各國在彼此之間加深了對於各個領域方面的相互依存度,相互之間的共同利益往往超越了在意識形態以及地緣戰略上的矛盾,也逐步消弭化解了衝突的可能性,使得建立新型的大國關係成為可能22。
參、戰略意涵
學者孫哲在《亞太戰略變局與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中提到,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在《論中國》一書中曾援引美國陸軍軍事學院教授大衛‧賴的理論,認為中國式的治國之道秘訣是講究務實和耐心的戰略頭腦。他把西方國家的戰略思維比喻成下國際象棋,講究的是致命性的武力打擊與英雄主義的勝利,勇於硬碰硬和畢其功於一役的關鍵決策;而反觀中國式的戰略則像下圍棋,不在意於眼前之得失,而強調要慢慢的積蓄力量,以形成對於對手的優勢,以勢取勝。國際象棋在戰略運用上較為狹隘,而圍棋卻能展現戰略上的靈活性,把圍棋與象棋比喻在中美關係與亞太變局上,確實具有其戰略寓意23。
隨著蘇聯的解體與冷戰結束後,美國開始重新思考全球的地緣政治趨勢,認為必須維持歐亞大陸的地緣戰略情勢,以防範任何國家有機會挑戰美國的優勢地位。但在「911」恐怖攻擊事件後,促使其先後發動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而主要的戰略重心則聚焦於南亞與中東地區24。2009年美國總統歐巴馬上任後,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曾多次在演說中指出美國重返亞洲政策;2011年11月10日政策發表「美國太平洋世紀」(America's Pacific Century),也正式勾勒出了美國「轉向」(Pivot)、「再平衡」的亞洲政策25。2011年12月17日,歐巴馬在澳洲國會發表演說,進一步表示在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進入尾聲之際,華府將把資源與戰略重心重新聚焦在亞太地區26。2012年美國國防部公布軍事戰略報告,指出從西太平洋及東亞到印度洋地區與南亞所形成的弧形地帶,是美國經濟與安全利益密不可分的區域,強調亞太地區的戰略重要性27。特別是在西太平洋的弧形地帶上,中共已逐漸成為區域內強權,其軍力現代化不僅威脅美國在此區域的重要利益,亦可能危害長期以來維持穩定的聯盟架構,並對區域的權力平衡產生嚴重挑戰28。在經濟層面上,美國聯合澳洲、汶萊、馬來西亞、紐西蘭、新加坡、越南等國推動「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談判29;在軍事層面,著手調整其亞太區域的軍力部署,包括在琉球與關島派駐多種新一代軍機,在新加坡派駐新一代艦艇,也輪調部隊進駐菲律賓,並在澳洲的達爾文派駐2,500名陸戰隊30。
面對美國如此強勢的亞太戰略佈局,中共從國家發展的戰略選擇而言,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其實是為了避免中美兩國之間的關係導向歷史上多次出現的大國對抗,因為爭奪勢力範圍導致軍事擴張,進而形成衝突爭霸的傳統關係模式,以致於和平發展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進程因此被打斷;而處於開發中新興經濟體的中共,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把中國大陸的發展定位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把國家戰略的核心定位於經濟建設,把自我身分定位於經濟開發中國家。也由於中共堅持了這樣一種基本的自身定位,使得中國大陸在過去的三十多年裡獲得了舉世矚目的綜合國力發展,而這樣的一種身分定位具卻有特殊的戰略涵義。首先是積極參與世界的經濟發展歷程:世界經濟體系的規則和制度是已開發國家所制定的,對身為開發中的國家具有不利的地方,必須以經濟安全的角度來考慮這些因素;其次是尋求國際間以及區域性合作:從國家直接利益的角度上來看,中國大陸需要維護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的穩定,從以鬥爭為核心的戰略觀,轉變為以合作為核心的戰略觀,以積極參與國際體系運作、擴大國際間合作範圍,來加大與建立自身的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並且把外交工作和國際戰略的考量重點,置於維持有利於中共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方面,藉著充分的參與,中共得以體制內國家的身分來發揮影響力,改革國際制度31。
再就區域安全的觀點來看,亞太地區是中美利益匯合的地區,中美分處太平洋兩岸,是當世最大的開發中和已開發國家,也是經濟總值最大的兩個國家。隨著中共實力和影響力迅速增長,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程度也發展到更深的層次,中美在亞太地區互動增強以及利益匯合點增長,相對的矛盾也隨之增多。由美國所建立的區域安全秩序和中共所引領的區域經濟整合,需要彼此間相互協調和適應,因此維護中美關係之間的穩定就格外重要,中美關係穩定則亞太地區穩定,亞太地區必須成為中美合作的場域,中美之間需要拓展合作領域、擴大共同利益;而這一切的前提需要協調中美戰略政策,藉以維護地區和平穩定,並得正視中美利益分歧以妥善處理矛盾衝突,通過協調戰略、加強溝通以增進雙方的互信。有鑒於此,故中共藉由推動「新型大國關係」用以拓展中美在亞太地區的良性互動,來保障政治穩定、促進經濟以及整體國力的持續發展32。
肆、中共的戰略佈局
2013年以來,亞太地區的安全環境受到兩股力量的推動。一邊是美國深化亞太再平衡戰略,通過加強在亞太地區的直接軍事存在、強化亞太雙邊同盟體系以及積極打造以東亞雙邊同盟體系為基礎的「小多邊機制」,試圖對中共形成更大的戰略壓力;另一邊則是中共以積極的姿態推動大國與周邊外交,即以協調與美國關係為出發點提出構築新型大國關係,化解矛盾並積極運籌國際外交,以「新安全觀」為方針尋求建構新型亞太安全架構,並推動與東南亞、南亞和中亞地區的經濟聯繫33。
自習進平於2013年6月7日正式提出「新型大國關係」後,中共所釋放出的善意,使得美國重新思考中美之間的全球合作議題與應處之道,因此對於中共崛起的壓迫力道有了暫時趨緩的態勢;緊接著中共就乘勢將一連串貫通歐亞大陸以及結合亞太各國經濟利益,具有相互關連、關係緊密特性的區域性經濟戰略,配合由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在不同的國際場合以及外交出訪時機中提出,為各個出訪國家以及國際會議的參與國營造了互聯互通、共建共享的發展願景,令各國趨之若鶩紛紛響應這些由中共所推動的劃時代經濟合作戰略。
一、「一帶一路」戰略
自習進平於2013年6月7日提出「新型大國關係」後,中共就積極展開以區域性合作為主導的戰略布局。同年9月藉由出訪哈薩克時機,提出了共同建設道路聯通,以及貿易與貨幣流通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倡議;復於10月3日出訪印尼時,進一步提出了中國大陸規劃加強與東協國家之間的互聯互通建設,期盼共同創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34。中共的這兩項劃世紀創舉合稱為「一帶一路」戰略。
在這個被喻為「中國版馬歇爾計畫」35的「一帶一路」戰略中,陸上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規劃從西安出發,沿河西走廊抵蘭州、穿過天山兩麓的烏魯木齊,途經中亞的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塔吉克、伊朗,由西亞的土耳其進入歐洲,繞道莫斯科後轉向至德國經大西洋岸的荷蘭鹿特丹,再下行地中海畔的義大利威尼斯;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則由大陸福州出發,經泉州、廣州、湛江、海口、北海至越南,取道麻六甲馬來西亞、印尼,西進緬甸、孟加拉、印度、斯里蘭卡,再至東非肯亞後進入地中海希臘,向北抵歐洲義大利36。2015年3月28日中國大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內容強調「一帶一路」秉持開放的區域合作精神,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積極推動沿線區域國家的戰略發展結合,建構全方位、多層次、複合型的互連互通網路夥伴關係,發掘區域內市場潛力、促進投資與消費、創造需求就業機會,讓各國人民相逢相知,達成共享和諧安寧與富裕的生活37。
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上來看,「絲綢之路經濟帶」貫通了歐亞兩大洲,可望造就歐亞大陸陸運交通以及經濟發展的整合趨勢;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則是藉由海路部分加強海上運輸建設,來連接歐亞非3大洲,並與陸路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在歐洲義大利形成對接,使得未來歐亞大陸得以透過快速綿密的海陸交通網絡相互連結,達成無國界的經濟整合態勢。因此,「一帶一路」戰略正是中共以跨區域的經貿政策,結合現行多邊貿易體制,透過加強建設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來連貫歐亞兩大洲的交通網絡以及經濟發展需求。期能藉由參與投資沿線發展中國家之基礎設施建設來擴大內需,彌補中國大陸國內過度投資、生產過剩所面臨的成長動力衰退;其次,西向以及南向的發展策略亦有助於推動中國大陸各省份與沿線國家之經貿往來,並有效推動各項基礎設施的建置,打開西部地區連接境外國家的發展通道,以此來改善東西部長期發展不均衡的問題;再者,藉由頻繁的交通網絡與經貿拓展,來加深與沿線發展中國家的多樣性互賴結構與相互依存度,在持續的文化交流與經貿發展共享中加速人民幣國際化,提升中共對於區域各國的政經影響力與國際地位,並得以鞏固各項發展所需的能源運輸以及海上交通安全。
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接續「一帶一路」戰略提出後,為加深區域性多樣互賴結構,中共復於2014年10月24日在北京舉行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AIIB)備忘錄簽約儀式,計有26個意向創始成員國共同簽下備忘錄,擬訂亞投行的法定資本為1,000億美元,中共承諾出資50%以上,將結合「一帶一路」戰略投資公路、鐵路、發電廠和電信網絡建設等亞洲地區基礎設施領域38,總部將設在北京,預計2015年底前投入運作,並訂定2015年3月31日為亞投行創辦成員國申請期限;時至2015年4月15日中共公布確認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涵蓋五大洲,包含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共計57國意向創始成員國39,其中包含了英、法、德、義、澳等以美國為首的友盟國家。
歐洲各國不顧美國反對紛紛加入的原因,乃是著眼於未來「一帶一路」所倡導區域互聯互通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也直接關係到各國未來發展的重大經濟利益。經統計亞太地區目前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高達8兆美元,具有潛在的巨大發展空間,但卻遠超過了亞洲開發銀行的貸款能力;而中共亞投行以基礎建設為投資目標,支撐「一帶一路」戰略計畫,便成為吸引沿線的開發中國家積極參與的原因;其次,這些國家長久以來不滿世界銀行以及亞洲開發銀行對於貸款國的附加要求,如環保議題及政府管制等,因此亞投行的設立就可成為他們另一個國家發展資金籌措平台40。此舉,不但讓中共擴大了對於世界金融體系的影響力,而對於美國所領導的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而言,更帶來了直接的威脅;透過成立新的國際金融組織,將可為中共積極參與國際多邊財經合作,改革國際經濟秩序提供了新的戰略平台,並對於中共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和主導權,具有深遠的意義41。
三、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FTAAP)
2014年11月11日,亞太經合組織(APEC)在中共主導下,21個成員體領袖(代表)高峰會議通過《北京綱領》和《亞太夥伴關係聲明》兩份文件,決議啟動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進程42。
FTAAP最早於2004年在APEC會議由亞太經合組織企業諮詢委員會(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ABAC)提出,然而此提案當時並未受各成員體領袖所重視;直至2006年,由布希政府於APEC中提出一份正式的FTAAP可行性的研究報告,此舉引起了APEC各成員體的關切與注意,開啟了FTAAP列入APEC議程中討論的新局面;但後來歐巴馬總統對FTAAP並不感興趣,認為在21個發展程度不一的亞太經濟體之間,欲推展FTAAP恐將遙遙無期,故轉向追求建構「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時至2014年,中共為了避免美國藉以TPP來主導亞太地區之整合,利用身為APEC會議主辦國以及經濟大國的優勢,在不顧美國的反對下,於雙部長會議促成了中共主導的北京路徑圖(The Beijing Roadmap for APEC’s Contribution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TAAP)誕生43。這一次的部長《聯合聲明》充分展現出中共主導的特色,其中,在高達上百項的合作倡議中,逾半為中共所提出。依據北京路徑圖的規劃,APEC會盡快啟動FTA的共同策略研究、組建成員能力及信息共享機制,並由APEC旗下的貿易投資委員會於2016年底前完成,提交2016年AEPC部長會議及領袖會議執行。另外,北京路徑圖也指明FTAAP建設將藉由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的基礎來達成FTAAP的目標44。
FTAAP其基本成員就是APEC各成員體,不但涵蓋了太平洋三大經濟體,也包含TPP及RCEP各成員國以及印度,占全球GDP產值約60%,貿易額約46%,影響所及約全球40%的人口,在世界經濟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中共藉由主導FTAAP來整合亞太地區各式的自由貿易協定,不但把中國大陸形塑為亞太地區經貿整合的中心,也藉此弱化了由美國主導的TPP談判之優勢地位。
在美國對於亞太地區強勢的權力平衡作為下,中共一方面提出了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來擺脫歷史上大國崛起的枷鎖,另一方面則積極提出以中共為主的區域性經濟合作組織,在不破壞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前提下形成區域性的多樣互賴結構,弱化了美國所建立的友盟關係,也謀求突破美國在亞太地區逐步加重的圍堵趨勢;此舉,不但讓美國強大的軍事武力無從著力,更侵蝕掉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利益。
伍、結語
隨著世界各國在經濟上的持續發展,國際上的經濟交流與合作也隨之擴大,進而深化了各國之間經濟與利益的相互依存度。進入1990年代後,世界各國經歷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由於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導致國家安全的重心逐漸形成了由軍事安全趨向國防安全,再轉向經濟安全的轉變,經濟安全在各國國家安全中的地位得到進一步強化。學者曹峻在《全球化與中國國家安全》一書中提到了一段膾炙人口、發人省思的觀點:
「在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兩大主題的背景下,各國政府普遍認識到:當今世界的國際較量,已經不再以過去那種窮兵黷武式的軍事衝突為首要特點,而是在經濟實力上一比高低。過去靠軍事手段沒有達到的目的,今天都可能通過經濟手段得以實現45。」
檢視中共《國家安全藍皮書—中國國家安全研究報告(2014)》,不僅以「向東亞經濟組織滲透、將上海自貿區提升為國家戰略,關於絲路經濟帶等經營周邊的做法,都是為更好融入全球和區域經濟的努力」為戰略目標;對於歐盟、中俄、中印、東協、中亞地區,乃至於對美國的戰略發展,無不以擴大經濟合作發展為主軸,加深區域間的經濟依存度,並以建立友好的戰略夥伴關係為主要考量46。據此,比對現世中共在全球經濟發展的實際作為上來看,下著國際圍棋的中共,欲以經濟力量替代軍事作為爭取世界強權的野心已昭然若揭。
國際象棋在戰略上較為狹隘,而圍棋卻能展現戰略上的靈活性。美國白宮亞洲事務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主任艾文‧梅德羅斯〈Evan S. Medeiros〉曾在2009年提到:近年來,中共不斷擴大並且積極的參與國際活動已經成為全球事務最重大的趨勢。中共積極投入的身影遍及世界各地,改變了全球對於中共的觀點,也對於國際社會產生影響力,而中共是如何界定其策略目標?以何種手段追求?中共圖謀的究竟為何?以及中共是否意欲逐步削弱美國對於世界的影響力47?時至2015年,他所預測的問題似乎可在中共所推行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一帶一路戰略、AIIB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以及FTAAP亞太自由貿易區這些國際行為中找到端倪。中共以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來確保這些區域經濟架構的順利推行,推動整體國力的持續發展,再藉由經濟相互依存形成區域性多樣互賴結構,進而建立區域性的影響力,得以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中、美地位,而非全由美國主導。這是亟欲維護全球霸權下的美國國家戰略所難以預測的行徑,中共排除現實主義的對抗,以經濟優勢架構了歐亞體系的多樣互賴結構,表面上並沒有挑戰美國權力和影響力的意圖;但事實上,全球資源是有限的,資源分配與攫取本身就是一種零和的競爭,在中共大力的建構經濟戰略與合作組織形成區域互賴結構的同時,已不斷地侵蝕掉美國的經濟利益與全球影響力,然而美國對此卻無從著力,來阻止如此對於美國以外國家的「善意行為」。
全球的權力版圖正在變動,繼而成形中的是多極化的權力體系結構,中共在全力實現「中國夢」的同時,中美之間勢必難以發生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導致無謂的國力消耗,喪失了難得的發展機遇;而面對臺灣問題又何嘗不是如此,非到不得已中共決不會輕啟臺海戰端。林中斌在2004年曾撰文表示:「中國以軍事為後盾,經濟文化為前鋒,其大戰略是不戰而主東亞。今天要修改為:不戰而主歐亞。」48;因此,我們應該認清楚這個事實,積極推展參與各項區域經濟合作體制,從政、經、心、軍上重新調整我國國家戰略,不再受限於仇視中共的思維。如此,方能在未來國際權力板塊變動下,獲取最大的國家利益。
<參考文獻>
一、中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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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文資料
(一)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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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鄧小平,《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21。
註2:王存剛,〈江澤民的新安全觀及其成功的實踐〉,《理論與現代化》,第1期,2004年1月,頁19-23。
註3:許志嘉,〈中國新睦鄰外交政策:戰略意涵與作為〉,《遠景基金會季刊》,第8卷,第3期,2007年7月,頁45。
註4:張登及,《建構中國》(臺北:揚智文化,2003年),頁53。
註5:葛東昇,《國家安全戰略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139。
註6:美中三個聯合公報,這三個公報分別是尼克森政府於1972年2月28日所簽訂的《上海公報》、卡特政府1979年1月1日簽訂的《建交公報》、以及雷根政府1982年8月17日簽訂的《八一七公報》,這三個公報是中美在冷戰時期開啟對話和關係正常化的重要基礎。
註7:老布希政府於1991年通過〈關於臺灣前途政策〉的第285號修正案,據此美國大幅提升對臺軍售水準。
註8:柯林頓政府時期對於《臺灣關係法》的地位表示,在法律上優先於《八一七公報》;並說明前者是美國的法律、後者為政策聲明。
註9:王爽,〈習近平強調從6個重點方向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建設〉,《新華網》,2014年11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1/12/c_1113220972.htm>。
註10:是指一個新興崛起的大國未來必然會挑戰現存大國的權力版圖,而現存大國因為受到權力挑戰的恐懼,也必然會本能性的來回應這種挑戰威脅,如此競爭的結果將使得戰爭變的不可避免。這一概念來自修昔底德的名言「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和因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
註11:趙明昊於〈新型大國關係的理論構建與現實意義〉中,對此闡述為「一個具實力快速增長的崛起國,挑戰一個長期佔據全球霸主地位的霸權國,在崛起國和霸權國實力日益接近時,若不是崛起國在進攻是最好防守的信念主導下主動挑釁,那麼則是霸權國為了打壓崛起國而不惜先發制人。如此,兩國之間的碰撞、攤牌乃至全面激烈的武裝衝突似乎不可避免」。
註12:趙明昊,〈新型大國關係的理論構建與現實意義〉,張潔主編,《構建新型大國關係與塑造和平的周邊環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頁 26-28。
註13:楊立傑、王翠蓮,〈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新華網》,2004年6月9日,<http://big5.news.cn/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06/09/content_1515866.htm>。
註14:楊立傑、王翠蓮,〈萬隆會議(亞非會議)〉,《新華網》,2005年4月11日,<http://big5.news.cn/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4/11/content_2813794_1.htm>。
註15: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U.S. China Joint Statement,”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17, 2009,<https://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us_china_joint_statement>。
註16:張威,〈胡錦濤致電祝賀奧巴馬當選連任美國總統〉,《新華網》,2012年11月7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1/07/c_113631547.htm>。
註17:中國大陸外交部,〈2013年1月21日外交部發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記者會〉,2013年1月21日,中國大陸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mfa_chn/fyrbt_602243/t1006882.shtml>。
註18:楊潔篪,〈跨越太平洋的合作-國務委員楊潔篪談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安納伯格莊園會晤成果〉,中國大陸外交部,2013年6月9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wjdt_611265/gjldrhd_611267/t10489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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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江鑫嫻,〈習近平提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六重點方向〉,《文匯報》,2014年11月13日,<http://paper.wenweipo.com/2014/11/13/CN1411130006.htm >。
註21:王爽,〈習近平強調從6個重點方向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建設〉,《新華網》,2014年11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1/12/c_1113220972.htm>。
註22:魏夢佳、趙卓昀,〈APEC會議:中美俄元首會晤透露大國關係新內涵〉,新華網,2014年11月12日,<http://news.xin huanet.com/world/2014-11/12/c_1113219382.htm>。
註23:孫哲,〈新型大國關係的期待與困境〉,孫哲主編,《亞太戰略變局與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北京:時事出版社,2012年),頁1-2。
註24:謝茂淞,〈美國亞太「再平衡」軍事部署下的臺灣地緣戰略〉,《國防雜誌》,第29卷,第4期,2014年7月,頁66。
註25:Hillary Rodham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10, 2011 ,<http://www.state.gov/secretarv/rm/2011/1l/176999.htm>。
註26:Barack Obama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to U.S. and Australian Service Members”,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17,2011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1/17/remarks-president-obama-us-and-australian-service-memhers>。
註27: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Washington, D.C.: DOD, 2012), p.2.
註28:Thomas G. Mahnken, Dan Blumenthal, Thomas Donnelly, Michael Mazza, Gary J. Schmitt and Andrew Shearer, Asia in the Balance: Transforming US Military Strategy in Asia (Washington, D.C.: AEI, 2012), p.3.
註29:“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Leaders Statement,?Whitehouse, November 12, 2011,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1/12/trans-pacific-partnership-leaders-statement>。
註30:Thomas G. Mahnken, Dan Blumenthal, Thomas Donnelly, Michael Mazza, Gary J. Schmitt and Andrew Shearer, Asia in the Balance: Transforming US Military Strategy in Asia (Washington, D.C.: AEI, 2012), p.3.
註31:秦亞青,〈和平與發展時代的大國關係〉,秦亞青主編,《大國關係與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年),頁25-28。
註32:秦亞青,〈保持和推進大國合作的進程〉,秦亞青主編,《大國關係與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年),頁489-490。
註33:吳兆禮,〈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發展、塑造與趨勢〉,張洁主編,《構建新型大國關係與塑造和平的周邊環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頁3。
註34:蔡素蓉,〈一帶一路 習近平的國際戰略〉,《中央社》,2014年11月3日,<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411030158-1.aspx >。
註35:1947年的「馬歇爾計畫」原名為「歐洲復興計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為戰略考量動用130億美元來援助歐洲重建,以期確保歐洲能夠做為抵擋共產主義蔓延的第一線,它與1944年在布列敦森林會議中決議以美元為世界儲備貨幣,兩者並稱為美國稱霸的關鍵性事件。
註36:社論,〈一帶一路:中國的劇烈轉身〉,聯合新聞網,2014年11月17日,<http://udn.com/NEWS/OPINION/OPI1/ 9070639.shtml>。
註37:中國大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2015年3月28日,中國大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http://www.sdpc.gov.cn/xwzx/xwfb/201503/t20150328_669089.html>。
註38:蔡素蓉,〈一帶一路習近平的國際戰略〉,中央社,2014年11月3日,<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41103 01 58-1.as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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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0:中國銀行,〈亞投行促一帶一路發展〉,中國銀行澳門分行,2015年3月30日,<http://www.bocmacau.com/fimarkets/fm2/fm22/201503/t20150330_4810939.html>。
註41:吳福成,〈中美博弈新熱點:亞投行、FTAAP〉,《海峽評論》,第288期,2014年12月,<http://www.haixiainfo.com.tw/288-9287.html>。
註42:明報,〈亞太自貿區暗戰中國挫美勝出〉,明報加東網,2014年11月12日,<http://www.mingpaocanada.com/Tor/htm/News/20141112/taa1_r.htm>。
註43:唐君豪,〈亞太自由貿易區之最新發展與困境〉,《經貿法訊》,第170期,2014年12月25日,頁22-23。
註44:陳秀蘭、謝璦竹、盧素梅,〈陸FTAAP路線圖我方表態支持〉,《中時電子報》,2014年11月8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1108000971-260301>。
註45:曹峻,《全球化與中國國家安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頁10。
註46:張士銓、孫碧凡,〈貿易視角下的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劉慧主編,《國家安全藍皮書—中國國家安全研究報告(2014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頁30。
註47:Evan S. Medeiros,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 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09).
註48:林中斌,〈林中斌/亞投行 一帶一路 不戰而主歐亞〉,聯合新聞網,2015年4月21日,< http://udn.com/news/story/73 40/850244>。

公告日期: 2016-11-21

供稿單位: 司令部/督察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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